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梁光华教授
古代避讳之文化习俗
及其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由于
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存在,所以存
有许许多多的避讳规定,从而形成了
我国古代特有的避讳文化习俗。
什么叫“避讳”呢?古代社会的
人对于君父尊亲的名字,不能直接
说出和写出,必须采用各种方法来
加以回避,这就叫做避讳。
我国古代避讳的文化习俗起源于周
代。, 左传 ·桓公六年, 云:“周人以讳
事神;名,终将讳之。”
唐人孔颖达疏证说:“自殷以往未
有讳法。讳始于周。”
今人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亦曰:
“周人以讳事神,明殷商无避讳之礼俗。
以讳事神者,生时不讳,死然后讳之。”
,春秋公羊传 ·闵公元年, 曰:
,,春秋,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
者讳。”
,礼记 ·曲礼上,,“卒哭乃讳。礼
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
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
君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 诗,,
,书, 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夫
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妇讳不
出门。大功小功不讳。入竟而问禁,入
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汉郑玄在“二名不偏讳”之下注曰:
“为其难辟 (避 )也。嫌名谓音声相近,
若禹与雨,丘与区也。偏,谓二名不一
一讳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
称‘徵’,言‘徵’不称‘在’。”
郑氏在“君无私讳”之下注云:
“谓臣言于君前不辟 (避 )家讳,尊无
二。”郑氏又在“入门而问讳”之下注
曰:“皆为敬主人也。禁谓政教,俗谓
常所行与所恶也。国,城中也。”
唐人孔颖达进一步疏证曰:“竟,界
首也。禁谓国中政教所忌,凡至境界,当
先访问主国何所禁也。俗谓常所行也。入
主人之城内亦先问风俗常行也。讳,主人
祖先君主名,宜先知之,欲为避之也。”
可见我国古代避讳的文化习俗是
源远流长的,上至国君皇帝,下至
臣民百姓,都非常讲究、尊从避讳
之俗。
一般说来,唐初以前的避讳文化习俗略
宽,多尊从“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之
俗。例如唐朝注解家陆德明在其, 礼记音
义 ·曲礼上,,礼不讳嫌名,之下注曰:“汉和
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陈思王
,诗, 云:‘脩阪造云日。’是不讳嫌名。”
,后汉书 ·郭泰传, 改写作, 后
汉书 ·郭太传, 。唐章怀太子李贤对
此注曰:“范晔父名泰,故改为此
‘太’。郑公业之名亦同也。”
这也是不避嫌名讳之例。
唐武德九年 (626)尚有“其官号人名
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
续者并不须避”之令,所以朝臣有虞世
南、官衙有民部,并不避讳而改。
然而到了唐高宗李治即位以后,不仅
兼讳“二名”,而且避讳“嫌名”。官
衙之“民部”改作“户部”。世,或改
为“代”,或改为“系”,且从“世”
之字亦改之。
民,或改为“人”,或改为
“氓”。此皆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
名讳而改字也。自此以后,避嫌名、
讳二名之风日盛。
唐朝大诗人李贺之父名为肃晋,
因“晋”与“进”同音,犯了“嫌
名”之讳,所以李贺因此而不能参
加“进士”科举考试。
,唐律, 规定:“犯讳者徒刑三
年。”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
各代,避讳之俗之制,日加森严。
不胜枚举。
由于我国古代社会是漫长的,各
个不同的朝代有各自不同的避讳规
定和避讳方法,所以避讳在各个不
同的朝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这些不同的避讳表现形式保留在
古籍文献资料上,也就构成了不同
朝代政治制度、文化意识、文献资
料的写作或刻印年代、语音演变、
风俗习惯等等的特殊标志。
