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事申论资料：半月谈2007年专题报道汇编

半月谈2007年专题报道汇编
2007年第一期专题报道编者按：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体系，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这10个试点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目前试点调查和核算工作基本完成，进入专家验收评审阶段。
这次试点具有开创性、先导性。通过试点，检验了绿色GDP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可行性，完善了核算框架和技术方法，并为全国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积累了人才、资料、经验。
建立绿色GDP是一项长期的、跨部门合作、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这次试点克服重重困难，可以说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试点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矛盾。
绿色GDP从概念走向应用，试点地区在全国先行一步，其经验、探索和存在的困难无疑对其他地方有重要借鉴意义。本刊记者分赴试点地区，采撷到试点过程中的第一手信息并与大家分享，旨在推动这一工作。
绿色GDP试点迈出可喜一步本刊记者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倒逼地方“主动”试点

浙江主动要求参与试点的过程很有代表性。
朱天福，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浙江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经过。
对于这次试点，浙江是“主动要求的”，因为浙江的资源承载能力实在有限。朱天福首先向记者细数起浙江的“家底”。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GDP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耕地减少、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代价。
对此，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有精彩的归纳，“粗放型增长模式所引发的诸多资源、环境问题，正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把浙江压迫到了一个节点位置。”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多次表示，浙江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如存量土地减少、水荒等；而在这个相对高的基数上，期待经济保持高增长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制约。
因此，当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10月联合印发《关于征集开展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试点省市的通知》后，浙江马上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省委、省政府指示要积极参加试点。2004年11月22日，浙江省环保局和浙江省统计局联合向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提出申请，随即得到了批准。2005年3月，浙江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地方领导重视，是试点得以顺利开展的强有力保障。在组织方面，辽宁等大部分试点地区，直接由主管副省长或市长牵头领导，同时充分吸收牵头部门参与核算试点工作。浙江等一些省还在省域范围内选择城市进行试点，为下一步全面推开绿色GDP核算提供试点经验。
先易后难，重点突破

完整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至少应该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５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２大项环境退化成本。受基础数据和技术条件所限，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而此次仅核算了其中10项。
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探索绿色GDP核算的一个有益启示是———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切入，从一个局部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一个更全面的信息和分析材料。比如，芬兰的木材和林木产品实物流量的核算、法国的水资源核算、挪威的能源核算等等，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打开突破口。
对于这次试点，有关省市均充分考虑了自己的现实状况，都有各自的侧重点。这一特点，在浙江体现得尤为明显。
浙江的关注点在生产领域。记者注意到，浙江调查项目与调查样本的确定主要考虑三大原则，其中两个明确提到“浙江实际”。浙江除了尽量按国家要求的试点项目进行调查，满足国家课题研究资料需要外，就是根据浙江特点，选择优先领域，突出重点，并扩大调查样本，力求对浙江研究具有代表性。
这具体体现在浙江选择的6个试点项目上。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所长谭湘萍分析说，目前绿色GDP核算体系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存在着相当多的技术上的困难。有鉴于此，浙江最终选择的是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项目调查、污染引起的家庭清洁和劳务费用增加调查、生活用洁净水替代成本调查和统计分析、工业用水额外处理手段和设施成本案例调查、固体废物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以及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调查评估等6项。
浙江此次试点对象仅选取了生态环境领域的“三废”，即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并没有涉及耕地、矿物、森林等资源，生态破坏等内容。“毕竟，对于浙江来说，‘三废’污染的重点在生产领域。这是目前社会最关注、最迫切的领域。”朱天福认为，浙江省进行的只是局部的绿色GDP研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绿色GDP，最多只能称之为“浅绿色”GDP。
四川省首次调查了全省所有工业污染源，并依据调查数据建立工业污染源统计动态数据库，为四川绿色GDP试点及排污交易制度等提供较真实全面的第一手数据。　
而重庆市则首先把水和环境纳入了绿色GDP核算的研究。这是因为：重庆市作为老工业基地，工业是支柱产业，由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对重庆环境的影响较大。同时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三峡库区有78.9％的区县在重庆境内，水资源对重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专家分析说，由于区域资源环境要素的差异，绿色GDP的核算不能搞一刀切，必须因地制宜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
架构立体“火力网”，配套政策也跟上

推行绿色GDP试点工作，必须有一系列政策、法律、规划等与之相呼应，形成一个立体“火力网”。记者了解到，这种“火力网”目前正在迅速形成当中。
四川省2006年制定出台了《四川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建设“生态四川”。与绿色GDP相似，《纲要》也设计了一系列考核指标，包括环保产业占GDP比重、森林覆盖率、退化土地恢复率、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主要河流年水消耗率、地下水超采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降水PH值、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旅游区环境达标率等等，并确定了计算方法，指定了数据来源单位。
,纲要》将四川省划分为成都平原、盆地丘陵、盆周山地等７个生态建设区，分别开列出优先、限制、禁止的产业。例如，川西北高原是长江、黄河的重要水源地，规划大力发展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有机食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合理发展畜牧产业及相关产业链；禁止无序开发水能资源；禁止发展严重破坏沼泽湿地及其水资源涵养功能的产业，禁止侵占湿地开发草场。
另据记者了解，四川一些市、县也专门为保护环境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规，这些法规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例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专门立法规定水电企业必须保证下游河道不断流。
试点意义：不只是为了核减GDP数字

截至目前，10个试点省市都还没有公布核算结果。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绿色GDP核算是一个体系，最后的指标固然重要，但对于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过程也很重要。
试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0个试点地区的积极参与，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试点省市完成了涵盖30%的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以及3万份家庭问卷的调查，调查同时涉及除环保和统计部门以外的卫生、农业、水利、城建、交通等相关部门。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
──搞清污染实物量、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是基础性工作，通过核算，把基础性工作抓起来，为环境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浙江省尽最大可能扩展了样本量，最后确定调查样本单位约4000家。10个试点省市数据一汇总，浙江省有效样本单位是全国最多的，占试点调查总样本单位的21.5％。朱天福兴奋地说，一系列付出为分析浙江环境污染状况、环境治理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核算过程带来许多有用信息，帮助政府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相应的，这些部门、地区将成为治理重点。
辽宁省通过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发现，造纸业是增加值污染扣减指数最高的行业，扣减指数为60多。换句话说，造纸业创造增加值的60％以上需要拿出来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
环境退化成本算起来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核算表明，在辽宁，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是最值得关注的，2004年辽宁省城市大气污染造成不少城市居民过早死亡，约２万人因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住院，1.1万人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由于饮用水污染造成农民癌症死亡人数3189人，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109.83亿元。
辽宁在试点总结报告中特别写到，“对全省环境退化成本和GDP污染扣减指数有一个初步测算，对各行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第一次有了透彻的了解，第一次获得了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价值数据。”
———深入开掘绿色GDP核算的过程和结果，为环境税收、生态补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四川省环保局副局长隋川成介绍说，环保部门通过对水、废气的损失初步核算，算出四川省应用治理成本高达121亿元，占当年GDP的2％左右，而实际治理成本才14亿多元。
淡化单纯经济增长指标，增加一系列与绿色GDP相关的环保指标，日渐成为一些地方干部考核制度呈现的新气象。浙江省委组织部此前刚刚确定的26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中，新增加了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万元GDP能耗及降低率、万元GDP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指标，用政绩考核的杠杆改变官员片面追求GDP的理念。
,开展绿色GDP核算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最后的那个绿色GDP值。试点只是起点。”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个观点，环境价值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科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求证去伪的过程，对这项工作不能期望一步到位。他说，试点工作不能等到所有理论都完善、所有方法都天衣无缝了再开始。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政策是：“鉴于中国当前环境与资源的严峻形势，无论有多大困难，绿色GDP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
绿色GDP待闯三道关本刊记者
试点之前，有人说绿色GDP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面临无数难关。
10省市的试点，虽然只是推行绿色GDP长征中的一小步，但却迈出了从理想到现实的一大步。
试点不只是探索、创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是试点的目的。10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遭遇的困惑、困难、困境，对绿色GDP的未来更具启示意义。
困惑：不应该敏感的绿色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10省市试点情况，恰遇各省“谈绿色变”的敏感期。某媒体“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的报道，把试点省市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样一来，记者到相关部门的采访要求，有的被婉拒，有的被敷衍。
公允地讲，试点省市至少不应该是首先被批评的对象。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设想在全国各地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不参加或者“只做不说”，暗含这样一个信息：绿色GDP在有些地方并未得到完全认同。
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要随之改变，同时由于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也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目前，许多地方仍然唯GDP至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要进行绿色GDP核算，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做不做”的问题上，有些地方由于观念陈旧选择了放弃。而试点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遇到了“心魔”。地方统计部门普遍反映，由于对环境业务不熟悉而“感到无从下手”、“感到任务不明确”。由于调查统计工作琐碎、繁难，一些地方工作人员感叹：课题中最为繁重和基础工作的调查由我们地方来做，我们提供基础数据，国家课题组则计算这些数据。
国家环保总局一位领导对地方在试点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从好奇到怀疑、从期望到失望、从信心百倍到赶快交差。
目前，各试点省市的核算工作已经结束，正在接受国家课题组的验收。有媒体报道，有的试点省已经表态“初步决定不参加验收”。而核算的具体结果，到目前为止，10个试点省市还没有一家公开发布。
关于没有发布的原因，试点省市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公布数字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经过核算，某某年GDP的5％要扣除掉’，这个数字能说明什么呢？”二是对于公布结果有顾虑。认为当我们把一个新砝码加进去的时候，在看到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负面效果。在污染损失评价中，人为操纵的空间过大，一些地方官可能会为了出政绩，既不专心抓发展，也不专心抓环保，而是跑到评估单位“攻关”去了，绿色GDP的执行结果可能出现偏差。
困难：事非经过不知难

其实，在绿色GDP试点之前，有许多困难是可以预料到的，比如理论不完善、没有可借鉴经验、数据不全、资源环境难以估价等等。即使国家课题组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在地方具体试点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还是不断摆在面前等待解决。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此次试点工作，其经费来源是中央和地方各自筹集、各自负担。国家课题组估算地方核算经费大约在100万元~160万元之间，在试点过程中，落实经费成为开展核算工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朱天福说，国家课题组的预算编制是一份标准的学术课题的经费预算模式，都是些“劳务费、交通通信费、印刷复印费”，并没有考虑到试点调查过程中的实际难处。由于财政厅对绿色GDP核算这个新生事物不了解，只拨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仅够省一级的，下面经费还得自行筹备。目前，一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再参加2007年的试点工作，其理由正是“经费不足”。
对于绿色GDP核算而言，取得真实、详细的数据是最基础的工作，遇到的难题也最多。“拿到一个数据很不容易，即使是环保部门下面的监测站，我们去拿数据也要做很多协商工作，按说这些数据都应是公开的。”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感叹道。
辽宁在试点过程中反映，由于绿色GDP的基础支撑数据还不完善，难以满足调查和核算需要。比如大气健康和水农业调查的数据没有达到设想要求，对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带来很大难度，个别指标只是在省级层面，不能分解到各市，也影响了核算的质量。
大量需要直接测量的原始数据采集难度更大。一些调查方案不够细化或者过于完美，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对地方调查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由于“难度很大或者设计比较偏向理想化”等因素，浙江最终没有开展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水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等3个项目。
,打个比方说吧，建筑类型调查即便仅在杭州进行，按照1％的样本量，大致就需要调查人员数清楚20个小区的每一个窗户、墙面等；再如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建立起模型至少需要搜集到一些医疗机构近10年的档案资料，难度可以想象。”朱天福说。
各省在试点过程遇到的另一普遍性问题是人才问题。由于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环保领域的问题比较陌生，实际工作中感到难度很大。为此，国家课题组先后对地方工作人员进行了三次技术培训。王金南形容这个过程是“边培训、边核算、边总结、边提高”。另外，由于地方统计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人手不够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困境：绿色GDP不能“孤军取胜”
环保是一项大战略，绿色GDP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要发挥作用不能“孤军取胜”。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开展绿色GDP核算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推动。”
绿色GDP核算的相关制度建设对保证核算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而现实中，绿色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亟待建立的相关制度包括：资源环境统计制度、相关标准法规制度、核算工作制度，以及研究如何利用绿色GDP核算过程和结果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如环境税收、环境补偿，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
绿色GDP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环境、海洋、农业、卫生、建设、统计等多个部门，因此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合作得好，可以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合作不好，难免相互掣肘，工作就难以开展。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就曾遇到环保与统计两个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
绿色核算不是目的，不是通过绿色核算就可以实现科学发展，还有大量实实在在工作需要做。微观上，要提高公民参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程度，对企业经营活动要有一个资源环境评估，提倡循环经济模式，限制破坏性生产。宏观上，绿色核算的数据和信息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为区域发展重新定位，为产业调整、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技术支撑。莰
（专题策划、编辑：颜彦、秦交锋 /采写：傅丕毅 张非非 田刚 岳德亮 陈孟阳 张淼淼 邹兰 葛如江 马姝瑞 徐旭忠）
2007年第二期专题报道
“煤炭新政”调查报告编者按：
2006年是我国煤炭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从2006年10月起，一场变煤炭资源“无偿划拨”为“有偿使用”的改革在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贵州、陕西等８个煤炭主产省（区）试点推进。试点省（区）开始探索煤炭资源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矿产权改革的序幕已然拉起。
早在两年前，山西省在全国就率先启动煤炭采矿权改革。煤炭资源全面推行有偿化使用，就是要变“双轨”为“单轨”，真正让市场在配置矿产资源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这是煤炭矿产权益的综合改革，也是我国煤炭生产力布局的一次调整。这项工作牵涉面大、利益关系复杂，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可喜的是，在试点地区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改革还是消融了层层坚冰，挺进实质操作阶段。从改革启动较早的试点地区来看，基本上达到了保护煤炭资源、提高行业素质、促进安全生产、方便政府监管的作用。当然，试点工作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解决。
“资源终有价，矿权新归属”，这是一场涉及产权分配的复杂利益调整。这次改革，怎样终结煤炭资源开发中的种种顽疾，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共赢？请看本刊记者从试点地区带来的调查报告。
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本刊记者 王炤坤 储国强 刘军 陈忠华积弊催生“煤炭新政”
2006年9月30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关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
就在方案出台之前的20天，国土资源部委托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举办了一场探矿权拍卖会，以27亿元的高价成功拍卖3处煤炭探矿权，创下全国探矿权单次拍卖成交额最高纪录，为我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试水”描下了浓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笔。
矿产资源的主要特征是其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矿产资源是有价格的，而且出让的方式应当通过市场形成价格，找到受让方。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行政无偿划拨制度，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实行了新增资源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而此前已经出让的庞大矿产资源价值仍然处于“零价格”。由此形成“无偿划拨”和“有偿使用”双轨并存的矿产权配置制度。
一些地方煤炭开采之“乱”，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煤炭开采双轨并存的“乱相”。
除了国有煤矿以外，山西相当多的煤矿所有权、经营权和采矿权归属主体不明晰，而“三权合一”的煤矿更少，多数煤矿处于“三权分离”状态。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省响应国家“有水快流”的号召，开始走大办小煤矿之路。管理最无序的时候，凡是能在县、（地）市煤管部门找一个批文的，都能开煤矿。
记者在晋北煤炭大县左云县了解到，该县几年内在1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竟开了480多座小煤矿，许多小煤矿的井田面积不到0.5平方公里。山西省煤矿总数在最多的时候达9000多个。
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各地中小煤矿的投资主体和所有权性质十分混乱：市、县、乡政府投资的，社会单位投资的，村集体投资的，乡村联营的，社会单位与乡村联营的，军办煤矿移交地方的，外地公司在山西投资办矿的，还有极个别的个人办矿。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煤炭价格掉进低谷。除个别乡村煤矿仍由集体经营以外，多数地方中小煤矿通过承包、租赁、托管、改制等形式，转为个人经营。由于国家产业政策和法规没有明确煤矿是否允许个人投资、经营。不少地方为了绕开这个敏感问题，给个人承包煤矿派出了由政府或集体任命的矿长当法人代表。其职责是在各种证件上挂名，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应付各种检查，实际根本不行使任何管理权；煤矿实际控制者是承包人即矿主，他是投资人也是受益人，是真正的老板，但又不能走到前台。
中小煤矿多年来层层转手，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不断变更，形成了十分复杂的产权关系。这种局面带来以下相互关联的问题：
其一是煤矿经营短期意识和粗放经营方式。由于煤矿投资者和经营者未必是所有者，产业政策又缺乏连续性，大部分经营者抱着“短期干、凑合干”的心理，不愿投资搞技改，生产方式原始落后。
其二，煤炭资源浪费严重。小煤矿的资源回采率只能达到15％至30％，且弃瘦采肥，越层越界开采。
其三，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由于小煤矿安全投入严重欠账，工人不经过培训违规操作，这几年的重特大安全事故90％以上发生在中小煤矿。最近几年，各地重大事故发生后，常常发生矿主逃逸、矿长坐牢、而对死难矿工善后处理由政府“埋单”的尴尬事情。如何对小煤矿实行有效监管成为煤炭产区政府面临的一道棘手难题。
由于煤炭开发秩序混乱，能源产区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地处神府－东胜煤田腹地的上漫赖村，经过多年高强度开采塌陷问题日渐凸现，矿区群众与矿老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2006年两会期间，这一地区千秋煤矿塌陷区的部分农民组织起来拦在煤矿窑口，煤矿被迫停产。3月11日晚上，农民们开始轮流值守。晚上快9点的时候，四五十名矿工在矿主的指使下集合起来，冲向正在“值班”的农民。这一事件中，一位50岁的农妇竟被活活打死。
“资源整合”、“有偿使用”：两个轮子一起推
　 为解决上述问题，早在两年前，山西省在全国率先启动煤炭采矿权改革。
2004年４月，临汾市梁家河煤矿发生重特大爆炸事故，又出现了“无人负责”的情况。这使得山西省下决心推进煤矿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关系，促进采矿权、经营权和所有权合一，探索安全生产、资源节约和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山西省政府通过调研认定，阻碍“三权合一”的关键点在于采矿权，只要确定采矿权向真正的投资人（不是证照上挂名的投资人）或实际经营者靠拢，主要是促成采矿权人与现有经营权人合一，就能逐步理顺煤矿的产权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抓手就是对现有的多、小、散、乱的矿井资源进行整合，全面推行资源有偿使用，重新设定新的采矿权及采矿权主体。
山西省首先在临汾市试点一年。2006年６月，省长于幼军签发政府令颁布《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山西省资源整合的目标是：各市煤矿数量减少30％以上，重点产煤县淘汰年产９万吨以下煤矿，2010年，年产30万吨的矿井要占到90％以上；资源整合中新增资源面积不超过10％，新增生产能力不超过10％；整合后的煤矿全部实现壁式开采，煤矿综合回采率达到60％。资源整合工作由县政府组织国土、煤炭、安监、工商等部门和中介评估单位，进行资源开采实测后，编制规划和方案，由县、市、省逐层上报。
