《资治通鉴》 (李健锋) 《资治通鉴》乃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煌煌巨著。它不仅是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而且是古代战争文学的名著，更是中国传统政治谋略的教科书。不读《资治通鉴》,无以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资治通鉴》编集始末 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巩固自身统治，非常重视修史工作。北宋中期，欧阳修、宋祁等曾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著作。但是，当时尚没有一部贯通古今、合乎要求的通史著作。从《史记》到《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读完一遍，很费时间和精力，而且不容易掌握线索及要领。自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宋代史学蒸蒸日上，始填补了史学领域的这一空白。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历官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判礼部。未几，同知谏院，进知制诰，改天章阁待制。英宗立，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继位，为翰林学士。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以反对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从此不预朝政，居洛十五年，专修《资治通鉴》。哲宋继位，起用为相，尽去新法。当时之人，称其有旋转乾坤之功。以元佑元年九月病卒，年68岁。所著书有《文集》80卷，《资治通鉴》294卷，《考异》30卷，《稽古录》20卷，及其他著述10余种。司马光自幼就爱好历史，出仕以后仍治史不懈。为了弥补《史记》以后无通史的缺憾，立志要编写一部简明厄要的著作，把有关国家盛衰、民生休戚的一些大事都写进去，对于“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的历史事实，更加注意网罗。嘉佑时他曾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言。”（《通鉴外记·后序》）但是由于私人的力量有限，所以这一巨大规模的工作，没有一下子全面展开。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将自己编写的从战国到秦二世的《通志》8卷进呈英宗，得到赞赏和鼓励，并命设置书局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要他再编《历代君臣事迹》。遂于治平二年（1065年）设书局于崇文院，并给以自选助手，借阅龙阁、天章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书籍，赐御府笔墨、缯及果饵钱等优待条件，就开始编纂起来。神宗继位，认为《历代君臣事迹》一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赐名《资治通鉴》，并为之预先做了一篇序。此后，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法退居洛阳，又以书局自随，全力编著，到元丰七年全部完成，上呈皇帝。司马光因之升为资政殿学士。这部书先叫做《通志》，后叫《历代君臣事迹》，最后定名《资治通鉴》，从治平二年开始到全书编集完成，共花了19年的时间。 《资治通鉴》史学举隅 《资治通鉴》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60年的1362年史事，从战国到五代的兴衰存亡，按年编次，根据史事的发生、发展、了结的过程，分先后层次叙述，时间概念清楚。特别是汉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事，头绪纷繁，以时间先后为序，年经国纬，显得井井有条。这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空前的巨著。《资治通鉴》的取材极为广泛，举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无不广收博采，正如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所说：“其在正史外，……唐以来稗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文献通考·经籍考》）司马光自己也说：“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进资治通鉴表》）《资治通鉴》的写作，先参考了宋朝宫廷藏书，宋神宗又“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宋史·司马光传》）由于参考资料极其丰富，往往一件事用三四处材料综合写成，内容充实，天文地理、礼乐历数，无不详备。编著《资治通鉴》的方法，分工合作，十分严密。司马光始终以书局自随，自治平二年起，即选定范祖禹、刘颁、刘恕和司马康为同修官，他们分工由刘颁担任周、秦、两汉一段，刘恕担任三国、南北朝到隋一段，范祖禹担任唐及五代一段，司马康担任文字检阅工作。他们先收集材料，由司马光根据材料写出提纲，再把大量的材料按照时间裁剪排比，勒成长编，最后由司马光修订润色定稿。据说《资治通鉴》成书后，它留存在洛阳的底稿有两大屋之多，有人查阅其中数百卷，未发现一字草书。范祖禹写《唐纪》600卷，经司马光删定为80卷，言必有据，文字精练，条理清晰，功力极深。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是要借鉴于历史，教帝王以巩固统治之术。司马光自己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又说：“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改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史只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毕矣。”（《进资通鉴表》）把史书的修撰和直接的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资治通鉴》是少见的成功典范，宋神宗赞扬它是“典型之总会，册牍之渊林”。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的书法甚为严密整饬。张煦侯先生曾经在《通鉴学》中做过精彩的总结——“欲观《通鉴》史学，当区为五事言之：一曰《春秋》之意；二曰《左传》之法；三曰‘儒家’之旨；四曰本朝之背景；五曰著者之特见。”那么什么是《春秋》之意呢？所谓《春秋》之意，乃有为而作，就是如上文所言：“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也就是通过史事的叙述，给皇帝提供一个原原本本的道德教科书。什么是《左传》之法？就是尊崇《左传》，以编年纪事为史记之正法，讲究叙事技巧。什么是“儒家”之旨？就是“是非不谬于圣人”。“凡一事稍含政治手段，出以权奇之道，虽然取济一时，亦认为不可训。”“凡君主虽贤明之甚，苟有一事为善政之累，一行为祸乱之萌，必著其失而深责之。”“凡其才虽甚可用，其行事虽是以匡时，但其人得罪名教，行止有亏，温公必所不与。”“凡君相举措，有足以厚风俗成教化者，必深嘉之；其坏礼制，背经术者，则深惜之。”也就是通过树立正统，增史笔之尊严，树人伦之标准。而所谓“本朝之标准”，是以《资治通鉴》的编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批判王安石的变法改革运动。“著者之特见”，也有具体内容：“一曰不别正闰；二曰不信虚诞；三曰不书奇节；四曰不载文人”等等。总之，《资治通鉴》的数百万言，通过精密的构思和严整的写作，形成了由史例、史识、史料、史义所构成的庞大学术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代典型。 《资治通鉴》文化价值 《资治通鉴》在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继《通鉴》兴起，在史料上讲，有续编，有注释，有考证，有简编；在体裁上讲，有纲目体，有记事本未体，这些都是在《通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对《资治通鉴》一书的研究成为一项专门学问，即所谓“通鉴学”。宋代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将所载地名，一一考其异同沿革，叙述历代军事据点，要言不烦。朱熹根据《通鉴》，提纲挈领，编成《资治通鉴纲目》，每条以提要为纲，叙述为目，新创“纲目体”史书。宋末元初，胡三省花了三十年，为《资治通鉴》作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后，不少人以毕生精力对《资治通鉴》进行校勘辨正、注释，使“通鉴学”的研究日益繁荣。但是，《资治通鉴》的文化价值不仅在其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光辉标志，而是另有深意所在。中国历史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但是儒家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主要是古典古代文明的结晶，因此它的局限性很大，如何在经权之间进行取舍，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的是从历史之中吸取智慧。正如胡三省的《新注资治通鉴序》所说：“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西哲弗兰西斯·培根云：“读史可以明智。”此说在东方古代史家的论述中得到共鸣——“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这些话，看似夸大，实则根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由于历史发展的顽固延续性和政治运作的治乱循环，人们很难在理论阐释和完整的方案中获得生存的智慧，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都必须从极为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历史演进中去把握脉络，认识规律，获得真正的聪明智慧和扭转乾坤的力量。《资治通鉴》的史学是一种现实政治智慧之学，但它不是自欺之人的影射史学，而是扎根于现实主义思想土壤之上的大智大勇。至于其精彩纷呈的文学价值，那就又当别论了。 思考题： 1《资治通鉴》反映的政治思想有否现实意义？试结合近代伟人的读书生活加以分析。2《资治通鉴》的战争描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何价值和意义？ 推荐阅读书目： 1《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2《通鉴学》，张煦侯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修订本3《资治通鉴选》，王仲荦著，中华书局1965年版4《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张舜徽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