避讳文化习俗本是古代等级观念、
等级制度的产物,表现在汉语典籍
上,容易造成文字表达上的混乱,
是消极的,必须加以否定。
但是,如果我们能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它,并利用它在历
史文献资料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来为我们
的学术研究服务,变消极为积极,那将
是有价值的 。

我国古代社会尊卑上下等级制度十
分森严,凡遇到君父尊亲的名字,均须
避讳不言。一般地说,古代避讳文化习
俗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改字,
一是缺字,一是缺笔。
其中,改字之避讳法又分为改用同
义字和改用同音字两种形式。下面,我
们分别举出这几种避讳表现形式的一些
例子,然后再在第三部分中总起来讨论
它们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一 )改字之避讳例
(1)用同义字代替避讳本字。如:
汉高祖名叫刘邦。汉代人避高祖名讳,凡
遇“邦”字都一律改作“国”字。荀悦, 汉纪,
云:“讳邦之字曰国。”, 论语 ·微子,,“何
必去父母之邦。”汉石经残碑改写作“何必去
父母之国”。
汉景帝名叫刘启。汉代人避景帝
名讳,改“启”为“开”。例如
,史记, 把“微子启”改作“微子
开”。, 汉书, 把“启母石”改作
“开母石”。
隋炀帝名叫杨广。隋代人避炀
帝名讳,遇“广”字便改作“博”
字。例如隋人曹宪为, 广雅, 作音
释,把, 广雅, 的书名改作, 博
雅, 。
唐太宗名叫李世民。唐代史书为
避太宗之名讳,“世”改作“代”,
“民”改作“人”,文人作品也不
例外。
例如唐人柳宗元的, 封建论, 把“三
世”改作“三代”;在“生民”、“万
民”、“叛民”、“民怨”、“乱民”
等应出现“民”字的词语中,均把“民”
字改作“人”字。柳氏的, 捕蛇者说,
把“民风”改写作“人风”。
,宋史 ·韩维传, 中的韩维,字持国,
而宋人司马光在其, 传家集 )中标“持国”
为“秉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司马
光之父名池,为避父亲的嫌名,他只好
用“秉”代替“持”。
(2)用同音字代替避讳本字。如:
秦始皇名讳政。“正月”的“正”字
与秦始皇的名讳“政”字同音,于是秦人
把“正月”的“正” (去声 )改读为
“征” (平声 ),或者用同义字“端”来代替
“正”。汉代沿用秦讳,如, 史记 ·年表,
把“正月”改作“端月”。
荀子,名荀卿。汉代为避汉宣帝刘洵名讳,
改“荀卿”为“孙卿”。
司马迁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司马迁写, 史
记,,为避父亲名讳,凡遇“谈”字,均用同音
字“同”来代替。如在, 赵世家, 中改“张孟谈”
为“张孟同”,在, 佞幸列传, 中改“赵谈”为
“赵同”。
唐万年人韦皋,其父名贲 (彼义切 )。, 新唐
书 ·韦皋传, 有这样一段记载:“皋兄聿,迁秘
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秘书郎”的
“秘” (兵媚切 ),与其父名“贲”古同音,犯了
嫌名之讳,故改任太子司议郎。
苏轼祖父名序。苏轼为人作序,为避祖父名
讳,改“序”作“叙”。
(二 )缺字之避讳例
古代典籍中有需要避讳的字,另一种
避讳办法是空出其字不写,或用“讳”
字,或用“上讳”、“御名”、“太上
御名”,或用空格,”等形式来代替
所要避讳的字。
例如:
东汉许慎撰, 说文解字,,在
,禾部, 的“秀”字之下不解释其
字义,仅注明“上讳”二字,这是
为了回避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名讳。
南朝宋武康人沈约修撰, 宋书,,
为避南朝宋武帝刘裕之名讳,在称刘
裕之名时,写作“刘,,或写作
“刘讳”。
南宋高宗名赵构。在南宋高宗时
代及其整个南宋时代刻写的书籍,
为了避宋高宗之名讳,凡遇“构”
字,就用缺字的办法来回避。
例如: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小字本, 通鉴纪事
本末, 残册,对北宋历代皇帝的讳字都缺
末笔以避讳,而且在南宋高宗之名讳“构”
字之下注明“太上御名”四小字,在南宋
孝宗“昚” (shèn)字之下注明“御名”二
小字。
(三 )缺笔之避讳例
缺笔避讳的办法,是在唐代才开
始出现的。即在典籍文献中遇到需要
避讳的字,则缺写原字最后一笔或两
笔,表示不成字,是隐讳之意。
例如:
唐代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之
名讳,除了使用上面说的改字的办
法之外,另一种办法是用缺笔的办
法来避讳。例如唐代典籍把“世”