煤炭资源经过整合后，一律实行使用权有偿取得制度。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管处负责人说，新批资源除了优先给国家鼓励的重点产业如煤化工业配套煤炭资源以外，一律实行公开竞价出让。对1998年以前未实行资源有偿使用的煤矿，要按核定的煤炭储量补缴资源价款。
山西省煤管局综合处处长苗还利介绍，目前，全省首批实施煤炭资源整合的60个主要产煤县市中，已有52个县市的方案得到批准，压减矿井比重达到了32.6％。30个非主要产煤县的工作也已经启动。资源整合后的煤矿按照核定后的投资人，在企业组织形式上登记为公司法人，从而也成为变更后新的采矿权主体。由此可望实现投资人（所有权）、经营者（经营权）与采矿权人（采矿权）最大化的一致。
先易后难，改革逐步推开
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涉及煤矿产权归属，事关国家矿产资源保值增值。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试点地区在推进中，把握了这样几个关键点：
———尊重现有产权关系，理顺投资人、经营者和采矿权的利益关系。鼓励通过股份制建立规范的公司。比如，山西在资源价款的收取方式上，对过去通过行政无偿审批方式取得采矿权的国有煤矿，其采矿权价款转为国有资本金；对过去无偿取得的非国有煤矿采矿权，如资源量较多、规模较大的煤矿，在政府与采矿权人和投资人协商同意的基础上，可将采矿权价款全部或部分转为国有资本金，形成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充分考虑到煤炭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价值增值，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山西省规定，对资源量较少、规模较小而且难以整合的煤矿，采取“资源一次划定，分期分段出让，价款随行就市”的办法。同时规定，在整合过程中，年产30万吨以下的不准整合已关闭煤矿和其他空白资源。
———向基层倾斜，为煤矿和矿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留下较充裕的资金。山西省在资源价款的分配比例上规定：按照省、市、县３∶２∶５的比例分配，资源整合中通过公开竞价出让的采矿权价款，按照２∶３∶５分配。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矿管处处长刘书勇说，这个比例充分考虑到了煤矿和矿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县级分成的采矿权价款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对煤矿企业所涉及乡镇、村生态环境治理、发展公益事业，维护农村原有办矿利益，对合法矿井关闭的补偿等等。
“三权合一”带来体制的历史性突破
,缴了资源价款，资源给咱划定，采矿权人也是我们投资人的，这回吃了‘定心丸’，煤矿真正是我们的了！”山西省乡宁县几位个体煤矿主对记者“扬眉吐气”地说，“咱得当自家的光景过！”
由于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和采矿权“三权合一”，煤炭企业在真正意义上成了资源和资产的控制者，解决了“资源归谁采、煤矿归谁开、责任归谁负”等敏感问题。煤炭资源全面推行有偿化使用，就是要变“双轨”为“单轨”，真正让市场在配置矿产资源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山西等试点省份的运行情况看，煤炭资源“有偿化使用”改革与“三年解决小煤矿问题”、“促进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试点”配套推进，将大大优化煤炭行业的生产力布局和生产力水平。同时，这场以煤炭“两权”（探矿、采矿权）改革为发端的矿产权市场化改革将在多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煤炭煤矿产权明晰后，大量中小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成了名副其实的法人代表，这从法律上确立了他们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政府的监管从此可以直达监管对象，不会再被那些“名义矿长”和“挂名法人代表”架空。
———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后，还将从根本上解决掠夺式开采和资源浪费问题，合理开采、珍惜资源成了一些企业的自觉选择。产权敲定大大刺激了小煤矿改革采煤方法的积极性。据记者了解，仅山西临汾市就投入了60亿元进行采煤方法改造，由房柱式向壁式、由炮采向机械综采快速转变。乡宁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刘波说，产权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浪费资源问题，小煤矿回采率提高了一倍多，煤矿开始科学规划、合理开采。
———资源有偿使用还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长期以来十分庞大的矿产资源无价格，产权归属不明确，不能完全进入要素市场。采矿权改革使资源有了价格成为商品，产权有了明确的边界，从而能无障碍地进入市场配置。比如，煤炭“两权”改革突破了过去行政无偿划拨制度下形成的煤炭企业“资源画地为牢，资产无法作价”的困境。不少有识之士苦心构想的“煤炭资源资产化、采矿权利股份化、企业经营集团化”开始变成现实。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局长王守祯说，“煤矿经营集团化势头明显加快”。
试点中三大问题令人关注本刊记者
我国煤炭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试点省区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的进展与成绩令人欣慰。但是与此同时，试点过程中所引发的三方面问题同样令人关注，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关注一：改革方案要科学配套，避免引发后遗症
山西省临汾市是最早进行改革试点的，但其试点进程困难而缓慢。在近两年的试点过程中，由于改革方案不够科学，操作不当引发了很多后遗症。改革试点初期，临汾市在没有对煤矿储量实施详细核查的情况下，仅就采矿许可证上载明的储量收取资源价款，引起了部分矿主不满。不仅如此，急躁冒进的改革还引发了政策“夹生饭”。
2004年，临汾市在采矿权改革方案出台两个多月，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为了促使全市500多座已经停产的煤矿上缴煤炭资源价款，采取了“以小激大”的策略。临汾市向一批小煤矿承诺，只要按照要求进行采煤方法改革，就允许其缴纳价款、明晰产权，发放新的采矿权证。这一举措当然得到了“死里逃生”的小煤矿的积极响应，为了能够在整合中求生，临汾市很多小煤矿投入巨资进行了采煤方法改革。一时间许多小矿踊跃缴纳资源价款，致使缴纳价款的煤矿数量最终突破了当时预计的350家。
如今，因为交了采矿权价款而被“放生”的小煤矿，很多由于达不到山西省出台的整合标准已经面临关闭。临汾市国土资源局矿管科科长杨拽奎说，当初为推进改革所采取的“以小激大”的策略，造成了现在压减关闭小煤矿的难度加大，市政府无法完成省里下达的煤炭资源整合任务。杨拽奎说：“现在如果关闭这些煤矿，不仅事关政府信誉，而且还得赔偿他们的巨额采改费用。”

关注二：八种倾向要避免
由于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牵涉面大，利益关系复杂，因此各地在坚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与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相结合的过程，碰到了很多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亟须解决。
倾向一：生拉硬扯，搞拉郎配式的整合。煤炭资源整合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工作，从方案制订、批复到具体实施，县、市政府层层负责。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政府一厢情愿搞“拉郎配”的问题。
倾向二：小煤矿在整合中逃避关闭。这是一个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山西省2006年入冬以来发生的多起特大矿难，都是那种在国家或省里规定的关停线以下的“小煤矿”。这些不法矿主打通各种关节，虚假核定生产能力，虚假申报资源储量，结果“该死未死”，在资源整合中摇身一变成单独保留煤矿，当地煤炭、国土部门糊里糊涂收了资源有偿使用价款。
倾向三：非法煤矿在整合中“借尸还魂”。还有些证照不全、证照过期或者安全隐患十分严重的煤矿，本来属于关闭之列。在整合过程中，这些小煤矿或者傍大矿成为整合对象，或者动员当地各方利益集团以各种理由参与整合，趁机“借尸还魂”。
倾向四：资源有偿使用中“一女嫁二夫”。煤炭资源的地质分布大都按照地质结构分层次分布，在煤炭埋藏深厚的地方，还存在把同一块煤田的不同层次的资源同时出让给不同的矿产权人，收取资源价款，业内称作“一女嫁二夫”现象。这种现象容易造成越界开采，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倾向五：以小吃大“逆整合”。在一些地方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在执行政策时有些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做详细调查，甚至个别人以权谋私，竟然炮制出“小矿吃掉大矿、旧矿兼并新矿”的整合方案，引起当地人强烈不满。
倾向六：资源整合中一味求大。资源有偿使用是一次煤炭资源重新整合、并小为大的规模化调整。但一些地方不顾实际一味求大，不顾资源条件、运力约束和资本实力，结果导致整合工作被迫中止。晋北某县试图一次性将13座小煤矿整合成一家，结果导致兼并方负债规模过大，准入门槛过高。
倾向七：资源整合变成圈占资源。在资源整合中，要引入大集团等战略投资者，但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集团打着资源整合的名义大面积圈占煤炭资源，拿下资源不开发等着炒卖的现象。
倾向八：在资源整合中盲目追求速度。资源有偿使用和整合工作牵涉利益关系复杂，因此不能盲目求速度、催进度，工作应务求扎实。

关注三：“一次性定价”有隐忧
煤炭资源由行政审批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再到采用竞标、拍卖等方式出让，这是我国煤炭资源管理和配置方式由行政审批向市场化配置的历史性进步，但资源“一次性定价”，缺乏相应的价格调整机制，需引起广泛重视并在实践中加以妥善解决。
山西省煤炭工业局的调研显示，煤炭资源“一次性定价”主要隐藏以下问题。
首先，煤炭资源采矿权获得方式不同，致使煤矿企业利润形成巨大差别，造成了严重不公。以储量１亿吨的无烟煤田为例，2003年，甲煤矿如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当时价款仅为0.2914元／吨，需交价款2914万元；2004年，乙煤矿如同样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采矿权，价款为1.8元／吨，需要缴纳价款1.8亿元；2005年，丙煤矿以有偿出让方式获得同样的1亿吨采矿权，按山西省最新出台的无烟煤价款7.05元／吨标准征收，这家煤矿则需缴纳7.05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其采矿权有偿使用费竟相差数亿元，单是在资源取得环节，就造成了严重不公。
其次，煤炭资源一次性定价出让，致使采矿权人得到了巨大的远期增值收益，相应造成了国家资源出让收入的隐性减少。还是以上述煤种为例，同样是有偿获得，但在3年内价款相差近20倍，体现了煤炭资源的升值特性。考虑到资源的稀缺性、增值性，在该矿井几十年的服务年限内，如资源价款继续增长，采矿权人将继续增加远期收益，相应减少了国家资源价值的收入。
,一次性定价”的出让办法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源的增值性，现行的煤炭资源出让价款，与煤炭资源实际价值背离较远，致使投资者想方设法“跑马圈地”、抢占资源，甚至还出现了“炒煤团”，客观上形成了煤炭资源价值的“隐性流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山西某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看中了一个煤老板控制的煤田，在价格谈判过程中，那位煤老板“狮子大张嘴”，开口就要15亿元，而3年前他获得这块资源时仅花了1亿元。于是，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这块资源在“倒”了一手后，价格坐地狂涨十几倍，受益的是个人，遭受损失的是国家。
由于煤炭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必须加强控制力，加强对煤炭资源有偿使用试点工作的监督和管理，怎样使改革稳步地向纵深推进，是有关主管部门和试点省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采写：王炤坤 陈忠华 储国强 刘军 / 摄影：储国强 / 策划、编辑：颜彦 李力）
2007年第三期专题报道编者按：江苏苏南地区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由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9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阶段，苏南环境一度遭到极大破坏。曾几何时，“村村冒烟，户户点火”、“东西南北中，都是小化工”成为苏南的真实写照，江南水乡的美好画卷化作人们心头的记忆。而今，苏南经济发展已驶入快车道，进入人均GDP 5000美元的阶段。这块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沃土，在环境友好型道路上能否续写辉煌？记者最新的调查给出了肯定答案。
人均GDP 5000美元之后：苏南乍现环保“拐点”
本刊记者 施勇峰 郭奔胜
20年前，当苏南沉浸在火热的乡镇企业浪潮中时，江南水乡所特有的优美环境却渐行渐远。10年前，当苏南以迅猛的工业增长令国人为之赞叹时，工业化带来的严重污染已成为这个区域无法承载的心灵之痛。
苏南人开始在痛苦中反省……
2006年6月，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全国首批生态市，在6个生态市中，有4个集中在苏南。昆山、张家港、常熟、江阴这4个当年“村村冒烟”的经济强市，通过国家环保大考，获得了目前国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最高荣誉奖。此前，国家环保总局命名的3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群中，苏南地区就占据两个，分别是苏州和常州。苏南，已成为全国环保模范城市最集中的地区。人们欣喜地发现，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的苏南，已经乍现环境保护向好的“拐点”。
农舍门前的小溪见证环境的变迁
在张家港市常阴沙村村民张永才的家门口，有一条流淌了几十年的小河。他说，过去河清鱼肥，村民也依靠它淘米吃水；后来河水被污染了，村民们只能到几里外的水井里打水吃；2年前，市里投资整修了这条河，现在河水又能洗菜了。“虽然家里用上了自来水，但村民们已习惯了喝小河水。”就在张永才说话间，记者耳边传来了清脆的捶打衣服的棒槌声。
河水的“清─浊─清”，正是苏南环境变迁的一个生动缩影。这变化浸透着痛苦和代价。以苏州、无锡、常州为核心的苏南地区是江苏经济最发达、人口密度最大、工业最密集、环境承载压力最弱的地区。苏南以全省1/4的土地面积养活了2000多万人口，创造了全省近1/2的GDP和70%的进出口，引进外资占全国40％以上。
工业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先后经历了乡镇企业大发展、承接浦东开发、经济国际化等发展阶段的苏南地区，在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吞噬着水乡的环境。曾经有一组数据令人揪心：苏南的污染物总量占江苏全省65%；70%以上的河水被污染；水乡面积以20%的速度逐年消失；工业污染占全部污染的80%……
正是这样的结果导致苏南前些年给人留下了两种印象：一是工业化高度发达，厂房林立，机器隆隆；一是环境深度破坏，污水横流，污染成灾。这一景况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一位来苏南考察的中央领导曾焦虑地说：“苏南不能只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生产，没有生态，只有发展，没有环境。”
各界的忧虑深深刺痛着苏南的神经。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说，苏南人深知，这个区域的率先发展，理应包括发展经济与环境建设的率先。可经济一腿长、环境一腿短的残酷现实，让不甘落后的苏南人开始扪心自问———发展的路径究竟该如何选择？如何在工业化浪潮中再现江南水乡特色？环境修复与建设这一仗如何打响？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如何同步提升？
与苏南人一起思考的还有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决策者们。2003年，江苏省率先在全国制订了4大类18项25个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其中环境建设指标成为达到小康的高门槛。江苏省规定，环境建设不达标就不能宣布实现全面小康。这一规定给了苏南地区更大的警醒———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小康必须是全面小康。
苏南拿出像当年抓乡镇企业那样的勇气来抓环境建设。3年多来，变化充分展现出来：苏州市2005年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增速达20%以上，而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了5%；无锡市人均GDP超过7500美元，全市万元GDP能耗为0.92吨标煤，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常州市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全市持证排污单位已达2500多家，占全市排污申报单位的9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5%。
苏南城乡一体化的环保建设出现好势头。据统计，苏南地区乡镇基本都建成了污水处理厂，镇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65%，中心村都建立了垃圾中转站；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数占到60%，江阴等市县还出现了“满堂红”。苏州、无锡已于2005年率先实现了全面小康指标体系，环境建设交上合格答卷。
“环保优先”成为最大的“思想拐点”
苏南是一个商机主动跑上门的地方，如何学会在环境建设与发展经济之间取舍，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记者在苏南采访，感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各级干部谈环保超过了谈招商，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环保优先”战略在苏南地区落地生根。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说，接受“环保优先”理念，表明苏南地区在处理发展与环境关系的思想认识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
不发展是压力，继续发展更是压力。对苏南而言，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仍是发展。虽然这个区域的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国际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苏南作为东部地区核心区域之一，承载着为全国探路和提供样本价值的重担。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说，苏南不顾环境盲目发展难以为继，但单纯追求环境质量而放弃发展也难以做到。当前，“不以环境换取发展”理应成为苏南新一轮发展的共识。
在“环保优先”思想的主导下，苏南人对项目有了全新认识。据常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周忠华介绍，近4年来，全市经环保部门审办的项目3万多个，书面拒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800多个，劝退2000多个；江苏省启动沿江开发以来，苏南沿江地区因环保否定的项目超过1000个，投资超1亿美元的项目也要为环保让路。
,那么大的项目说否就否了，如果说不心疼，那是假话，可是环保门槛是高压线，谁都不敢碰。”一位长期从事招商工作的干部说，现在在苏南做招商引资工作，也是一项痛苦的差事。在项目与环境之间，要不断取舍，有时候甚至流泪放弃项目。
在项目审核上，苏南各市环保部门过去经常面对的批条风、说情风大大减少，环保“一票否决”制显现威力。苏州市副市长谭颖说，环保门槛逼出了产业结构升级。目前苏州地区高技术、高效益、低污染、低能耗的“两高两低”工业呈快速增多趋势。绿色招商、链式发展，已经成为苏南招商引资的新标准。
苏南对污染企业的监管“雷声大、雨点也大”，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两手抓。无锡市对占全市水污染排放量75%的22家重点排污企业实施了在线自动化监控，搬迁48家企业为太湖治污让路；常熟、张家港、江阴等市共关闭了200多家污染企业。目前，4个生态市的轻污染、无污染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80%以上；常州市80家重点印染企业被限期从二级排放标准提高到一级排放标准，累计投入治理资金8700万元，每年削减化学耗氧量排放3880吨，氨氮排放量478吨。
与浙江接壤的江苏省吴江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大力发展纺织印染业在全国闻名。印染业排放的大量废水污染了江浙交界的河流，曾一度引发了边界地区群众的械斗。为摈弃环境换取增长的老路子，吴江市痛下决心关停了2000多家污染企业。为迫使企业治理污染，吴江市推出了“铁腕治污”执法：发现偷排一次，企业停产3个月，相当于损失一年的利润；偷排2次，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经过几年治理，吴江市污水排放量削减了65%，2005年被评为全国环保模范城市。为了彻底监测河流的水质变化，吴江市在河流上设立了13个水质监测点，每天为河流“体检”。市委书记朱民、市长徐明还把自己的手机同监测点连接起来，天天接收水质报告。记者在吴江采访时，市长徐明拿出手机，向记者通报了当天13个监测点的监测报告。
在治污的高压线下，苏南地区出现了环保新气象：1300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19个循环经济试点园区，拥有循环经济试点企业296家，数量都占全省的70%以上。“排污要付费、治污能赚钱”的市场机制被广泛运用到企业环保建设中。
环境“拐点”拓展发展新空间
国际理论认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Ｕ”形曲线关系，即环境先随经济发展而恶化，当GDP增长到一定水平后，两者进入同步发展的良性状态。“拐点”出现的国际经验值是在人均GDP 5000～10000美元之间。日本、韩国在人均GDP 7000～8000美元时出现了生态拐点，美国的环境建设拐点出现在人均GDP 10000美元左右。而苏南在进入人均GDP 5000美元之后，环境向好“拐点”提前出现，这为苏南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实现了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一起提升，苏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整体转型：一些科技型跨国公司冲着苏南的生态环境前来投资，环境竞争力越发显现；苏南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出现了全国最密集的循环经济产业链，第三产业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环保模范市、生态市等环保品牌正在成为苏南新的招商引资“软实力”。
对生态的尊重不仅没有延缓发展反而优化了发展。常熟市有个著名的尚湖风景区，如果按以往的思路，房地产项目早就进入了。但常熟市宁愿财政少收入，也不让尚湖的自然生态面貌遭到项目破坏。市环保局长姚丽英说，正因为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环境，很多客商反而更加愿意来常熟投资，因为他们更看重这里的环境质量。
,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苏南地区，环境建设的神经一刻也松不得。”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越是加快发展，越要正确处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关系，保护环境与满足群众环境需求的关系，保护环境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突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利益诉求。
苏南的环保建设新现象也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说，苏南工业化进程中处理环境问题的得与失,给全国带来启示：即只要真正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路子走下去，我国快速发展中的环境建设是能够少走弯路、少留遗憾的。我国也有条件提前迎接环境向好“拐点”的到来。
用“市场之手”解“环保之困”
本刊记者 施勇峰 郭奔胜
价格杠杆撬动环境资源市场
　治理工业污染是苏南环境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治污要花钱，可钱从哪里来呢？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总是把治理污染与政府投入画等号，政府投入多，污染就治理多，政府投入少，污染就治理少。由于政府的投入远远少于治理污染需要的费用，所以治理污染成为各地扔不掉、解不开的老大难。
　?,苏南碰到的治污难题同样困扰着环保部门的决策。”江苏省环保厅厅长史振华说，由于缺少资金来源，各地在建设污水处理厂上经常是“检查时热热闹闹、检查后冷冷清清”，一个污水处理厂甚至长达3年也建不起来。因为每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就需要投入资金进行维护，这对当地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包袱。地方政府缺乏建设热情，环保部门喊破嗓子也没几个人认真听。
　?,还是机制出了问题。”史振华说，既然财政挤不出治污资金，能不能通过调整污水处理费来解决这个难题？于是，环保的价格杠杆首先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苏南地区应运而生。从2001年开始，苏南的苏州、无锡等五市的污水处理费逐步提高到了1.1元～1.15元/吨，成为全国城市污水处理收费价格最高的地区。污水处理企业实现了保本微利，进而迅速带动了污水处理市场的繁荣。至“十五”末，太湖流域达到277.04万吨/日的污水处理能力，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目前，“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污染者付费，治理者受益”的理念，已经被广泛运用到苏南地区的环境建设中。环境产品市场被盘活，环境价格体系正在逐步建立。据了解，到2008年，苏南地区的污水处理价格将上涨至1.6元/吨。
“无形之手”助推污水处理
从过去的污水横流到现在镇镇有污水处理厂，苏南地区环境基础设施的巨大变化同样得益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全国生态市江阴市有污水处理厂34座，一个县级市能达到这个密度，“市场之手”起了关键作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污水处理厂不仅不会像人们担心的那样“晒太阳”，而且还个个经营得红红火火。江阴市日集中处理污水能力达到37.5万吨，工业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了36%。
　 每个污水处理厂的背后都闪动着社会资本和政府资本的两重影子。政府对环保舍得大手笔投入，为社会资本的投入构筑了牢固的心理防线。以江阴为例，政府在污水处理厂建设方面推行3项补助政策：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补助，即对每个日处理能力1万吨的污水处理厂补助300万元，每增加0.5万吨处理能力再增加100万元补助；污水管道补助，即对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的污水管道，每削减一个排污口，按接管距离补助5万～15万元，对生活污水管道，每接入100吨补助20万元；运行费用补助，即对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费给予适当补贴。
江阴市环保局长助理浦强说，政府已经逐步从“经营者”的角色摆脱出来，担负了更多服务职能，比如保证污水处理厂的进水量，水量不足时给予补贴，协调收费价格以及监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简单地说，是不能“凉了治污者的心”。
在张家港保税区，一家名叫胜科的外资水务公司，把园区3000多家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后，以接近地表水的水质排放。“这是市场的魔力。”张家港市市长王翔说，委托处理污水的企业向该公司支付3.55元/吨的污水处理费，有钱赚，污水处理厂自然就能活起来。
苏南一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开始尝试市场化、产业化的路子。采用BOT（建设─运营─移交）、TOT（建设─转让─移交）等方式，吸引外来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逐步形成了污水处理的良性循环机制。
排污权交易背后的新思维
工业密度很高的苏南地区，控制二氧化硫和COD（化学需养量）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是当务之急。正是由于实施总量控制，所以分配到企业头上的指标就显得十分珍贵。由于企业技术、规模等因素，有的企业指标很宽裕，而有的企业指标很紧张，甚至影响到企业的正常发展。指标多的企业与指标少的企业之间能否进行排污指标的市场交易？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苏南地区率先变成现实。　
2002年夏，在江苏省环保厅的协助下，地处苏南的太仓港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与南京下关电厂达成协议，从2003年７月起至2005年，“太仓港”每年从南京下关发电厂异地购买1700吨的二氧化硫排污权，并以每公斤1元的价格支付170万元的交易费。这是我国第一例异地排污权交易。
　? 　“排污权交易是在公共产品中引入市场之手的经典案例。”江苏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蒋巍说，所谓排污权交易，就是在满足环境要求的前提下，建立合法的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买入和卖出。政府在对污染排放进行总量限定的情况下，允许污染排放量大的企业向污染排放指标有剩余的企业购买排放指标。
,由于可以买卖，企业就会把排污权视为经济要素，而不再对日趋稀缺的环境容量资源进行白白的占有和消耗。”蒋巍说。
政府借力市场的奥妙
苏南临江沿湖，水污染防治及太湖环境整治是一项重要的环境建设任务。一项工程动辄几亿、十几亿元，如果仅凭政府的投入，这是难以想像的事情。由于树立了市场意识，政府开始娴熟地转动市场之手，把过去不可能做成的环境整治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典型的要数无锡太湖边上的蠡湖整治工程。
蠡湖，曾经是太湖污染最严重的水域。蓝藻疯长期，整个湖里犹如覆盖了一层“绿漆”，湖畔则被散乱的工厂和破旧建筑所遮蔽。如今，当记者又一次来到这里，只见湖水澄碧，景点成串，已成为美不胜收的开放式公园。这是蠡湖5年环境建设的成果：从2002年开始，无锡市先后对蠡湖实施了生态清淤、退渔还湖、截污、生态修复、动力换水等治污工程。同时对周边道路基础设施、沿湖绿化景观以及环境景观亮化等进行了全面规划建设。
　? 　“5年整治，政府没掏一分钱，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这个近乎难以置信的话语恰恰出自无锡市政府副秘书长孙志亮之口。他告诉记者：政府先筹款5.7亿元，征用了当时环境杂乱的沿湖地块共3460亩。随后，通过贷款等方式，融资7.2亿元，对蠡湖进行全面环境整治。环境改善后，土地价值一路飙升。3年前拿出682亩的一号地块拍卖，收入16.75亿元，前期整治费用全部消化。1年前成功拍出1000亩的第二块地，进账30个亿，比环境改造前增值10多倍！“这个钱，还是投到环境建设中。”孙志亮的心里有一杆秤：环境做好了，土地将有更大的融资能力，政府也将拥有更多环境建设的资金！
进行环境资本运作的前提，是要树立环境既是资源也是资产、资本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已成为苏南人的共识。
（专题策划、编辑：孙爱东/摄影：孙参）
2007年第四期专题报道开篇语：
新起点，新跨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眸“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令我们自豪的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各项事业正沿着健康轨道阔步前进，实现了“十一五”的良好开局。
2006年，中央政府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国民经济呈现出良好态势；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许多农村旧貌换新颜，9亿农民欢欣鼓舞；自主创新的号角嘹亮吹响，公平正义的旗帜高高飘扬，改革开放的航船破浪前行，国防建设的步伐铿锵有力……
2006年，中国这条巨龙在新的起点上实现了新跨越。这跨越让国人感受至深，让世界凝神瞩目。
良好的开局，是鲜活的生活，是生动的实践，是9亿农民告别“皇粮国税”后洋溢的笑容，是农村娃“上学不花钱”的开心，是失业者重新就业后的欢乐，是困难群体搬进廉租房后的幸福……
新起点上实现了新跨越，令亿万中国人民信心百倍。新跨越要有新高度，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地面对前进中的难题。
2007年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中央提出要“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这“四个着力”，既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扎实工作，敢于攻坚，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基于此，本刊编辑部继去年两会前夕刊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专题，今年两会前夕又精心策划、隆重推出“新起点，新跨越”这一大型专题报道，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启发，一点借鉴。
调控新政篇：
宏观调控力促“又好又快”发展
本刊记者 程正军 黄会清 林嵬
2006年，我国GDP突破2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7％，同时投资增幅回落，消费增速加快，单位GDP能耗第三季度有所下降，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快、运行稳、质量高”的发展态势。这一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7年经济工作的基调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相对于以往的“又快又好”，“好”字当前，体现了一种新的理念，对新一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处不胜“热”
翻开2006年版《中国统计年鉴》，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曾有连续5年运行在两位数平台的时期，但其间有回落现象。而2003年～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是：10％、10.1％、10.4％和10.7％，这是中国经济第一次出现连续4年在两位数平台上加速增长。
在连续4年加速增长期，宏观调控一直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最近一次比较集中的宏观调控始于2006年４月，因为从年初开始，中国经济一度出现由“偏快”急剧转向“过热”的势头，多个宏观经济指标亮起“红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一直在近30％的高位徘徊，有８个省（市、区）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超过50％；１～４月全国金融机构贷款同比增长78％，贷款总额超出央行全年贷款目标的２/３；全国耕地保有量18.31亿亩，接近18亿亩底线；房价在一些地区屡创新高；全国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环境容量缩小。
从我国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做到“快”并不难，实现“好”则不易。按照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的解读，所谓“好”，就是比较好的效益，比较高的质量，比较协调的结构，比较多的技术含量，比较少的资源消耗，比较低的环境代价，最终使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要兼顾多方面目标，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着眼全局，通盘考虑，综合运用行之有效的各种手段，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自2006年４月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国六条”、“九部委十五条”等调控措施，稳定上涨过快的住房价格。央行在2006年４月和８月两次加息的同时，还分别在７月、８月和11月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针对土地违法问题，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措施，特别是９月５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提高了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将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在财政预算当中列支，并首先保证支付。土地调控新政策的亮点还包括──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方面的责任，强调由省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同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以遏制地方政府盲目扩大征地规模的冲动。
概括起来，这些调控措施就是要进一步把紧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一个门槛”。
手段多样手法灵活
近年来，我国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控经济活动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梳理这一年多来的调控新政脉络不难发现，中央在宏观调控中更多地借助市场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针对性强，较为温和。
一是多手用力。既重视货币政策，也使用了财政政策；既重视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也适当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在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还综合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
二是边看边调。在2006年４月份出台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又分别于７月份和８月份再次上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同时还辅以对投资项目的资格审批。
三是微量频调。在短短半年内，仅货币政策就动用了4次，而每次调整的力度不大，存款准备金率每次上调0.5个百分点，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都在0.27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刘树成说，按以上特点操作的宏观调控，有效避免了经济运行由偏快转向过热，避免了我国经济历史上多次因“大起”而导致的“大落”局面，使经济在适度高位运行。
宏观调控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各种政策手段围绕既定目标，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但由于不同的政策手段分别由不同的部门主导和操作，常常会出现作用方向不一致、作用力度不匹配，甚至南辕北辙、相互冲突的情况。赵长茂说，把握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特点，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
房价高、圈地热凸显调控之难
调控之难，突出表现在百姓关注的“居高不下”的房价上。经济发展成果应该让百姓分享，但“且调且高”的房价却让许多老百姓看不清、道不明。关宏是一名普通的福州市民，2006年年初，他在市中心以每平方米4450元的价格购得一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才过去1年，我的房子现在市场售价竟然高达每平方米6000多元。”高兴之余，他就是不明白房价怎么涨得如此之快。
尽管近年来中央使出的房地产调控“组合拳”令人眼花缭乱，不过房价还是在不断攀升。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中，2006年11月份福州以涨幅10.4％位居全国第一。
在房地产开发和征地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这个链条以地方政府为核心环节，通过“以地招商”、“以地融资”，将银行、开发商纳入利益链，从而使圈地热“高烧”难退，土地闸门关而难紧。
河南省有一个县规定，凡到县工业园区兴办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以上，实行零地价进入。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00万元的工业项目，无偿提供30亩土地。河南省国土资源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已累计欠缴“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５亿多元，造成６万多亩已批土地因欠费而不能领取正式批文，而实际上这些地已投入使用。
专家指出，这样廉价出让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负面影响，形成了依赖土地出让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东部某省的国土部门算过一笔账，该省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占用2.4万亩土地，铺摊子浪费土地现象非常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调研报告还表明，当前以土地抵押的融资成为政府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东部一些县市数百亿元的基础投资资金中，有60％甚至70％来自于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
凡此“以地生财”的做法危害极大,扭曲了政府职能，导致政府与百姓争利，大批普通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新年伊始，从中央传来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业调控信息。一是自2007年１月１日起，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平均提高两倍。二是2007年１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将实行清算式缴纳。
专家认为，在土地政策、信贷政策的基础上出台税费政策调控土地市场和房地产业，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地方政府盲目扩大征地规模的冲动，使房地产业逐步进入一个理性的发展阶段。
“又好又快”树调控新标杆
,又好又快发展”的新思路意义深远，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一大转变，即由过去更多强调发展的速度，转为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科学发展。
然而，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新目标正面临两大考验：一是粗放型盲目扩张所造成的能耗、环保压力继续增大，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出现根本性转变的趋势；二是外贸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继续扩大，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我国目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都处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工业化阶段，对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具有明显影响。如果体制改革不到位，资源利用和排污控制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资金制约，我国要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水平，任务艰巨。
近年来，我国外贸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继续扩大，这既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又是“又好又快”发展目标面临的另外一个考验。值得关注的是，持续大额顺差的国际收支牵引着中国外汇储备一路攀升，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１万亿美元，相应的人民币投放数量非常巨大，这就与宏观调控产生了矛盾。稳定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需要稳定人民币的投放；而现在，结汇渠道人民币的大量投放，则与这一目标相悖。
在新的一年里，保持和扩大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仍然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的效能。专家认为，当前一方面应更有效地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应改变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层次、促进进口。
方式转变篇：
中国“经济航母”换一种方式前进
本刊记者 赵东辉 储国强 邓卫华 蔡玉高
无论是来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是来自全球化的外部竞争压力，转变增长方式都对中国这个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具有十分迫切而又意味深远的影响。在过去一年里，转变增长方式无疑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增长方式转变的大舞台上，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渤海湾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从中部到西北，亮点纷呈、高招频出，既表现出创新转变的风发意气，同时也遭遇着各式各样的瓶颈以及转变带来的种种“阵痛”。
新“双引擎”动力充沛
从产业层面看，中国经济的产业比重、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基本符合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即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目前，中国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28∶48∶24调整为15∶51∶34，经济增长从主要由第一、二产业带动转为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带动。从整体上看，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势是好的，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拉近。
人们不难发现，第一产业下降的份额主要让位于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很显然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升级阶段。尤其在工业化先发地区，产业优化正在成为各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
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省着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使增长更加强劲持久。从1979年到2006年，广东服务业发展速度超过了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高于GDP增速近1个百分点，比重也由24.4%上升到44.2%，远高于同期工业比重的上升。与此同时，广东对第二产业“动大手术”，花大力气壮大改造支柱产业，发展装备工业，工业集约化特征明显，这不但使工业的动力更加强劲、更为“绿色”，而且为其注入了竞争力、拓展了空间。
利用无形资源、智力资源优势，北京市推动枣核型的传统工业资源配置模式转向哑铃型的现代工业资源配置模式，变制造业为“创造业”，不仅提高了服务业的比重，而且也增强了工业的竞争力。预计到“十一五”期末，北京的三次产业比重中服务业将占到70%以上，成为服务业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体，跟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布局类似。
2006年，上海经济显示了“结构优化，效益趋高”的特点。全年投资增幅回落而社会消费却增长了13%，创8年来的新高；现代服务业“顶起了半边天”，第三产业增幅比第二产业整整快了一倍。2007年上海经济增长目标定为9%，15年来首次低于两位数。与被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形成反差的是，今年上海的节能降耗、污染减排、节约用地等刚性约束指标变得强硬起来，纳入了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经验，在三次产业比重中，当第二产业比重达到40%左右时，第二产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回落，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回落。但中国的情形却不同，工业比重在超过40%以后，其比例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降下来，而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中山大学教授王珺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及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延长了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二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农业所占比例大；三是在工业仍发挥主要推动作用的同时，以大中型城市为载体的服务业也在迅速成长，两个产业形成“双动力”并驾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有效地防止了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发生的较大回落，为长期较快增长创造了产业条件。
专家认为，依托第二、第三产业的“双动力”拉动，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长周期”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年均增长8%左右，会持续10年以上，其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高级化进程加快。
诸指标引领“战略退却”
从去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万元GDP能耗指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考核。同样，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每新增亿元GDP所新增建设用地等指标，清晰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反映着增长与环境、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这些指标正带动经济领域的链式效应，正在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新标杆，不断“刷新”着人们的发展观念。
越来越多的人除了关注传统指标的增长外，会更加看重新指标的“下降”，甚至新方案、新规划中的“退却”。
为获取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深圳市把未来发展的目光瞄准了循环经济，它不但可以降低能耗、减轻环境污染，而且在不增加土地使用面积、厂房规模的情况下，可以增加企业的产出效益甚至生成附加产品，推动经济“存量”式增长。在深圳华晶玻璃瓶公司的生产线上，记者看到这里的大多数原料取自普通家庭遗弃的啤酒瓶、酱油瓶、醋瓶、调料瓶等，这个公司一年可“吃”下废玻璃近9万吨，节省成本900余万元。
通过重点引进“补链”企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产业链、产品链和废物链不断完善。天津东邦铅资源再生公司以开发区蓄电池企业产生的铅废料为原料，进行资源综合利用，年可产1.2万吨再生合金铅，形成了蓄电池生产的循环产业链条。借助“补链”，开发区内已形成4个循环经济型产业链。
,做大分母”稀释能耗，正在成为山东兖矿集团集约化经营的新动力。这家曾以高耗能“著称”的企业通过延长煤炭产业链和提高非煤产业产值，减少初级产品直接进入市场的份额，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产值，降低了产品综合成本，有效遏制了高能耗。
随着单位GDP能耗指标的深入人心，过分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增长，靠一两个大项目推动发展，以消耗资源换取一时增长的旧观念，正在被科学增长、和谐增长的新理念所替代。目前，包括东部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正在进入重化工阶段，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能耗提高而不是降低。虽然在短期内，这些地方的产业布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能耗指标无疑正成为地方官员和企业采用环保新技术、积极节能降耗的巨大推动力。
转变是一种“痛并快乐”的经历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产业的选择、引进项目的选择、项目成本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它增加了企业或项目的成本、提高了进入“门槛”，可能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可能导致产业的“空心化”，如何进退、取舍，的确在考验着地方政府引领经济发展的能力。
在近25年里，深圳经济年均增长28%，曾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而2006年上半年，深圳经济的增速为13.5%，首次低于广东平均水平。不少人对深圳的发展表示担忧，认为缺少动力、后劲。深圳市统计部门认为，这个速度是健康的速度，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速度，是产业结构调整后出现的重大转机，是“以退为进”。
另一次影响更广泛的“以退为进”是，深圳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由2005年推迟到2010年。推迟的主要原因是，深圳在有关社会发展、自然环境方面的指标比较滞后。与此同时，深圳还对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增加了有关民生、环境方面的内容。
这两次所谓的“退却”，其实都来源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速度深圳”转向“效益深圳”，但深圳为此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承受着“特区不特”的误解。为了统一发展思想，深圳市委还及时提出要做到“三个舍得”，即舍得投入、舍得时间、舍得声誉。要把改革开放积累的财政实力，大胆投入到社会发展、民生民用、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尊重规律，稳扎稳打，不惜为追求发展质量付出一定时间。要敢于承受外界的压力、承受暂时的误解，不惜放弃一时的声誉。
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增长方式转变则更多地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能源单耗居于全国首位的宁夏，正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发展难题：具有优势的发展项目是国家限令削减的，国家倡导的产业方向，又是宁夏力不从心的。长期以来，在宁夏地方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电解铝、铁合金、电石、化工、水泥建材等为主体的重型化产业结构。但这并非发展高耗能产业的借口，宁夏正努力构建节能型产业体系，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核、批准的强制性条件。尽管一些小的违规项目纷纷下马，部分民营企业负债累累甚至倒闭，但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毕竟已经起步。
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出了拒绝“黑色GDP”的响亮口号，已启动160个技术改造项目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正在由重点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旧模式转变为依靠消费拉动增长的新模式。在上海、山东、浙江、广东等经济先发地区，当地政府抓节能降耗毫不手软，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企业纷纷下马、关闭，为发展节能型工业留出了空间。
虽然这些措施可能导致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暂时回落，但这并非经济运行的“滑坡”，而是一种良性调整，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打下了扎实的产业基础，是解除“成长的烦恼”的必由之路。
农村新貌篇：
新农村建设照亮9亿农民心
本刊记者 林嵬 韩世峰 段羡菊 秦亚洲
  河南省濮阳县靳赵寨村村民申洪波用8句话概括了这几年农村的巨变：上得起学、治得了病、养得起老、走得好路、挣得到钱、做得了主、学得到艺、看得到戏。他说，以前农民过的日子只能叫“生存”，现在可以称得上“生活”了，农村发展的希望照亮人心。
公共财政阳光催开农民笑脸
　2006年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中央及各级政府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去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达3397亿元，比上年实际执行数增加422亿元。“高含金量”的惠农政策连续出台，让人们看到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力度，表明中国农村正迎来全方位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河南是中国第一农业人口大省，有“中国样本”之称。对于近7000万河南农民来讲，2006年是他们笑得最开心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河南省财政支农资金支出达322亿元，较上年增加70亿元；农民不光钱袋鼓了，生产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006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261元，实际增长12.1%，实现近10年来首次两位数增长，其中，仅粮食增产一项就让农民增收50亿元。2006年河南农民获得的农业“综合直补”达31.4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2006年，河南粮食总产首次突破500亿公斤大关，“中国粮仓”地位更加突出。
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农村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一直是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一个“短腿”。去年以来，在国家的财政支农账上，新增了10多个农村公益事业项目。据了解，全国大部分省份也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新增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财政支出中，70％以上被用在了农村。
　? 　2006年，国家首次提出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首次要求用3年时间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和“农民医保”已渐行渐近。