字缺笔写作,”。
宋代仁宗赵祯的母后刘太后之父名叫
刘通。刘太后为人专横,她要全国人给
她的父亲避讳。如当时刻印的, 齐民要
术, 一书,现藏于日本的高山寺中,该
书中的“通”字,一律缺末笔。
明熹宗名叫由校。明末刻字,
“由校”二字兼讳。“校”改刻作
“较”,“由”字缺末笔。例如明
代江苏常熟人毛晋的汲古阁刻本
,十三经,,遇“由”字都缺笔刻
作,”。
御制, 康熙字典, 和清人阮元主持
刻印的, 十三经注疏, 等清代典籍,为
避康熙皇帝玄烨之名讳,均把“玄”字
缺笔写作,”,且“炫弦眩絃”等字
须缺末笔;“燁”字也须缺末笔。

上一节中简单地列举了“改字、
缺字、缺笔”三种避讳的例子,下
面我们来简要分析这三种古代避讳
文化习俗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第一,古代避讳习俗可以用来为研
究古代语音服务。这主要表现在用同
音字代替避讳本字和避嫌名两种避讳
方式上。
例如:
古音学界现在对上古音声调的研
究分歧很大,迄无定说。
譬如顾炎武主张上古有平上去
入四声。江永、江有浩也主张上古
音有四声。而段玉裁则认为上古音
没有去声,只有平、上、入三声。
黄侃认为上古音只有平、入二
声。王力则主张平、入二声各分长
短,即有长平、短平、长入、短入
四声,不赞成上古有去声说。周祖
谟、朱星、李新魁均主张上古音有
平上去入四声。
秦代人为避秦始皇嬴政之“政”字嫌名,
把“正月”的“正”由去声改读为平声
“征”。笔者认为这一字调的改读,很有学
术研究价值。它证明在上古音中,平声调和
去声调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调
类。如果不是这样,秦代人就不会为避“政”
字嫌名而改读“正”字的字调了。
清人杭世骏在其, 订 类编, 卷三中也有
这样的观点:“正,秦始皇讳政,以‘正月’
为‘征’。, 月令, 呼正月作平声,犹沿秦讳,
宜作去声。”因此,笔者认为,秦汉人把“正”
由去声改读为平声的避讳改读法,为主张上古
音有去声调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
又例如,
在现代汉语中,“孙”读 sūn,
“荀”读 xún,二字不同音;在中古音
中,“孙”为心母魂韵合口一等字,
“思浑切”。“荀”则为心母淳韵三等
字,“相伦切”,此二字也不同音。
而在上古音中,“孙、荀”二字
则是同音字,都是心母文部字。所
以在只避本字,不避嫌名的汉代,
“荀卿”可以改为“孙卿”,以避
汉宣帝刘洵的名讳。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上古音的文部韵
在汉代仍然是一个独立的韵部,尚未分化
演变为合口一等魂韵和合口三等淳韵。
“孙、荀”二字在中古以后改变了读音,
这是上古音向中古音发展演变的结果。
我们再来分析第二节中的两个例
子:韦聿升迁秘书郎,因“秘”字
犯其父名“贲” (彼义切 )字之嫌名讳,
所以改任太子司议郎。
北宋的司马光为避其父名“池”
字嫌名讳,把与“池”字同音的
“持”字改作“秉”。这两个因犯
嫌名讳而改字的避讳例说明了什么
问题呢?
查, 广韵,,我们发现“秘”和“贲”、
“池”和“持”在唐宋以前是分属于不同的
韵部的。“秘”为兵媚切,属于至韵,“贲”
为彼义切,属于寘韵。至韵与寘韵分别是脂
韵和支韵的去声韵。韦聿既然因为“秘”字
犯了父名“贲”字嫌名讳而改任他职,这说
明脂韵和支韵在唐朝时已经没有区别,读音
完全相同了。
“池”为直离切,属于支韵;
“持”为直之切,属于之韵。司马
光既然因为“持、池”同音而避讳
改字,这说明支、之两韵在北宋时
代也已经没有区别了。
总起来分析,“秘”和“贲”、
“池”和“持”这两个因避嫌名讳
而改字的例子,说明中古音的“之
支脂”三韵发展演变到唐宋时期,
已经读为同音,没有单独分韵的必
要了。
笔者根据嫌名避讳例所分析出的这个
结论,与北宋初年产生的著名的“平水韵”
把中古音的“之支脂”三韵合并为“支”
韵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说利用
古代避讳之文化习俗,可以为研究古代语
音服务。
第二、古代避讳之文化习俗可以帮助鉴
别古代汉语中的同义词。这主要从用同义字
代替避讳本字的改字避讳方法中表现出来。
例如:
为回避秦始皇名讳“政”字同音的“正”
字,秦代人用“端”字来代替。汉沿秦讳,
例如, 史记 ·年表, 把“正月”改作“端月”。
“端’’之所以能代替“正”,是
因为“端”与“正”在“开头”或
“合乎一定标准”等意义上是同义词。
郑玄在, 礼记 ·曲礼下, 注曰:“端,
正也。”, 广雅 ·释诂,,“端,正
也。”“端正”后来组成了一个并列
式的双音词。
为避汉高祖刘邦名讳,汉石经残碑
把“邦”改为“国”。“邦”与“国”
在指国家这一意义上是同义词。, 说
文 ·邑部, 曰:“邦,国也。”, 周
礼 ·大宰, 有例云:“大宰掌邦之大典,
以佐王治邦国。”“邦国”为同义连用。