农村“行路难”是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之一。从2005年起，国家启动了乡村道路改造工程，要让农民走上“柏油水泥路”。
初步统计，去年，全国有20个省份的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比上年增长20％以上，有些省份甚至增长40％以上。专家指出，财政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其实质就是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将“三农”发展中属于政府职责的事务逐步纳入各级财政支出范围，努力加强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
农村改革迈出“第三步”
　2006年，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个“转折年”。１月１日《农业税条例》的废止，使延续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9亿农民站在了发展新起点上。我国农村改革在历经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核心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两轮改革之后，迈入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新阶段。
听到免征农业税的消息后，一些农民奔走相告，但喜庆之余，他们担心：国家不向农民收钱了，干部还收不收？
　 农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取消农业税后，农村一些地方乱收费有所抬头并有新的表现。农村乱收费的主体由基层政府转向职能部门，收费的名目由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向经营服务性收费。一些村级组织也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这些情况表明，农业税取消了，但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依然很大。
记者在湖南省洞庭湖粮食主产区采访发现，一些村农民人均负担接近200元，里面有多种“服务性”乱收费。洞庭湖区农民负担之所以减不下来，重要原因是乡镇机构臃肿。这里有一个乡，一年财政收入不到10万元，乡干部当中除行政干部的工资由县财政统发外，还有60多个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人员的工资得从农民身上打主意。
　 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贯穿20多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一条“红线”。以“大包干”为代表的第一步改革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取消农业税重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前两项改革取得成功后，推动农村上层建筑变革势在必行。
2003年，湖北省率先在全国启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乡镇机关进行裁撤合并，剥离事业单位，实行乡镇领导干部交叉任职，精减行政事业人员，目前全省精减乡镇干部40％，“食之者重，生之者寡”的局面得到改善。
　 同一年，安徽省率先推行“乡财县管”，目前这项改革已在全国推开。“乡财县管”核心内容为“预算共编、账户统设、票据统管、集中收付”，在保证乡镇预算管理权、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的基础上，严格了乡镇财政支出的预算约束。“财”是“政”的基础，在这一新管理模式下，不仅管好了乡镇财政，还规范了行政，进而引发了乡镇政府职能和权力结构的再调整。
安徽省和县一位镇长说，现在我的“一支笔”只值2000元，超过2000元的支出得提交乡理财小组，3000元以上得给县里打报告。再乱举债、乱办事是不可能的了。河南省宁陵县石桥乡党委书记蔡尚斌说，“乡财县管”规范了乡镇花钱和办事。
　 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是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环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撑和动力源泉，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破冰”
2006年末，中国银监会公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最重要的突破在于两项放开：一是对所有社会资本放开。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二是对所有金融机构放开。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有责任、有义务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
近年来，在“抽水机”效应下，农村金融失血严重。现行农村金融体制加剧了农村金融“空洞化”，已成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拉大的“助力源”。记者了解到，2000年金融机构通过上存的方式使河南农村流失资金200多亿元，2006年猛增到700多亿元。河南省邓州市是农业大市，去年全年，仅邓州农村信用社新增7000万元贷款，其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没有贷款，有些银行已经连续几年没向邓州农村发放一分钱贷款。
专家指出，随着“两个放开”政策的实施，农区中小型区域性商业银行必将蓬勃兴起，金融改革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级”推力。
推进城乡利益结构调整
专家指出，国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还应深化经济、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城乡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
据了解，近3年来，中央财政和国债建设资金中用于“三农”的投入不断增长，但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却有待提高，突出问题是国家支农投资管理存在问题。一是专项资金比重大，占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的57％。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权掌握在中央各部委手中，一些部门掌握着大量专项资金，拥有资源配置权，而且支配权力越来越大，为设租和寻租创造条件。二是管理分散。目前，中央政府直接分配与管理支农投资的部门有十六七个之多，投资管理渠道繁多，部门各自为战，投资分散、交叉重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造成新农村建设“跑钱”、“跑项目”热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部门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改观。在美国，也有大量的支农专项资金，但管理部门的作用只相当于一个“邮局”，不能随意分配资金。
现行的征地制度，是旧有利益结构的“硬核”。许多专家建议国家尽快进行农村征地制度改革，为调整收入再分配结构提供必要的资源，支付制度变迁所需的成本。
据有关部门统计，多数地方征地款分配比例为，农民得10%～15%，集体得25%～30%，政府及其他机构得60%～65%。有关资料显示，土地开发商拿到的地价中的72%是政府各项税费，“以地生财”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筹资手段。
专家指出，征地制度改革，一定要解决农民主体的定位，把土地的增值部分多留给农民。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约有4000万，许多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成为中国最大的困难群体。
令人欣喜的是，去年国家出台的多项“土地新政”，一方面注重提高失地农民补偿标准，另一方面将土地出让金使用的重点转向农村。2006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土地出让总价款必须首先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其余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应主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预计2007年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数量将大大增加，有望超过1000亿元。
民生进步篇：
民生新举奏响和谐音
本刊记者 梁思奇 张非非 黄会清 李舒
 ? 民生，不只是一个靓丽的字眼，更是鲜活的实践，百姓真切的体验。2006年，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一项项新举措的出台，一个个“老大难”问题的化解，一张张笑脸的出现，成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生动体现。
向新“三座大山”冲击
2006年秋季开学，广西北海市民王女士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学校开学不收学杂费，只收课本和作业本费用，“外出打工的姐姐可以帮助出这个钱，不需要您再给我钱了”。来信人是她在当地最偏远的合浦县曲樟乡扶持的一个四年级女孩。
,自古读书需交费，而今上学不花钞”，广西马山县一名初中生写的这句诗道出了人们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的欣慰。2006年，各地“争先恐后”作出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决定，成为继全面免除农业税后又一场惠及广大农民的“及时雨”，体现了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责任。
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农民获得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广西天峨县实施这项举措后，对农村小学生、初中生每学期分别只收65元、90元课本和作业本费，军烈属子女、孤儿和少数民族儿童还免收课本费，一个学期全县学生家庭减负97万元。有两个孩子读书的龙滩库区移民贺必员说，过去每学期开学都为学费发愁，要卖猪卖鸡才能凑够，现在打几天零工就能解决了。
与教育一样，“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民生多艰之叹。2006年，由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的推广，许多地方的农民不再“小病拖，大病挨”。在这把“保护伞”下，过去经常出现的农民因病致贫和返贫现象明显减少。
北海市合浦县党江镇村民冯人兴对此体会很深。200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住院时家里卖掉仅有的一头牛两头猪，加上亲友借款，花了2.2万元。元旦前，他从县有关部门拿到了4000元住院报销款和3300多元大病补偿金。儿子高兴地说，家里又可以买牛了！
2006年，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愿望，在不少贫困家庭得到了实现。在江苏省常州市，低保户冯来福元旦搬进了每月每平方米1元钱的廉租房；在辽沈大地，在政府的帮助下，上百万棚户区居民告别了阴冷潮湿狭窄的“煤棚子”，搬进了他们梦寐已久的新楼房；在重庆，2000多户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低保户住进了廉租房；武汉市300户特困家庭经历了乔迁之喜……
除了为无房户、特困户解决住房问题，涉及更广大人群的商品房价格快速攀升的势头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针对房地产业投资过热、结构畸形、价格虚高的形势，中央政府屡出调控重拳，体现了政府调整社会利益，保证社会公平，建立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的努力。
就业，夯实“民生之本”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十一五”开局之年，不能不把特别的目光投向就业问题。去年一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要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得到了扎实的践行。
老工业基地辽宁省近180万名国企下岗职工，在社保试点期间与企业解除关系成为“社会人”。对于绝大多数下岗职工来说，没有就业就意味着家庭生计无着。而正是从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出发，辽宁省提出“确保城镇有就业需求的家庭至少有1人实现就业”。借助全省3900多个社区，劳动保障部门建立了就业状况动态管理制度，确保出现“零就业”的家庭20天至少有1人实现稳定就业。为保证就业“含金量”，还针对不同情况作出规定：属于用人单位招聘，须签订1年以上合同；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可正式领取工商执照；灵活就业人员须达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辽宁实现了“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的目标。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6年第三季度，全国就超额完成了城镇新增就业全年900万人的目标。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各级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使出的“浑身解数”：为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务院专门于2006年3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性审批和行政收费，不得以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为由清退和排斥农民工；各地普遍建立了针对农民工就业的培训、中介和维权服务机构；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不少地方成立了专门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开设专门网站，举办专门的“双选会”。此外，各级政府针对“4050”人员、退役军人、残疾人等不同群体，按照“千方百计”的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广泛开拓就业门路。
一些地方调整产业布局，在招商引资上改变以往一味偏重引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做法，以优惠政策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企业进驻；不少地方开办了小额信贷业务，实行税费减免，扶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在教育体制上，对促进就业起到显著作用的职业教育在各地普遍受到重视和加强，而针对不同对象的各种就业培训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一技之长。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问题得以夯实，保障了无数家庭的基本收入。
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引领下
从2003年开始，我国年经济增长率一直在10％平台上加速。2006年我国GDP达209407亿元，同比增长10.7％。但是，与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财富积累相比，民生状况并没有得到同步和合理的改善，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失衡，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造成了社会较多不和谐现象。让人欣慰的是,2006年的民生进步，彰显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主题。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已经变成一种“政府自觉”，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并且越来越多地向建立和完善长期的机制和体制转变。
检视2006年的民生状况，除了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其前行的足迹还印在社会其他方面。对众多非法生产的小煤窑的强制关闭，凸显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对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和严重污染问题的治理，体现了对人的生存环境的爱护；对农村五保户的供养，对流浪者的救助，对城市低保家庭救济标准的提高，彰显了对困难群体的人文关怀……各级政府的施政，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善政，更多地转移到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内容上。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然之责。正是在这一点上，2006年，更多人从民生进步中加深了对“政府”概念的理解：北海市的部分精神病患者家庭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药物；沈阳市的低保人员享受到免费供暖；成都市体育用品厂51名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在金牛区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的律师帮助下，讨回了血汗钱；重庆市南岸区的被征地农民，可以每个月领到失业保险……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孙中山先生曾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民生问题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轫之年，人们对2006年“和谐”的感受各不相同：北海市党江镇渔江村的农民，喝上了政府“人饮工程”送来的清洁水，不用再排长队购买1元钱50升的高价水；四川省广元市的贫困留守儿童，在当地妇联“手牵手”结对帮扶救助下，与家里的亲人进行了团聚；山东省淄博市特困群体中的大病患者，获得了政府从福彩公益金提取拨付的救助金，不再担心遭遇“见死不救”……
人们对2007年的民生有理由抱有更多期待：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免学杂费，对其中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卫生部承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扩大到80％的县（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不低于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各地政府对事关民生的各项工作，也确定了相应的目标。
人们相信，2007年，在“共享发展成果”的纲领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福祉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自主创新篇：
让自主创新成为民族共识
本刊记者 蔡玉高 张涛 赵东辉
2006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并为此制订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一年来，自上而下，自主创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
自主创新：时代的呐喊
江苏省苏州市有一串引以为豪的数字：全球1／4的笔记本电脑和1／3数码相机都是从这里出产的……然而让人骄傲的数字背后却是：每做一台电脑，要给英特尔付几十美元，再付微软几十美元，生产笔记本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一台所赚的钱大概是10个苹果的钱。类似的事情很多，如生产一台DVD，我们的利润是1～2美元；生产一件MP3，我们的利润是1个多美元。辛苦的工作最后赚取的却只是几个“苹果钱”。
原因在哪儿？缺“芯”。没有专利，没有核心技术，我们只能受制于人，只能赚取可怜的加工费，而将绝大部分的利润奉送给那些掌握着专利技术和行业标准的发达国家。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已难以承受大量引进技术的巨额成本。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发达国家知识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0％～80％，而我国仅为20％～30％。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缺乏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不仅使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也使我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如何加强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关键性作用，将决定着中国“十一五”乃至更长远的发展。
一年创新路：四大成效初显
　? 我国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有一年，在这一年的探索之路上，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我们自主创新的步伐。
　? 　———科技投入大幅增加，彰显创新决心。中央财政预算在2006年安排科技支出716亿元，比上年增加115亿元，增长了19.2％，增幅明显高于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幅。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在不同场合都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全国已有18个省、区、市明确做出大幅度增加财政科技投入的决定。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转化速度太慢，原因众多，但企业和个人不愿承担风险，政府对创新投入偏低是最主要因素。因此，我国正努力改变着创新投入不足的局面，加大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把支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作为要务。
———创新文化打造创新基础。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必然是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国民、具有创新文化的社会组成的。大力提高国民的文化和科学素质，培育创新文化是打造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前提。一年来，最可喜的变化是创新文化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自主创新，已初步形成推动自主创新的热潮。根据国家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自身实际，几乎每个省份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目标。一种支持创新、允许探索、不怕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正在形成。
———技术创新成果激动人心。过去一年，各条战线都传来技术创新成果的喜报。2006年4月，奇瑞汽车公司ACTECO发动机投产，这使中国轿车拥有了第一颗“中国芯”，发动机水平与世界差距缩短了20年；2006年6月底，海信集团研制成功我国音视频领域第一块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处理芯片———“信芯”，结束了我国年产7300万台彩色电视却没有“中国芯”的历史；2006年12月初，国际标准委（IEC）大会主席宣布：海尔防电墙技术正式通过IEC组织的关于生产工艺和检测流程的审议……一连串的事实告诉世人，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创新能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
这些技术攻关成果不仅打破了国际垄断，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开支，更重要的是重塑了自主创新的信心。
———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成效初显。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深圳市，坚持探索科技创新道路，取得累累硕果。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经占了整个工业的50％，同时实现了四个“90％”：90％的研发机构放在企业，90％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的研发经费是企业出的，90％的专利是企业申请的。企业增长、增值的大部分因素来自科技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要尽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深圳的四个“90％”，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这一技术创新体系的无限生机。
突破瓶颈：尚需继续努力
,同胞们，发出自己的吼声，支持‘龙芯’吧！”这是前段时间一位网友为支持民族品牌电脑芯片“龙芯”在网上的留言。
,龙芯”是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计算机芯片方面取得自主创新重大突破的成果。“龙芯”研制成功，足以令国人自豪。随后，“龙芯”研究单位与江苏梦兰集团合作，开始批量生产“龙芯”电脑，然而投放市场后形势却很不乐观。
有产品无法形成市场，“龙芯”的遭遇并非仅此一例。遗憾的是，在自主创新产品推广方面，我们遭遇了盲目崇洋的观念障碍。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许多政府部门也存在盲目崇洋的观念，在有的地方，政府采购甚至公然要求“不采购国产品牌”。不可否认，国外某些产品在许多方面要优于国产，但并非所有领域所有方面的产品都超过国产，这也是事实。同样是数码产品，我国自主品牌“爱国者”U盘性能早就优于国外同类产品，但我们一些人宁可选择国外品牌。不难想象，一个新产品的研发前期的投入成本巨大，如果在市场上一直得不到公正认可，没有利润回报支持，那么它能够撑多久、走多远，结局不难预料。
为此，专家提出，希望国家能够从长远利益出发，制订科学的、严格的政府采购办法，首先让政府部门带头使用“国货”，推动自主创新民族品牌在市场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当前，影响自主创新的另一重大障碍，则是体制方面的制约。《参考消息》曾刊登一篇文章《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障碍》，文章尖锐指出，美国硅谷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有效地传播优势，实现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紧密互动，成为全世界创新的典范。中国尚未证明它有能力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产品。
这篇文章一定程度点出了我们的要害：科研设备、科学数据、科研成果不能充分应用，产学研相互分割，这是我国自主创新不足的一大体制瓶颈。
有研究表明，在世界近百年来的发展进程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的技术几乎全部源自企业。当今时代，发达国家80％的科研工作是在大企业完成的。因此，推动企业为创新主体是我们建立技术创新体系的第一步。而对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机构进行改革，才能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的形成。
按照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要求，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体制，改变思路，完善政策，实现自主创新大跨越。发挥好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丰富、成果丰硕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建立稳定有效的合作机制，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形成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和利益共同体关系，才能够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共赢。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捷径。它节省时间，节省人力，节省资源，日本、韩国走的就是这条路。日本、韩国当时引进欧美的技术，引进与消化的投入比例是1∶5，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这方面，我国的比例是1∶0.07，如果我们花1元钱引进，只拿出7分钱来消化、吸收再创新。由于技术更新快，吸收消化创新不足，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引进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之中。
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调整了科技引进战略，加大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力度，这一长期被动的局面正在得到扭转。
我们已经迈上自主创新之路，尽管前面还有种种挑战和困难，但我们坚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召唤下，在全民族共同努力下，自主创新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改革新措篇：
改革乘风破浪纵深行
本刊记者 储国强 赵东辉 程正军
改革是贯穿“十一五”开局之年的一条红线。
回首2006年，改革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重点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渐次展开。展望2007年，改革的“利益调整”特点日显突出，攻坚任务仍十分繁重，困难和挑战依然存在。
共识：改革方向不动摇
自2004年年底以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均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由于伴随这些改革出现的诸多问题成为社会热点，许多人对改革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人们开始怀疑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改革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改革该何去何从。
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人们热切盼望听到中央的声音。
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
胡锦涛、温家宝的讲话，语气坚定，态度明确，在“十一五”开局之年，进一步表明了中央对改革的决心，使全党、全国在改革方向不动摇这一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
实际上，正是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才使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十五”计划的各项任务，为“十一五”规划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更多的体制改革来解决。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字眼出现了83次。令人关注的还有，在报告中，提及“体制”的29处无一不与“改革”相连。
变化：重点领域新进展
河南省巩义市农民张志伟不到一周办完了餐馆开业的所有手续。他说：“以前开餐馆要跑卫生、工商、税务、检验检疫等多个政府部门，现在政府的行政审批统一到一个行政大厅里，对外透明办理业务，限期答复，再也不用一个个部门去‘烧香’了。”
张志伟切身感受到的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变化。在“十一五”开局之年，改革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重点领域取得了新进展，分量更重、层次更深、措施更细。这些改革惠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给相关领域和行业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去年4月，我国召开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做出了部署。各级政府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事项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进行建设。各地继续贯彻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完善核准、备案制度。不少地方建立和完善了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过错追究制等一系列制度。电子政务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中国政府网去年1月1日正式开通，各级政府网站相继向公众亮相，政府门户网站成为服务公众的重要手段。
———国企改革步伐加快。国企改革的指向更加明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集中，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去年16家国有独资公司开展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８家中央企业完成新一轮兼并重组。积极探索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国家分享企业利润，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已开始进行试点。
———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改革迈出新步伐。电力行业基本实现厂网分开，邮政体制改革全面启动，邮政政企分开和监管机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城镇供热收费制度改革从去冬开始全面推开。铁路、民航、水务、市政公用设施等领域改革继续推进。
———金融、财税、投资、价格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继2005年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后，2006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先后上市。这些银行在股改的同时，公司治理框架初步形成，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资产负债管理、人力管理等约束力度进一步加大，为全面建设现代金融体制奠定了良好基础。围绕金融业转折期的新任务，前不久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新形势下全面推进金融改革做了部署。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制度继续改进，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范围继续扩大。
感受：改革温暖百姓心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一年里，一系列重大改革向纵深推进，给百姓生活带来积极变化。
在各部门各地区的改革探索中，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变化，那就是改革更加注重科学性、协调性，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改革的基点和决策的依据。西安市在城市管理中积极探索政府与市民的沟通机制，拓宽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形成了政府与市民的良性互动关系。如今，道路、自来水、热力、天然气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市政设施建设，西安市民有了关键性的发言权。许多地方出台的一些重大举措，还注意听取群众和专家意见，黑龙江省政府发布“重大决策规则”，深圳市通过“市政府重大决策公示暂行办法”，都反映出了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正在逐步健全。
除了参与改革决策，让老百姓感到的温暖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社会领域改革方面。从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在西部地区全面实施，受益学生达到4880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进展顺利，2006年全国已有1433个县（市、区）开展了试点，4.06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国务院下发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部署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中央发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后，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
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面。各地、各部门组织实施了一系列落实再就业扶持政策的专项行动，取得较快进展。进一步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调整城镇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将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扩大到8个省份。积极探索完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将城镇居民、学生、儿童等纳入保障范围。在制度上实现了各类企业职工的工伤保险全覆盖。城市低保的保障功能进一步增强，农村低保制度建设步伐加快。加快工资制度改革，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改革和完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
农村综合改革方面。继去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改革步入综合改革新阶段。国务院决定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农村税费改革为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200多亿元，扭转了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
期盼：改革更和谐公平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应该看到，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和建设成就的同时，也产生、累积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日益不公，区域发展严重失衡，自然环境急剧恶化，内部矛盾明显增多，腐败现象泛滥蔓延，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居住等方面畸形分布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中的杂音。
说到对改革的期盼，经常在外打工的安徽省岳西县农民储昭远说：“希望国家像取消农业税一样，消除户籍差别，让农村人和城市人实现真正的平等。”取消农业税之后，在未来的一两年里，许多农民都迫切希望中央政府在缩小城乡差距上再迈实质性步伐。
专家分析，要改变社会的不和谐现状，理顺体制，就必须改革。不理顺分配关系、改革分配制度，不解决就业难创业难问题，不加强基层民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不从制度上防止“权力寻租”，就无法构建和谐社会。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改革、削弱社会发展力量的改革，以及损害民众当前和长远权利的改革，都应该是我们反对、取消和避免的。
任何改革都要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今后的改革，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改革才不会迷失方向，社会和谐发展才能踏上坦途。
法治建设篇：
公平正义之旗高扬
本刊记者 周立民 张非非 张琴
,为公平正义喝彩！”2006年10月11日，网友“咖啡茶”在国内一家著名网站上贴出长文《公平正义就是和谐》。热心网友激情跟帖：“这是我几十年来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这是一次伟大的实践、一次思想的突破。”
就在这一天，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民主法制更加完善”被列为和谐社会九大目标之首，“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被浓墨重彩地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回首逝去的一年，中国法治领域大事不断、热点频仍。然而，隐藏在这些纷繁表象背后的，却都是对公平与正义的不懈追求。喜，源自于公平正义的彰显与进步；忧，来自于公平正义的缺失或迟到。
公平正义成为法治中国最强音
公平：“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
正义：“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给出的释义简约、通俗。而要用法治实践来诠释、注解这个词组，却绝非易事。正是这个知易行难的“关键词”，成为一年来法治中国的最强音。
,公平正义”的唱响，闻之于中央高层的一次次重要讲话，见之于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并正被一项项重大战略决策及行动所呼应着。
始于去年初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正在全国政法战线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是一场将深远影响政法工作、政法队伍建设的头脑“风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而“公平正义”被列为其五项基本内涵之一。
2006年4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上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他要求广大政法干警要深刻理解、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确保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政法队伍中强力灌输这一理念并使之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不断推进，法律调整领域层面的不断拓展，人们的法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很多方面的社会矛盾正以案件的形式进入司法渠道，人们期望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讨个“说法”，对公正执法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必然要求政法干警正视群众反映的问题，牢固树立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的法治理念，不断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坚持民主法治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之一，并提出，“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忽视了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高举“公平正义”大旗的2006年，将以这个姿态为人们所铭记。
以民主、科学精神铸“公平正义之制”
一位著名法学家说过，“立法不公，就意味着社会正义计量器的定盘星错位了”。公平正义的核心是制度的公平正义，失去制度保障，公平正义就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随着中央高层对公平正义的倡导，在制度建设、立法进程中，秉承民主、科学精神以最大限度实现制度公平正义，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被称作是“13亿人利益所涉”、“市场经济重要基石”、“承载着中国人对未来的希望”、“对中国近30年改革的总盘点”的物权法，其立法进程已成为2006年中国人对民主立法精神的一次经典诠释。从2002年12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以来，这已是第七次审议该草案，使其成为中国立法史上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草案。其间，这部法律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曾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各方意见，召开的座谈会、立法论证会难以计数，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数以万计。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对物权法草案进行审议。漫长的审议过程、充分的研讨辩论，见证着铸造公平正义之“法”的良苦用心、艰辛努力。
同样刷新中国立法史的还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该法在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从1986年起草到最终“破茧而出”，这部法律经历了20年，前所未有。其间，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相关议案共计222件，参与联名的代表共计4044人次。
从2007年1月1日起，所有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去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员表决通过了这一历史性决定，这不仅终结了死刑核准权授权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的20多年的历史，也成为我国法治的价值追求由“效率优先”回归为“公平正义”的标志性事件。1983年9月，为了遏制当时严重犯罪活动多发态势、支持“严打”，死刑核准权被下放至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然而，在“严打”取得成效的同时，死刑案件办案质量问题也逐渐显现，佘祥林案、李久明案、杜培武案等一个个错案的曝光，引发了全社会的大讨论，也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视。严格、审慎地使用最严厉的刑罚———死刑，2006年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共有497部法律、法规开始施行。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的新义务教育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把合作社组织确定为未来中国农民走向富裕的组织形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遵循国际惯例的企业破产法……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律被审议通过。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批重要法律草案也经广泛征求意见，进入审议修改程序。
在回顾2006年中国法治建设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饱含激情地指出：“从关注平等主体之间的博弈，到强化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护，中国的立法无处不在体现宪法精神，2006年的立法，让民主法治的每一缕阳光，照耀在所有中国公民的身上。”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谢海定副研究员认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立法工作不再单纯追求速度，而是强调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凸显对立法质量的追求，“法治之法，乃为良法”。而公平正义，则是一切良法的精髓所在。
以“必严”、“必究”理念维“公平正义之道”
法是良法，但如果在执行中走了样、变了形，公平就会演变成不公平，正义就会退化至非正义。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理念，以“让贪官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追悔莫及”的决心，公平正义之剑斩向贪腐重灾区、罪恶多发区，让人们在2006年里深切地感到，公平正义的力量正势不可挡地向前奔涌。
腐败，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直接破坏、公然挑战，而近年来在一些行业、领域疯长的商业贿赂，更是长在经济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分析认为，目前我国的商业贿赂已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隐蔽性强，大要案、窝串案不断，而且这些案件多与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权钱交易有关，直接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2006年，我国开始向商业贿赂全面宣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大大增强了刑法惩处的震慑力；全国检察机关加大了查办力度，仅去年前10个月就立案查处1010件，批捕犯罪嫌疑人5117人，涉案金额8.8亿元；全国法院系统也加强审理力度，去年前9个月审理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案件5429件、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233件，均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上升。
国家严厉查处“齐二药”假药案、“欣弗事件”等药品安全事件，让人们更看到了中央情系民生、严肃法纪的良苦用心。食品药品安全事关无数百姓身家性命，但是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为首的一批官员，却利用权力大肆受贿，有的还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正本清源之后，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样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监管部门如何作为、如何用权，人们将拭目以待。
公共权力的滥用，侵蚀着政府诚信的基础，也践踏着社会公正的底线。严格贯彻“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对腐败案件、腐败分子，一查到底，则是对公平正义原则最强有力的维护。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山东省原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等一大批高官“东窗事发”，受到追究，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也坚定着民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信心。
文化新象篇：
开局之年气象新
本刊记者 张琴 黄会清 邓卫华 韩世峰
2006年，我国文化建设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臻完善；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及面，全面推开；多元化文化蓬勃发展，草根文化异军突起；文化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多彩。
文化建设欣欣向荣，面貌一新，在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精神产品的同时，也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公共文化服务：越来越“热”的文化理念
2006年末，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魏家桥村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区电影队免费送来的数字电影。清晰的画面及6个立体音响营造出的视听效果，让大伙大开眼界。
去年，像魏家桥村村民一样享受到免费数字电影的，还有浙江、广东、宁夏等8省区的16个市的农民。这得益于国家从去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工作。为搞好这项德政工程，各级政府投入1.268亿元。
文化德政来自于保障群众文化权益的执政理念。近年来，建立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文件和领导讲话中。《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针对城乡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存在的差距，国家强调要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建设较为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为此，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工程。2006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送书下乡工程等重点文化项目的进一步推进，为广大群众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群众提供了更加平等和普及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了农村文化建设。
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各地还想方设法，努力探索新途径。如广东省首创“流动图书馆”、“流动博物馆”、“流动演出服务网”等模式，盘活了文化资源，解决了部分群众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成都市提出“城乡文化一体化”理念，努力实现城乡文化事业协调发展。
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各级政府加大了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的力度。据统计，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就达2.58亿元，比上年增长72.7%。财政并不宽裕的江西省继2005年斥资6000万元之后，2006年再次划拨1亿元专项资金，为全省农民看电影、看戏、开展文化活动“埋单”。
文化体制改革：踏上“破冰之旅”
旧有的文化体制，已经不适应文化发展的要求。2006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由试点向面上推开、向纵深拓展的时期。有学者认为，这一年，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破冰之年”。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了试点工作经验，决定向全国推广。
文化体制改革，带来了文化产业的全面繁荣。
在北京，以北京儿艺、中国杂技团、北京歌剧舞剧院、中国木偶剧院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为标志，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产值达960多亿元，占GDP的14%以上；重庆红岩联线通过推出情景剧等方式，贴近观众需求，成为经济效益超过1000万元的红色文化集团。
目前，在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广告、娱乐、演艺、会展等重点产业，一批产业基地和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数字电视、数字电影、网络出版、网络游戏和动漫等新兴产业得到迅速发展。2006年，我国国产电影达300余部，票房超过20亿元，其中数十部电影销往海外，动漫产品中的60%为国产作品。而在2003年，国产电影仅有140部，票房不足10亿元，几乎没有海外市场，80%的动漫产品都是日本和韩国的。
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国家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实质性扶持，这成为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财政部会同文化部等部门拿出专项资金，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和“动漫产业发展基金”；文化部发布了包括921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总价值700多亿元的《中国文化产业2006投融资项目手册》，这对于引导海内外投资者进入文化产业和逐步完善文化投融资机制都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全国有18个省区市出台或即将出台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有关配套政策，13个省份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或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有些地方还设立了文化体制改革专项资金。
文化多元化：大众文化掀起新浪潮
近年来，文化逐渐多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2006年，最为人关注的是草根文化的兴盛和通俗化学术文化的异军突起。
草根文化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的广泛参与性。当李宇春、尚雯婕等平凡女孩在“超级女声”中一夜成名之后，“麻雀变凤凰”不再是一个神话。“电视选秀”这一被称为“平民狂欢”的特殊文化形式，成为2006年文化界乃至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具特色的印记。“梦想中国”、“星光大道”、“红楼选秀”……这些节目迅速占据了诸多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吸引着大众的注意力。大众的热捧，也让相关电视台收益颇丰。
博客的兴起，是2006年草根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符号。网络博客写作普及率越来越高，许多人借助这一大众平台走向成功。《第一次亲密接触》、《武林外传》等网络小说人气颇高。
草根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体。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文化活动已经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而且，与以往主要靠政府下乡送文化不同，如今农民已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角。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区市农民以“自娱自乐”为特征的文化活动日益红火。仅在山西省，农民就创办了农民书屋1300多个，文化大院1900多个，农村个体电影放映队1700多个。
也正是由于来自百姓的文化渴望越来越迫切，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参与搭建学术与普通百姓沟通的桥梁。由此，一大批以前“埋头做学问”的教授学者纷纷亮相荧屏，用通俗的方式解读历史和文学，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机遇与挑战：文化发展面临新课题