汉代人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把
“庄助”改作“严助”,把“庄子”
改成“严子”,是因为“庄”和
“严”在“严肃、端庄”这个意义
上是同义词。, 史记索隐, 注云:
“庄者,严也。”
隋人曹宪之所以能把, 广雅, 更名为
,博雅,,就是因为“广”和“博”是同
义词。张揖, 广雅 ·释诂, 云:“广,博
也。”在表示“宽阔、范围大”的意义上,
“广博”后来构成了一个并列式的双音词。
“启”能改作“开”,“世”能
改作“代”,“民”能改作“人”,
“持”能改作“秉”,都是因为它
们在汉语中互为同义词的缘故。
分析、比较同义词代替避讳本字
的避讳例,可以帮助我们考察鉴别
古代汉语一部分同义词的异同关系,
这在汉语构词法和汉语词汇史研究
中是很有用处的。
例如:现代汉语的“端正”、“庄
严”、“开启”、“广博”、“世代”、
“人民”等双音词,都是分别由古代的两
个意义相同的单音词合并而成的并列式双
音合成词。古代汉语的单音词发展演变为
现代汉语的双音词,从用同义字代替避讳
本字的避讳用法中也可以窥见其一斑。
第三、我国古代各个不同的朝代有
各自不同的避讳规定。
这些不同的避讳规定反映、保留在古籍
文献资料中,也就构成了不同朝代政治制度、
文化意识、语言演变、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特
殊标志。因此,利用“改字、缺字、缺笔”
这三种避讳表现形式,后人可以用来考求、
印证某一古籍文献资料的写作或刻印年代。
例如:汉代为回避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
名讳,遇“邦”字都改作“国”字。这个避讳
之俗只适用于汉代。汉以前或汉以后的人撰文
和说话,并不避讳“邦”字,由此我们可以考
定凡改“邦”字为“国”字的古籍文献资料一
定是汉代的。隋朝人曹宪把, 广雅, 改为, 博
雅,,这是为回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而改字的。
许慎的, 说文解字, 在“秀”字之下不写
出释语,仅注明“上讳”二字。后人便可藉此
而考定许慎写作, 说文, 的时代,一定是在东
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东汉时期,而绝不会在这
之前。经考证,学术界现在一般认为许慎的
,说文, 成书于东汉光武帝之后的汉和帝永元
十二年,即公元 100年。
这种避讳之俗也只能在隋炀帝至隋
恭帝短短的十二年时间 (即 605-617)中适
用。这之前和之后的古籍文献资料都不
避讳“广”字。由此,人们可以考定因
避讳把“广”字改为“博”字的古籍文
献资料,一定是隋炀帝至隋恭帝时代的。
又例如,
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小字本,,通鉴
纪事本末, 残册,对北宋历代皇帝的讳
字,如“玄、悬、朗、浪、沟、媾、援”
等字,都缺末笔
而且还在南宋高宗之名讳“构”字
之下注明“太上御名”四小字,在南宋
孝宗之名讳“昚” (shèn)字之下注明
“御名”二小字。由此,后世学人可以
肯定这个残册是南宋的刻本。这个结论
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缺笔避讳在考求古籍文献资料的写
作或刻印年代中的作用,除了上举之例
外,笔者还想举一例来加以说明。例如:
学术界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字, 的最早写本 ——,唐写本
说文木部残卷,,是由晚清著名学者莫
友芝 (贵州独山人 )1861年在安徽安庆发
现并鉴定的。
莫友芝考定这个写本为中唐穆宗
时期的写本,除了写本的纸质系唐
代的“硬黄”纸和“篆体似美源神
泉诗碑,楷书似唐写佛经小铭志”
这两个证据之外,另一个铁证是这
个写本的缺笔避讳字。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周祖谟先生在其
,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 中肯定莫氏的结
论说:“其中 (指莫氏鉴定的, 唐本说文
木部残卷, )‘栝、恒、,三字皆缺末笔,
‘栝’避德宗嫌名,‘恒’避穆宗讳,是
以莫氏定为中唐人所书。”
莫友芝利用“栝恒,三字缺末
笔避讳的铁证,考定, 唐写本说文
木部残卷, 为中唐穆宗时期写本的
结论,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公认。
由此可见,利用古代避讳之文化
习俗的特殊标志来考求古籍文献资
料的写作或刻印年代确实是一个颇
有价值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