我们在为2006年文化繁荣景象感到欣喜的同时，也要正视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
首先，必须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虽已进入推广阶段，但许多文化单位仍然处于负重前行的艰难之中。利益的合理分配、文化人才的培育、政策的具体操作、行业组织的健全、法律法规的完善等诸多难题，仍然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因此，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繁荣文化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形式多样和价格合理的文化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
其次，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尽管新兴文化产业已出现爆发式增长局面，但繁荣不能掩盖问题，发展也无法忘记距离。作为文化大国，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一直是心头之痛。中国出版物在国际市场上远没有中国制造的玩具、服饰和电器受欢迎。推动中国文化尽快走出去，政府应在资金、税收方面对文化企业提供更多优惠。2007年是我国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第一年，文化市场分销领域将进一步开放，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大力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虽然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应看到，目前我国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农村文化投入明显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为农村群众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为基层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偏少、质量不高。这种状况，要求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社区和农村延伸，继续加大对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改进服务手段，增加服务内容，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
第四，和谐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但在目前情况下，建设和谐文化还面临许多挑战。因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起一个全民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和谐文化建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这就要求我们，今后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在多元的文化形态中确立主导，在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低俗文化得到抵制。同时，通过文化影响人心的力量，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当前，我国文化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我们更应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事业完善的步伐，以更强的实力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开放新风篇：
开放中国迎来第三轮冲击波
本刊记者 邓卫华 李舒 熊聪茹
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直面开放。开放是如此触手可及，一名北京市民在沃尔玛超市货架上随手取走一件商品的信息，瞬间就能回传到万里之外位于美国阿肯色州的沃尔玛总部的服务器上；而美国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显示屏上一个微小的数字跳动，就可能影响到我国山东省德州市当地某个麦农的年终收入。
在经历了1978年初冬打破封闭状态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浪潮、2001年初冬在多哈会议上正式入世的第二次浪潮洗礼后，2006年的初冬，中国完成大幅降低关税、深度开放市场的承诺，结束对弱势产业实施保护的入世过渡期，站在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上，迎接第三轮开放冲击波。
入世5年交出高分答卷
2007年1月18日，济南。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说，自2007年7月1日起，中国将取消对外商投资旅行社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并对外资旅行社的注册资本实行国民待遇。这一时间比中国在入世谈判时承诺的最后期限整整提前了4个月。事实上，不仅仅是旅游，在银行、分销、物流等众多服务领域，中国已经多次如期或提前履行入世承诺，与世界同享中国加速开放的成果。
来自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显示，入世5年多来，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翻了两番还多。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中国进口年均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是世界上进口增速最快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入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13％，其中世贸组织成员之间互惠互利尤为明显。
入世之初，以汽车等为代表的弱势产业一度最令国人担心，人们担心大幅降低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的关税将会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汽车工业造成毁灭性冲击。然而，5年多后的今天，在与世界汽车巨头较量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汽车出口超过进口，而且还把装备着中国产发动机的汽车卖到了海外。
入世既是对中国弱势产业的一场严峻考验，同时更是对习惯于行政审批和计划调控手段的中国各级政府的一次绝对挑战。5年多来，大量的行政审批项目被削减，与之不适应的法律法规因此废止或修订。随着“后过渡期”的到来，我国政府部门在过渡期内保留的一些贸易管理手段被取消或受到限制，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着新的挑战。人们期待着第三次开放冲击波能够发挥助推器的作用，以强大的外力催生政府内部管理体制更加深刻的变革，促成中国各级政府尽早实现“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诚信政府”的宏伟目标。
5年前，曾有国外舆论预言中国经济将在入世浪潮的冲击下走向崩溃；5年过去了，不仅预言没有实现，相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还给中国入世总体表现亮出了“Ａ＋”的高分。
“走出去”渐上层楼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名叫埃弗莱斯的小镇上，400多名铁燧岩矿联合公司的员工正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该公司长期以来都是这个小镇上最大的用工单位，只是2003年以前它的名字叫艾维塔克铁矿石矿，并一度因为美国钢铁业不景气而破产。2003年底，来自中国的莱芜钢铁集团和美国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联合对这家破产企业进行了重组，从而给这个人口不足4000人的小镇带来了勃勃生机。莱芜钢铁集团这次看似不起眼的投资，几乎改变了一个美国小镇行将走向衰落的命运。
入世以来，中国在不断吸引外来投资、大量出口从衬衣到计算机等不同产品的同时，许多像莱芜钢铁集团一样的企业开始尝试积极走出去，在壮大发展自我的同时，也为投资国家和地区带去就业和税收。2006年5月，山东即发集团投资400多万元建设的越南工厂正式投入运营，这家年产服装1000万件的企业不仅出口欧美不受配额的限制，而且还能为当地提供约600人的就业岗位。同年，位于浙江温州市的康奈集团与黑龙江东宁吉信工贸集团共同投资20亿元，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市投建占地2平方公里的“远东康吉工业园”。从单个企业海外建厂，到多个企业联合在海外建立工业园，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始呈现出由单兵作战到抱团共赢的转变。
中国认真履行入世承诺，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开放了一个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学会利用世贸组织赋予成员的权利，采取各种方式向海外进军，积极开拓空间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如果说多数服装和制鞋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利用世贸组织游戏规则主动规避欧美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那么以华为、海信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则更多是着眼于跟进当地市场和实时追踪国际先进技术。
华为公司目前已在海外设立8个地区总部和32个分支机构，在硅谷、达拉斯、班加罗尔、斯德哥尔摩等地设立了研发中心，同摩托罗拉、英特尔、微软等成立了联合实验室，成为我国申请国际专利最多的企业。
呼吸自由贸易的空气
入世以来，在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共享中国开放带来的甜蜜果实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逐步推进自由贸易区域内货物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并为创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资机制而努力。
2006年可谓是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年”。当年10月1日起，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实施，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启动。同年11月24日，我国同巴基斯坦签署了自贸协定。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外部组建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共拥有18亿人口，被称为继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之后“未来世界第3大经济体”。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10国在菲律宾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这是我国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协议，是继《货物贸易协议》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中国－东盟、中国－智利、中国－巴基斯坦乃至更多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为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双方在产业发展方面将进一步实现“各取所长、优势互补”，并为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某种程度而言，自由贸易区是对世贸组织多边贸易机制本身缺陷和不足的补充，也是世贸组织互利互惠理念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的延伸和发展。在充分利用世界多边贸易机制和双边贸易机制实现多赢或双赢方面，开放的中国正越来越得心应手。
在摩擦中充电成长
2006年10月6日，欧盟决定对我国生产的皮鞋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大部分中国涉案企业被课以期限2年的高达16.5％的重税。目前，多家中国制鞋企业已经联合起来，决定将此案上诉至欧盟法院，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而此前，正是因为这些企业联合起来积极应诉，主动走出国门游说、并与欧盟进口商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欧盟贸易委员会才将反倾销措施实施年限由5年降为2年。
从过去反倾销终裁后束手无策、被动接受，到如今联合起来积极应对，有组织、有步骤地按世贸规则维护自身权益，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以平常心态看待花样频出的国际贸易摩擦，在应对贸易摩擦的时机选择、方式方法运用上也日趋娴熟。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内部分产业也遭到了一些进口产品倾销造成的损害。在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接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后，中国企业逐渐觉醒过来，积极提出申请，合理地运用反倾销等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贸易救济措施维护自身安全。
就在欧盟决定对我国生产的皮鞋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之前8个月，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同年8月18日，商务部根据倾销幅度初步裁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这一产品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此举不仅保护了我国相关企业的安全，同时对于保障我国中西部地区300多万农民的基本生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仅2006年一年，商务部就对5种进口产品采取了反倾销调查，其中两起案件已初步裁定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另外3起正在调查中。也是在2006年，商务部对立案的8种进口倾销产品做出终裁决定，裁定这些产品存在倾销行为，并征收反倾销税，这些进口倾销产品大部分来自经济发达的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维权，从熟悉规则到运用规则，中国企业在摩擦中不断充电成长，守规意识越来越强，国际化视野也越来越开阔。它们，终将在搏击第三次开放冲击波中腾空高飞。
不过，频繁发生的国际贸易摩擦也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自主创新之痛。面对这样的难题和形势，强化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开放中国的不二选择；而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重要路径，更是中国实现创新型国家梦想的重要基石。
协调新策篇：
“四大板块”共绘一体化版图
本刊记者 皮曙初 张涛 赵东辉 熊聪茹
随着促进中部崛起纳入国家战略的视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框架终于在2006年完成“封顶”，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板块”正在共谋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和体制的坚冰，朝着市场一体化的和谐中国新格局迈进。
布阵：绘就最后一个板块的区域战略宏图
2006年3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为中部崛起指明了发展方向。
,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被写入2006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中部六省的发展本身。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这是最后一个板块的战略宏图；在驶向市场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这是“承东启西”的关键板块。传统的沿海与内陆两大板块分割局面，正在被东、中、西、东北四大各有侧重的战略方阵所取代，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日益明晰。
在完成了最后一个“集团方阵”的排兵布局后，2006年区域协调发展新战略的大幕已经拉开。在东部继续“领跑”的同时，中央政府加大向内陆三个区域重点领域的投资倾斜，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提高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实施西部大开发多年来，国家在西部地区重点加强了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截至2005年底，国家在西部地区相继开工建设了70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投资总额约1万亿元。2006年国家在宏观调控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方针，西部地区又新开工12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1654亿元。
2007年到来之际，东北老工业基地收到了一份盼望已久的新年大礼。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豁免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历史欠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东三省在1997年12月31日前形成的历史欠税予以豁免，这是我国出台的又一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政策措施。专家表示，这项涉及100多亿元的免税政策将促进盘活东三省地区的存量资产，帮助国企轻装上阵，加速改制工作的顺利推进。
各地区和各部门也为扭转“东富西贫、南强北弱”的不均衡局面，谋求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各显神通。商务部推出“万商西进工程”，用3年时间推动万家境外和东部沿海企业到中部地区开展投资、采购和经营协作。交通部门规划到“十一五”末，中部各省与相邻东部地区间将至少建成两条以上的高速公路通道，与相邻西部地区间至少建成一条高速公路通道。
互动、互补、互相促进，一体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宏图令国人叫好。有网民称：对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视充分表明了决策者深谙“得中原者得天下”这一被中国历史反复印证的规律；东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差异一日不能弥合，中国就一日不能“崛起”。有专家表示：“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不仅将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走上了更乐观的道路。
融合：资本与资源涌动“北上西进”潮
不久前，湖北省公布数据表明：近年来全省人才流入人数已是流出人数的5倍以上，人才流动20年来首次出现了正增长。人才大省长期以来“孔雀东南飞”的现实让湖北人扼腕，中部塌陷的尴尬一直让“九头鸟”抬不起头来，而今终于迎来“凤还巢”。
区域发展战略宏图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版图的重新编织，更重要的是资本与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区域之间的合纵连横之势彰显无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说：“实现中部崛起，人才是关键。”人才资源的流动新潮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明确信号。为此，中部六省还在岁末发表人才一体化战略“武汉共同宣言”，探寻人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之路。
如果说“九头鸟”的“还巢”还只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表象的话，那么，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重心整体上更加明晰地表现出的“北上西进”的新轨迹，则足以说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正在从体制和机制上带来深刻的革命，跨区域产业转移、重组及合作的势头强劲，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活跃的生产要素如同出笼鸟在区域间自由跃动。一个在市场之手牵引下“四大板块”比翼奋飞的经济一体化壮丽蓝图正展现在全国人面前：
西部地区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发展和区域合作，由传统资源时代向产业时代挺进，有的省份已驶入快车道；中部6省承接和对接产业梯度转移，在承东启西中谋求奋力崛起；东北三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重振“老工业巨人”雄风；东部则继续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演一出改变粗放发展模式的“转型”大戏。
大转型带来大转移，大转移带来大融合。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的开放迅速彰显出珠三角地区体制改革的先发优势；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又激活了长三角地区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市场潜力。珠三角、长三角迅速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
2006年，沿海开发的脚步向北跨出一大步。去年5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同时批准其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市则明确定位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与此同时，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完成，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的合作发展推向了新的起点，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初露端倪。
在实施了振兴战略3年多的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投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数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的纯收入等方面，增长速度也都高于全国水平。辽宁特钢与黑龙江北满特钢的成功重组，沈阳变压器厂收购长春变压器厂，哈啤集团收购长春银瀑啤酒，高调拉开东北大型国企跨地域联合重组的序幕。有专家惊叹：东北经济区崛起为中国“第四增长极”也为期不远。
,北上”是纵轴，而“西进”是横轴，一纵一横两条轨迹才是构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完整坐标系。伴随着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快，投资“西进”正在加速。来自商务部的消息令人振奋：近年来东部地区已有一万多家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创业，投资总规模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最典型的是浙商资本，在产业梯度发展规律的引导下，绘出了一幅向西部大转移的“路线图”，以至走到全国都会听到一句共同的慨叹：只要有市场就有浙商。万商西进、东中西大市场的融合成为中西部地区挺进产业时代，实现开发和振兴的重要力量。
破壁：分工协作方能“又好又快”
合纵连横，融会贯通，无论“北上”还是“西进”，都是在走向全国市场一体化的强烈冲动下带来的资本与资源的合理化布局，也是全国经济发展要求提升层次、整合资源的必然产物。从中央到地方顺势而为，内联外引，冲破体制壁垒，统筹区域发展。
联而不合只能各自为战，分工协作方能和谐共赢。去年底，长三角城市群16市市长聚首江苏省泰州市，谋求提升长三角国际竞争力，并首次邀请泛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的相关代表列席，互动机制正式启动。导入了合作机制，长三角、泛珠三角、环渤海湾等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初显“1＋1＞2”的放大效应。
从点状拉动到各个大经济圈、城市群组“抱团”互动，区域经济的“圈”、“带”、“区”如同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版图上纷纷出现。从武汉经济圈、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安徽沿江城市带到江西昌九工业走廊，从成渝经济圈、陕甘宁川的区域合作到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圈和经济带一展风采，成为推动西部大开发和撬动中部崛起的重要力量。“融城大公交”、“通信一体化”、“人力资源合作”、“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等正在变为现实。被视为“坚冰”的种种体制壁垒，在宏观战略与市场冲动两只强力大手的双重推动下，逐渐消融。
但是，破冰之旅并非一帆风顺。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仍大量存在，在内联外引中产业结构雷同，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和竞争对手拼得你死我活，不惜从外地捞取稀缺资源，却对外地产品筑起藩篱。区域发展不平衡，加上行政割裂和政绩考核不科学以及财税体制弊端，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障碍还不少。
区域经济发展贵在协调，贵在一体化资源配置体系下的合理分工。各个地方应该各有侧重，不能你搞一摊，我搞一摊，在同一个水平上竞争是没有出路的。比如汽车生产大家都可以搞，但是应该拉开档次，各有分工，你搞发动机，我搞材料，他搞组装，这样才能形成合力。专家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键要从政府职能上根本解决这些市场分割的问题。通过健全全国统一市场，完善区域互动机制，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深化分工合作，我国长期行政分割的地区经济格局方能真正被打破，从而促进经济资源的整合，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最近，中央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这将推动各地区切实摈弃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真正致力于科学发展。“四大板块”在发展重点和路径上应该各有不同，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对自己在区域内的产业分工角色准确定位，扬长避短，对那些更适合外地发展的产业领域必须割爱，在资源与资本的重新配置中有所“取”必有所“舍”，如此方能实现市场一体化、资源配置一体化的“又好又快”发展目标。
干部新举篇：
“换届选举”助推干部制度改革
本刊记者 张非非 周立民 邓卫华
镇干部被破格提拔为省厅处长、干部任前公示政绩、二次推荐、延伸考察、心理测评……2006年，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换届选举”，助推干部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全国各地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亮点纷呈，气象一新。
经中央批准列入2006年党委换届计划的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14个省区党委换届选举已全部顺利完成。今年进行党委换届的17个省区市的干部考察和换届选举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公推、海选“基层试水”用人更加公开透明
今年38岁的孙鸿斌是江苏省射阳县海河镇新当选的镇党委书记，他是经过3轮民意代表推荐，参加党员代表选举而最终当选的。
孙鸿斌说：“与我一起竞争书记岗位的有60多人，经过层层过关才胜出，获得这个岗位很不容易，我也很珍惜。”
孙鸿斌说，共有200名党代表、人大代表、企业家、普通群众等民意代表画票同意他当书记，经过第二轮、第三轮类似的画票，他和另外两人被确定为初步人选，经过撰写调查报告、发表演讲等程序后，由县委常委会无记名画票，结果自己得票第一，成为正式候选人，交给镇党员大会选举。
江苏省在2006年的乡镇换届选举中，对891名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实行“公推”制度，为全国首创。由过去党组织酝酿、提名，变为党员和干部群众公开推荐，进一步扩大了民主，为落实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创造了新平台。
在2006年的地方党委集中换届中，中央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把扩大民主的要求贯穿于换届工作的全过程。
和江苏省一样，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紧紧抓住提名、考察、选举等关键环节，积极探索扩大党内民主的有效途径和办法，认真落实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使这次地方党委换届成为发展党内民主的一次生动实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这次基层换届过程中充分发扬了民主，改变了过去“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做法，避免了“领导定名单，下边画圈圈”式的暗箱操作。
而更具意义的是一种用人导向的变化，使干部由过去干事情“对上负责”为主，转变为对上、对下都要负责，对下负责更重要。被提名的候选人首先要被群众认可，如果没有群众公认，连提名这一关都过不了。
四川省社科院政治所副研究员李羚认为，把干部选拔的过程“亮”给群众，赢得了社会层面对党委用人标准、用人导向的认同，更赢得广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这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创新意义。
试行综合考评新法破解识人难题　
辽宁省在去年换届工作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做法叫“延伸考察”，规定对在现工作单位任职不满3年的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应当到其原工作单位采取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考察，避免考察结果失真失实，出现“带病提拔”、“带病上岗”。
记者在辽宁省委组织部采访时了解到，现在有个别考察对象本来在原单位口碑不好，但由于工作调动后现单位对其了解不深，或是因为希望其尽早离开现单位等想法作祟，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考察对象的情况，延伸考察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辽宁省某市曾有一名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公开选拔中综合成绩第一，在现单位推荐票达95%以上。按照以往的考察办法就可以通过了。但延伸考察到其前一个工作单位时，却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考察组找7人谈话，就有6人提出此人有问题，并举出了实例，经进一步调查核实，最终取消了其拟提拔人选的资格。
可以说2006年换届选举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四川、浙江、内蒙古、辽宁、江西、河南等省区作为中组部试点，试行“二次推荐”、“延伸考察”等新的考察举措，进一步完善了民主测评、民主推荐、个别谈话、民意调查、实地考察、综合评价等六个环节，使干部考察更加科学有效。
辽宁省委组织部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新的考核评价办法，将过去单纯的“官评官”变为现在的“官评官”与“民评官”相结合，充分发挥综合考核评价办法的认知评价、教育引导、监督约束的功能，使干部对“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如何发展”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直观的理解，进一步激发了领导干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动力，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导向和用人导向。目前，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受到广泛认同。
在中组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大框架下，各地积极探索科学的选人办法，许多做法让人耳目一新。
比如，沈阳市将心理素质测评引入党委换届中的干部考评。去年沈阳市在对辽中县党委班子换届新增常委考评中，对4名候选人进行心理素质评价考核。首先为心理素质民主测评，让老百姓评价各位候选人的心理素质高低；其次为心理素质书面测评，候选者要在2小时内完成500道题的测试；最后是面试关，通过相关案例考察候选人的应变处理能力。三方面综合后，以4人心理素质测评排序，做出指导性和预测性结论。
沈阳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认为，公开选拔中采用心理测验、情景模拟等新方法，对于提高科学选拔任用干部有一定作用，有助于对参选对象实际工作能力的认知。
此外，各地在换届工作中认真把好廉洁自律关。所有提名人选都征求了纪检监察部门意见，对确有问题的，坚持不提名，对反映不实的予以澄清。这些措施保证了提名人选具有较高的德才素质和较好的民意基础。
凭实绩看德才折射用人新理念
2006年7月15日，湖南省委在全省加强县乡干部队伍建设座谈会上宣布，破格提拔5名乡镇党委书记到省直厅局任正副处长。其中东安县大盛镇党委书记周娟华，被提拔为省水库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祁东县石亭子镇党委书记谭敦龙，任省信访局督察处副处长、正处级调研员。
花垣县两河乡党委书记吴兴顺也是被破格提拔的５人之一。他1993年以来一直在基层乡镇工作。他说：“我没有任何‘后台背景’，我的提拔重用不是论资排辈、跑官要官的结果。”
一石激起千层浪。湖南省委此举，堪称在全国开了先河，立即引来一片叫好和热议。
在我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中，县、乡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基层，而乡镇处于最末端。作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们的级别只相当于省市级机关的科级。尽管在基层长期摸爬滚打，许多都有可圈可点的业绩，但是按惯例，乡镇干部要到省厅任职，必先经过县、市两级台阶，升迁确实非常不易。而今，直接提拔到位，无疑打破了原来某些提升干部的老框框、老套路，为那些扎扎实实、安心基层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开辟了升迁新渠道。湖南的做法，其实质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次“破冰”之举。
湖南省委重用“乡官”，连同其他一系列重大人事举措，折射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理念，也用事实说明，凭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的用人导向正在形成。
记者从各方面了解到，这次集中换届选举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各地出台选人用人新举措、新办法最多的一次。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全国各行各业有一大批优秀干部脱颖而出，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一个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正在形成。
国防新剑篇：
国防建设的铿锵足音
本刊记者 李宣良
军事训练向信息化加速转变，武器装备迎来“四新时代”，部队实施“开门建军”……在回顾2006年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时，这些新词汇成主流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语，折射出人民军队在“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征途上的铿锵足音。
聚焦信息化：军事训练开始历史性转变
　首次远程机动作战演练刚刚鸣金，“砺兵─2006”山地进攻战斗演习战鼓又擂；“前卫─206B”实兵检验性演习激战正酣，中美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又如约登场……2006年的演兵场上，信息化特征更加明显。
在“确山─2006”演习中，济南军区某摩托化步兵师司令部通信参谋王国斌作为“红军”一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战备等级转换、远程机动、隐蔽伪装、集结展开、战斗实施等各个阶段，“蓝军”强大的电磁干扰一直如影随形，试图压制和瘫痪“红军”的通信指挥。“在别人眼里辽阔明朗的天空，在我看来却是由无数电磁信号编织成的诡异‘天网’。”王国斌说，“只有撕破这张看不见的‘网’，才能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
王国斌的体会，道出了现代中国军人的感受。在部队的日常训练和多起重大演习中，“复杂电磁环境”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突出强调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演练，是中国军队大力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前卫─206B”军事演习中，济南军区的陆军航空兵部队、电子战部队、新型炮兵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在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接受了作战能力的严格检验。“正如演习代号‘前卫’一样，演习课题全部是为着眼未来战争而设置的。”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说。
除了复杂电磁环境外，参加演习的官兵同时还面临着另一个共同的“对手”———“部队演习评估系统”。在几起重大演习中，导演部都采用这一系统，对演习全过程、全要素、全员、全装进行考核和评估。
　“战争年代，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如何，一场战斗便见分晓。和平时期，军事演习就是检验部队作战能力的最好形式。”“部队演习评估系统”研制者之一、石家庄陆军学院教授马开城少将说，信息化条件下的演习必须有科学严格的评估手段。“部队演习评估系统”以量化行动结果来评估作战能力，将其分解为5大类、34小类。马开城告诉记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息决定战场，数据决定成败。”
,与其说这是一次实兵考核，不如说是一场实兵对抗。”带领部队参加解放军首次远程机动作战演练的某旅旅长王新感慨道：“‘部队演习评估系统’就是对手，它牵引着部队战斗力水平向着更高层次跃升。”
武器装备迎来“四新时代”
2006年岁末，最让广大军事爱好者高兴的莫过于期待已久的歼─10战斗机公开亮相。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斗机，歼─10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战术要求。
而作为中国国防工业建设成就的一个综合性展示平台，在2006年珠海航展上，“中国制造”的各种武器装备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军事专家、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滕建群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国防工业迎来了精确制导时代、新动力时代、新概念武器时代和装备透明时代。
在本届航展上，最让军事专家和军事迷们惊喜的，莫过于“雷霆─2”激光制导炸弹、“雷石─6”制导滑翔炸弹、P12战术导弹系统、FT─1和FT─3精确制导炸弹等由中国自主研制的一批精确制导武器系统。
人们发现，中国国防工业的开放和透明程度“令人吃惊”，一大批过去被认为需要保密的武器揭开了神秘面纱。这种透明度的增加，表明中国对自主研制的武器装备充满信心，同时也是拓展国际市场的需要。正如滕建群指出的，伴随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防工业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的计划模式走向市场。2006年见证了这种根本性转变。
加速推进人才战略工程
新年伊始，清华大学国防生赵志升、覃文强给母校发来喜报———2006年，这两名在南京军区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的国防生，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双双立功受奖。“随着军队人才战略工程的加速推进，国防生在部队有了越来越大的用武之地。”清华大学国防生选培办主任牛亚军说。
2003年中央军委专门制订《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对2020年前解放军人才建设作出了整体筹划和部署。全军各级单位切实把实施人才战略工程摆到突出位置，把人才建设作为党委的经常性中心工作。各大单位普遍成立了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实际精心筹划本单位人才建设。
近年来，军校从士兵中招生规模逐步减少，不断增加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数量。同时，逐年提高培训的起点，从2004年开始，军校生长干部招生基本实现了本科化。
在人才培养渠道不断拓宽的同时，高层次人才队伍日益壮大。10年前，解放军研究生年招生数量只有1300人，目前已超过1万人。从2002年开始，在14所高中级指挥院校开展了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已有3000余名指挥军官和机关干部参加学习。在三军部队，硕士连长、博士团长已屡见不鲜。
以前，在陆军部队看到穿海军军装的人，或在空军部队见到陆军军官，许多人会感到惊奇。而今，从总部机关到各军兵种，从科研院所到作战部队，随着干部交流任职、交叉代职、岗位轮换的路子越走越宽，身着不同军兵种服装的军官早已和谐地融为一体。
解放军迈入“开门建军”新时代报道2006年解放军几次重大军事演习的中外记者发现，中国军队演习的开放和透明程度大大超乎他们的想象。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认为，频频举行的中外联合军事演习表明，中国军队已经迈入“开门建军”新时代。“中国军队的开放与国家的开放是同步的。”彭光谦说，“关起门来搞军事建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给中国军队提供了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缩短与发达国家军队“时代差”的战略机遇。
迈入“开门建军”新时代的中国军队，以更加积极、自信的姿态走出国门，用实际行动捍卫着世界和平。
2006年7月26日，杜照宇和他的3名同事在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时不幸遇难。在7月30日的追悼会上，联合国为这些用生命呼唤和平的勇士降半旗致哀。3年前，同样是中国军人的郁建兴，为了履行联合国赋予的武器核查职责，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从郁建兴到杜照宇，展现的是中国军人的使命不断拓展的轨迹，彰显的是中国军队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
军人，一向被视为“保家卫国”的神圣群体。然而，杜照宇和他此前的7位中国军人，却为了陌生国度人们的安宁生活，将自己的鲜血抛洒在了异国他乡。
无论是在毒蛇猛兽出没的柬埔寨丛林，还是在热浪滚滚的西撒哈拉沙漠，无论是在疫情肆虐的刚果（金），还是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军人，承担起联合国赋予的维和重任，肩负着捍卫全人类和平的使命。
不仅仅是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多中国军人的身影出现在了国际救援的灾难现场。伊朗巴姆大地震、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大地震……以军人为主体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总是在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为当地灾民送去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
当恐怖主义成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时，中国军队义无反顾地高擎起反恐利剑。中吉联合反恐演习、“上海五国”武装力量联合反恐演习、中巴联合反恐演习、“东方─反恐2006”演习等接连上演，中国军队与他国军队合作反恐的能力不断增强……
从保家卫国到维护世界和平，从国内抢险救灾到参加国际救援，从抵抗外来侵略到参与多国联合反恐演习，中国军队的职能和使命在不断拓展。
（专题策划：本刊编辑部 / 编辑：林双川 李力 颜彦 薛凯 王秀真 孙爱东 秦交锋 苏娅）
2007年第五期专题报道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思路篇: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谈：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
本刊记者 杨健　赵东辉
过26年的快速发展，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2006年，深圳经济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四，发明专利申请数居全国第一，人均GDP8500美元。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深圳面对新的历史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大胆探索，先行试验，敢于创新，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前不久，就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本刊记者专访了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
记者：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全面铺开，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经济特区，深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坎”上，不进则退，新时期深圳是如何应对挑战的？
李鸿忠：特区原有的优势的确在削弱、淡化，一些人据此提出“特区不特”、“是否还需要特区”等疑问，甚至认为跟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反而有了一些劣势。2002年底，网上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不少议论。
深圳市委市政府及时调整思路、引导舆论，从各级干部、公务员队伍到外来务工人员，掀起一场关于特区内涵的大讨论，最终在全社会形成比较一致的观念：今天特区的基本内涵就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开放”，“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改革、创新、开放是深圳的根和魂，深圳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此，而不在其他方面，这乃是国家当年要设立经济特区和今后还要继续发展经济特区的根本意义所在。
新时期特区的牌子不仅不能丢，而且要擦得更亮。但是昨日之“特”与今日之“特”有很大不同，是从给予之“特”到自创之“特。今天的深圳就是要在没有特殊政策、发展条件相当甚至更差一些的前提下，自加压力，在发展思想、理论、方式上，在智力创新上先行一步。
记者：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深圳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限制了发展空间。请问深圳如何拓展发展空间，如何发挥自主创新的发展优势？
李鸿忠：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杀出一条血路”，而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新路”。当前深圳正面临着土地、资源、人口、环境方面的“四个难以为继”，对下一步的发展构成瓶颈。但积极发掘无形资源，增强在制度、管理、环境、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却是永无止境、没有极限的。
高效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深圳发展“软实力”的主要内容。在政府决策方面，深圳实行“慢决策、快执行”的原则，成立“内部法庭”，前置审查出台的“红头文件”。通过厘清政府各部门职能，事权配置向基层倾斜，深圳组建了街道执法队，将工商、劳动、食品安全等部门的21项执法权力全部下放统一执法。
通过实施责任风暴和“治庸计划”，加强政府责任体系建设，形成一个干事创业的高效政务环境。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政府部门从繁杂的审批事项中解脱出来，使部分行政职能有序转移到行业协会，受到企业的广泛好评。出台有关自主创新的“1＋20”政策框架，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自主创新氛围。
深圳还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将以往人们认为属于个人行为的改革创新列为合法行为、法律行为。它不但在激励保障改革创新方面作出设立奖项、优先晋升、财政支持等规定，对改革创新成果突出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而且对严重抵制、阻挠改革创新工作的，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在产业发展上，深圳瞄准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不断发力，并把加快自主创新、全面推进循环经济作为科学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大力推动“效益深圳、和谐深圳”建设，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的局面。
记者：深圳的发展速度跟以前相比明显下降，不少人认为是缺少动力、后劲，请您谈谈原因和看法。
李鸿忠：从1980年到2005年，深圳经济发展年均增长28％，曾经创下了以“三天一层楼”而著称的“深圳速度”。而2006年上半年，深圳经济的增速为13.5％，首次低于广东平均水平。我们认为，这个速度是健康的速度，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速度，是实施“效益深圳”后出现的重大转机，是深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后出现的“以退为进”。
另一次影响更广泛的“以退为进”出现在2004年初，深圳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由2005年推迟到2010年。推迟的主要原因是，深圳在有关社会发展、自然环境方面的指标比较滞后。与此同时，深圳还对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增加了有关民生、环境方面的指标。
为此，我们还及时提出要做到“三个舍得”，即舍得投入、舍得时间、舍得声誉。要把改革开放积累的财政实力，大胆投入到社会发展、民生民用、公共服务方面。要尊重规律，稳扎稳打，不惜为追求发展质量付出一定时间。要敢于承受外界的压力、承受暂时的误解，不惜放弃一时的声誉。
记者：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曾经被人们称为“文化沙漠”，请问深圳是如何弥补文化这个弱项、如何塑造城市人文精神的？
李鸿忠：城市人文精神和文化性格的培养，是深圳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深圳正在变成文化的沃土，文博会、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已成为响亮的文化品牌。
文化产业被深圳列为经济发展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十一五”期间，深圳将拿出3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动漫游戏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印刷、媒体、文化旅游等行业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设计行业年产值以40％的速度递增，一年一度举办的文博会已成为国内外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易平台，拉动深圳文化产业不断成长壮大。
记者：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一直受到全国的广泛关注，未来的深圳在全国发展格局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去实现这一角色？
李鸿忠：全国的发展有一定的序列性，就像企业技术发展中的“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深圳在全国整个发展格局中应当是属于“储备”的一代，要为中国20年、30年、50年后的发展作出试验、先行探索、提供经验。
为实现新的发展战略，我们在全市的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中间倡导“工兵精神”，面对艰难险阻勇敢冲上去，敢于承担责任、自我奉献。另一方面，我们又提出“半步策略”，即要做改革开放的能手、好手，推行渐进式改革，不求一下子迈大步，而是要针对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难题，一步一步地改，积小胜为大胜。（编辑：孙爱东）
实践篇:
“指标革命”在深圳
本刊记者 王传真 车晓蕙
在盘点2006年工作时，深圳的各级政府官员们不仅要关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而且必须注意一些新兴的考核指标。近年来，以“改革创新”精神著称的深圳市，推出了以“效益”、“民生”、“文明”为主的指标体系，并成为各级干部工作的“指挥棒”，在全市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指标革命”，促进了经济社会转向科学发展的轨道。
三大指数推动经济社会转型
与内地相比，深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早地遇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实现效益的同时增长，如何面对日益突出的各种社会问题，寻求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社会转型期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
深圳市委、市政府认为，深圳正面临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传统的考核评价体系，注重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对质量、效益等方面关注不多。与此同时，对民生、社会等层面也一向缺乏科学的考评。为此，近年来深圳着力探索建立可操作、可考核、可测评、可调控的新型指标体系，使之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抓手”。
———文明指数。2005年4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文明指数评价体系，借鉴国家文明城市评比的一些指标，结合深圳实际，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行量化评价，由幸福指数、关爱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这七个方面构成。
———效益指数。2005年9月，深圳推出了效益深圳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突出反映经济方面的效益。深圳效益指数由21个指标构成，其中包括经济效益类、社会效益类、生态效益类、人的发展类几个方面。与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评价法不同，效益指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单位产出取代经济总量，注重发展质量、发展成本，成为衡量深圳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
———民生净福利指数。2006年12月底，深圳制订了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通过包括“收入分配与公平”、“安全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水平”五大类21个指标，来反映深圳人的生存、生活和福利状况。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立勋说，文明指数是从宏观层面评价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是否协调的综合性指标体系，而效益指数和民生净福利指数则分别侧重于经济发展质量及群众福利方面，三大指数共同推动深圳社会转向科学发展轨道。
“指标革命”推动可持续发展
深圳曾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享誉世界，但深圳在多年高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也开始集中凸显。正因如此，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树立新的资源观、加快自主创新、全面推进循环经济等一系列新目标、新举措，着力推进实现“四个下降”和“三个提高”：
单位产出占用土地显著下降，资源消耗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显著下降，初级劳务工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下降，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显著下降。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中绿色GDP和循环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
三大指标体系的建立，使深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了具体可考、可评、可预测的量化依据。“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在指导和推动地方发展模式转变上收到了初步成效。2006年，深圳经济发展呈现低投入、低能耗、高产出、高效益的新局面，全市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GDP2.95亿元，每平方公里税收超过7653万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一至三季度万元GDP能耗、水耗同比下降1.9％、9.9％，效益深圳综合指数110.3％，比上年同期上升5.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中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逐步提高，科技创新等“无形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在成为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2006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达1808.17亿元，比上年增长29.18％，比重占全市GDP的31.39％，这一比重居全国第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3708.24亿元，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为58.92％，居全国第一。此外，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四大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
转轨的确也要承受阵痛。去年上半年，仅龙岗区引进的来料加工项目数和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45.08％和23.09％，对不符合产业门槛的37个项目直接亮了“红灯”。“虽然从短期看放弃这些项目有些可惜，会影响增长速度，但从长远看，经济增长会更快更稳，效益更高。”龙岗区区长余伟良如是说。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当许多地方还在以GDP论英雄的时候，深圳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了生态、环境、资源以及社会和谐，这是对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完善，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好体现。“效益深圳”指标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深圳在全国率先告别了“惟GDP论”时代。
“指标革命”推动解决民生问题
李鸿忠说，老百姓所获所得是我们工作的终极目标，而单纯靠拼GDP的增长，很可能与这一目标相背离。事实上，一个人均GDP上万元的地方，并不一定就比人均GDP仅有6000元的地方投入到老百姓身上的福利更多。如果人均收入高，但级差大，那财富就会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中。深圳推出“民生净福利指标”旨在起到“杠杆”的作用，把社会财富的分配向普通大众倾斜，给老百姓投入得多，指标自然就会提高，从而实现利为民所谋的宗旨。
深圳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人口结构倒挂严重，80％的劳动力是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劳务工权益是否得到应有保障，成为衡量深圳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袁建勇介绍，“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使劳务工的权益保障工作更加目标化、责任化了，其中的“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劳务工工伤保险参保率”、“劳务工医疗保险参保率”等指标直接涉及劳务工权益保障问题。
针对外来劳务工权益保障问题，深圳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设计，2006年5月出台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外来劳务工个人只需每月缴4元钱就可享受包括门诊、住院在内的医疗保障。目前，深圳参加医疗保险的604万人中有接近500万是劳务工。此外，本着“劳务工和户籍人员一视同仁”、“降低门槛广纳入”等原则，深圳市大力推动劳务工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外来劳务工参加工伤、养老、医疗保险的人数均占全国农民工参保人数的1/3。
李鸿忠说，深圳将每年向社会公布新的指标体系的实施效果，以此作为党政工作决策的“指挥棒”，作为考察各级领导班子工作业绩的“标尺”，促进各级干部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导向、民意监督导向，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沐民生福利阳光。（编辑：孙爱东）
2007年第六期专题报道
编者按：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鲜明的主题就是发展现代农业。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又特别强调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要加强发展，要提速发展。因此，发展现代农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多方面的支撑，而科技支撑是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支撑。我国的高等院校，特别是有涉农专业的高等院校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党中央发展现代农业的决策，为涉农高校办学带来崭新的机遇。本刊记者经过调研发现，部分涉农高校已经行动起来，抓住机遇，调整专业，开门办学，将科技知识和科研成果迅速转变成生产力，高校与农民开始共享双赢的成果。高校，正在以其拥有的科技优势领跑中国现代农业的第一棒。
高校科技为现代农业助跑
本刊记者
近来，许多高校的校园里都涌动着激情与热流。
中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这一方面对有着农业科研与人才优势的高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这些高校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新的机遇。一些高校在为现代农业搭起科技支撑平台的同时，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调整科研方向，以往蹲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关起门来办学的状态正在得到改变，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都呈现出勃勃生机。
走出“象牙塔”：大学教授找到用武之地
2月17日，山东农业大学的几位果树专家来到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这个区的樱桃栽培已成规模。然而，专家们发现，当地种植的大樱桃管理粗放，单产很低。教授们当场为农民传授新技术，指出改进的方法。他们估计，通过加强管理，这儿的樱桃每亩可增产1至2倍，效益可增加2万元。
近来，类似“农民不敢干，教授来示范。土法干不行，科技来促成”这样的顺口溜，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流行。这是因为，发展现代农业对科技的强烈需求，让许多大学教授纷纷走出“三尺书屋”，将先进的科技送到了农民身边。在帮助农民踏上致富之路的同时，教授们也在广阔的天地里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记者见到江苏省东海县黄川镇草莓大户孙克湖的时候，他正在自家大棚里忙着摘草莓。“今年草莓长势好，我这3亩大棚可赚4万多块钱呢。这不，集贸市场还等着我送新鲜的草莓过去呢。”孙克湖满心欢喜地告诉记者。据该镇新沭村党总支书记谢春光介绍，村里虽然从很早就开始种草莓，但以前产量一直不高，基本上是“人种天收”。后来，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吴邦良到村里进行指导，号召村民使用温室大棚技术，还推广了土壤消毒、滴灌、昆虫授粉、反光膜增温等新技术。现在，草莓产量大大提高，全村年人均增收3000多元。
而在东海县以花卉种植为特色的双店镇，记者看到，虽然外面寒风凛冽，但北沟村村民单华全家的温室大棚里暖和得很，几万株“西伯利亚香水百合”亭亭玉立。“以前散栽，一年只能种一季，现在用大棚，可以栽三季。我家5亩地，一年可增收10万元。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南京农业大学花卉专家的指导。”
先进技术带动农民发家致富，带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而将这些先进技术带给农民的大学教授，在农民的眼中，成了受欢迎的大“明星”。
在浙江省乐清市翁垟镇三屿村，提起宁波大学徐善良老师，全村老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村民吴新豹原先对泥蚶养殖一窍不通。徐善良来村后，手把手地教吴新豹，现在吴新豹不仅成了技术能手，办了泥蚶育苗厂，还兼并了三个育苗厂，年收入达到40多万元。吴新豹激动地说：“是徐恩师把我引上了现代农业的致富路。”当地人告诉记者，徐善良帮助他们在育苗方面的创收超过5000万元。
宁波市农办综合调研处处长曹良明说，自己参加工作以来，从没看到农民同大学教授走得这样近，谁也离不开谁。过去，教授关在校园中搞研究，理论与实践脱离；现在，大学教授成了农民的贴心朋友，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高了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仅带动了农民致富，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他们自己也在更大的空间与平台上实现了自我价值。
转变培养模式：让大学生学以致用
艾宝荣在山东是颇有名气的“虫子大王”。她在山东农业大学学习昆虫养殖技术后，走上了养虫子致富的道路。目前，艾宝荣的养殖基地已达到月产鲜虫30多吨的水平，还将生意做到了英国、韩国。
艾宝荣的成功，得益于山东农大专业设置更加面向实际的改革。为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山东农大近年来增设了许多新专业，本科专业由25个发展到58个。同时，他们还加快调整原有专业布局，优化专业结构。该校在全国率先设置“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为培养服务现代农业的专业人才创造了条件。目前，这一经验已在20多个高校得到推广。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要培养出大量理论基础好、实践能力强的农业科技复合型人才。为此，许多高校像山东农大一样，纷纷调整专业设置和教材内容，过去普遍存在的教学与实际严重脱节的现象正在被改变。
南京农业大学优先发展生物工程、生命科学等与现代农业密切相关的高新技术类专业，并改造和提升传统农科专业。看到现代农业急需既懂农业技术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学校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学、农林经济管理等前沿学科并加以大力扶持，使之成为优势和特色专业。
在宁波大学，记者了解到，一些新的专业设置、教材编写、授课内容，都是围绕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被“创造”出来的。学校教学的宗旨，就是力争做到社会需要什么，学生就学习什么，教师就传授什么。
宁波大学建筑设计院规划师张美亮告诉记者，以前教学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完全不考虑市场与社会的需求。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拿教材来说，老教材与新农村建设脱节很多。比如我们过去给学生讲的都是城市规划，没有农村和农业规划，学生们在搞‘三农’规划时，只能照搬城市模式。现在不一样了，由宁波大学参与编写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管理培训辅导材料》已在2006年底完成，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长期以来，高校在教学上还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注重书本知识，从理论到理论，学生的动手能力比较差。面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机遇，一些高校提出“把学生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组织学生到农村去，让他们面对广阔的社会放手实践。
在宁波大学的校园里，记者看到不少学生寒假都没有回家，而是天天跟着老师下乡搞实践。张美亮等教师在带领学生们完成了鄞州区姜山镇翻石渡村新村建设规划后，又为象山县20多个村庄量身定做了村庄建设规划；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教授张殿发已经带着他的学生跑遍了宁波市8个县（市、区）的乡村搞规划，被群众称为“现代徐霞客”。他对记者说：“新农村建设与现代农业的实践，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我的想法是，要走出象牙塔，对学生进行社会化培养。”
培养模式的转变，带来的是大学生素质的提高。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同学参与鄞州区一“城中村”改造项目竞标，他们在有意识地保留了老村的祠堂、池塘、古树等“农村记忆”的同时，设计出兼具农家风光又适应城市化生活的新村规划方案，在与多家实力雄厚的设计事务所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夺标。
解决实际问题：高校找到科研兴奋点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实用的先进技术。这对于高校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为此，许多高校都将科研的着力点，放到了解决农村发展和现代农业的重大问题上。
前不久，在浙江奉化养殖场，记者看到，挂在池塘上的白炽灯一亮，无数约8公分大的深褐色乌贼立即游向灯光中心水面，或舞动触角欢快嬉戏，或用腕足捕捉食物大口吞食。这些天生胆小的小家伙，只要一有动静，马上就本能地喷出墨汁保护自己。当地一位老渔民说：“打了一辈子渔，从来没有捕到活乌贼，宁波大学的教授居然能养殖乌贼，真是服了。”
据记者了解，这一由宁波大学王春琳教授等取得的科研成果，不仅为海洋养殖增添了一个新品种，而且其效益极为显著，一般养虾苗、蟹苗每亩每年可盈利5000元，而养乌贼却可达万元。
类似的帮助农民致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科研成果还有很多。如山东农大教授研制成的包膜控释肥核心技术，使得新产品与普通肥料相比，利用率提高50%以上；南京农业大学课题组研制出的10个新品种，使“炭疽病”等青菜四种常见病的发病率下降了六七成；宁波大学为当地农村设计出的太阳能生活垃圾生物处理设备，使得80%的垃圾变成有机肥，20%的垃圾成为工业原料……
高校在围绕现代农业搞科研，为其提供科技支撑的同时，自身也融入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科研能力大大提高，迎来了发展壮大的良好机遇。
近年来，宁波大学抓住宁波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课题，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开发野生稀缺鱼类的人工养殖，努力提高农产品、水产品深加工的科技含量。这些活动，提升了学校的科研水准。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的严小军教授，潜心研究海水养殖的饵料课题，去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许多百年老校梦寐以求的殊荣。
在宁波大学与宁波市农办合办的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张晓萍告诉记者：“我们学校的研究人员通过参与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一大批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科研成果。通过技术转让或科研成果被采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年平均在5000万元以上。”
培养现代农民：高校办学内涵更丰富
发展现代农业，关键是培养现代农民。为此，许多高校利用自己的优势条件参与到培训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进程中来，从而使得高校办学的视野更开阔，内涵更丰富。
山东农大在长期培训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同时，通过农民大专班教育和专业证书教育，培训学员15900人，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和农民技术骨干。
南京农业大学将课堂办到了田间地头。他们常年开展“科技大篷车”送科技下乡活动，足迹遍及苏、皖、赣等省的60多个县市、300多个乡村。仅在连云港市，就举办蔬菜种植、花木园艺等各类讲座790余场，培训农民45000多人。
而在宁波大学，记者则欣喜地了解到，学校已经将农民请进高校进行培训。
2006年夏天，宁波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的287名学生都是来自全市各地的农民。这些“编外大学生”，都是45岁以下的种植养殖大户、科技示范户，他们要在高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正规培训和进修，培训和进修的内容包括瓜菜种植、果树栽培、海水围塘养殖、淡水养殖、禽畜养殖、海产品病害防治等。瓜菜种植大户李锡土从事大棚蔬菜种植整整14年了，为进一步提高技能，他提前一天就来报到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还是难掩激动的心情：“农民进高校，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当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从田间地头走进大学讲堂，确实让李锡土收获很大。宁波大学把农民请进高校后，连续举办多期研修班，每轮培训内容都会根据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宁波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李太武过去下乡时，常把手机号留给农民，他说：“那时我感觉到农民太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了，比如有的养虾农民半夜12点打电话，问晚上巡塘时发现虾在跳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正常反应。还有的农民致富心切，一亩塘就放养几万尾虾苗，结果虾大量死亡，实际上每亩放八千尾就足够了，放多了，虾粪会产生毒素，虾自然要死亡。现在通过在学校的集中培训，我们可以把许多常识性的知识教给参加培训的农民，然后再由他们传播到广大农村。”据了解，目前已有400多人参加过培训，学员中先后有60多人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
现代农业催生高校办学新理念
本刊记者
当前，国内不少高校都面临这样一些难题，如学科设置同经济社会发展脱钩、课程内容离实践要求太远、毕业生因不符合市场需要找不到岗位……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存在着明显的“错位”现象。中央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部署，使一些高校负责人看到了办学新机遇，同时也催生了办学新理念。
机遇扑面而来
,服务现代农业，为调整办学思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切入点。反之，宁波大学如果不服务、不融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的学科、专业，甚至我们的教师都会被历史淘汰。”宁波大学党委书记程刚这样评价建设现代农业之于学校发展的意义。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郑小波总结，现代农业的兴起给农业高校办学带来的新机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使高校的科学研究更具前瞻性。现代农业为高校的科研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项目、内容和空间，刺激科研人员不断探索新领域，勇攀科技高峰。近年来，南京农业大学重点建设“植物遗传育种”、“农作物病虫监测与治理”等尖端学科群，这些都是现代农业对科研提出的新课题。
———使高校的人才培养更具针对性。现代农业需要大量理论基础好、实践能力强的农业科技复合型人才，这就促使农业高校不断通过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按照社会需要培养适用人才。
———使高校服务地方更具积极性。地方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人才和技术，而高校需要试验基地和项目的推广转化，因此，高效益高回报的现代农业会使高校和地方政府合作更紧密，提高高校技术推广的积极性，还促使高校教师加强应用技术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为农科毕业生提供更大的就业空间。前些年，农业高校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和农口就业，现在，大力推广科技含量高的现代农业，发展农业高新技术，农业效益高、环境好、发展空间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科毕业生举办养殖场、搞观光农业等，投身农村创业就业，施展才华。
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盖国强说，过去，山东农大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大多与传统农业相适应，主要针对农作物良种选育、作物栽培技术、畜牧业养殖和疾病防治、作物病虫害防治、农药化肥的分析与研制等而设置。现代农业是用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信息技术改造与提升的农业，这些领域正是山东农大学科创新的着力点。
传统优势要变强势支撑
作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的重要源头，高等农业院校一直在科教兴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大潮中，农业高校更是有着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优势。
郑小波认为，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农业院校有三大优势可以积极利用：
———科技优势。农业高校作为进行农业科研的主要单位，有着强大的专业科技优势，同时还可以运用其他领域的高端科技来为农业服务，如：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洁净高效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南京农业大学拥有8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3个省部级重点学科，科研条件优越。
———人才优势。高等农业院校有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业科技人才，有着其他科研机构无法比拟的教育培训优势，可以为社会培养大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不同类型的多层次高质量人才。南京农业大学有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700余名博导、硕导，可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人才支持。
———软硬件环境优势。先进的仪器和实验设备，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等研究开发基地，多种技术研发和检测的平台，有丰富农业管理经验的专家学者，这些都是农科高校所拥有的环境条件优势。
郑小波说，近年来，农业高校不断加大与涉农部门的合作，加快了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高校农业科技队伍服务“三农”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主力军”，服务地方农村经济方式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集团作战”，送技术下乡不再是“搭便车”，而是“直通车”，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和农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并提高了地方经济效益。
多途径投身现代农业建设
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教育和科技的支撑，而高校在这一过程中决不能“缺位”。“我们会在这方面探索一些激励机制，比如把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作为衡量高校服务社会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岗位聘任和职称评定中科学设置服务地方的指标。”程刚说。
谈到师资的培养时程刚说，学校准备让教师队伍通过新农村建设尤其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实践，有针对性地调整课程内容，编写教材。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凝练相关学科的发展方向，形成优势学科群，强化特色、创出品牌。
程刚认为，宁波大学参与发展现代农业刚刚破题，许多新的课题、新的挑战有待学校去深入挖掘和研究，如农业生产的产业化探索、公司加农户的运作模式、农村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都给学校办学思路调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服务模式上，南京农业大学将进一步发挥集团军作用，走教育、科研、推广一体化道路，依靠技术、人才优势，推进成果转化和应用，不断提高服务“三农”的能力。在人力资源上，南京农大将加强校地双方的交流合作。准备从年轻讲师、博士中选派部分骨干到苏北地区担任科技乡镇长或科技特派员，负责地方科技工作和现代农业的组织管理，从优秀毕业生中选派大学生村干部到基层工作。在技术推广上，学校还将继续开展“科技大篷车”等多种形式的科教兴农活动，通过专家讲座、技术示范、干部培训等方式，促进科技和地方经济的紧密结合，为农民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建立由政府牵头，依托学校，地方、农民以及相关企业参与的现代农业产业创新基地。
（专题策划：张寒 / 编辑：王秀真 秦交锋 / 采写：李亚彪 王骏勇 郑黎 董学清）
2007年第七期专题报道
编者按：“十一五”开局之年节能减排两大约束性指标均未完成令总理遗憾，让国人忧心。指标未完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重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仍然偏快，不少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还没有退出市场，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因此，要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当是治本之道。那么，产业结构该如何调？阻力有哪些？又该如何破除呢？
产业结构调整的治本之道
本刊记者 秦交锋 孙爱东
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经济发展大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过去百年发展历程中遭遇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在中国20多年里集中暴发。
以2006年为例，我国GDP总量达到20.94万亿元，占世界GDP总量的5.5%左右，但为此消耗的能源达24.6亿吨标准煤，约占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5%；钢材消费3.88亿吨，约占世界钢材消耗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
与此同时，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大型钢铁企业吨钢的可比能耗要高出15%，火电供电能耗要高出20%，水泥的综合能耗要高出23.6%。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认为，虽然这中间有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历史阶段性因素，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高耗能、高消耗资源性产品转移到中国，相应加大了我们的资源消耗总量的原因，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资源消耗高，环境压力大，突出表明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性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而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是导致增长方式粗放的重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体现在生产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以及三次产业结构等方面。一是生产结构不够合理。一方面表现为低水平下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企业生产的高消耗、高成本。二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够合理。目前我国各类产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分散程度较高，集中度较低。三是产业技术结构不够合理。四是高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相对落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39.5%，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64%，也明显落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55%。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但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在经济增长的“量”的扩张方面总是快速增长，而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质”的提高方面，没有大的改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缺乏强有力“抓手”。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告诉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拉动，服务业比重偏低，而在工业中高耗能的重化工业比重偏大，这样经济增长就过于依赖消耗能源和资源。因此，如果不尽快调整产业结构，不把过高的资源消耗降下来，中国经济虽然一个时期可以保持较快增长，但走不好，也走不远。
中国石油学会天然气专业委员会主任夏鸿辉说：“把单位GDP能耗未完成首年目标与经济增长速度连续4年达到10%以上放到一起比较，很有警示意义。这说明我们以往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说明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还会面临很大挑战。”
在最近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和专家普遍认为，节能环保工作已刻不容缓，如果我们还不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将积重难返，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将难以持续，国家安全也难以保证。而以节能减排力争达标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倍加重视的头等战略任务。
中央政策落实打折，市场传导机制受阻
可以说，在中央政府层面，节能减排工作已经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发改委三番五次申明单位GDP能耗指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各地也陆续调低GDP指标，调高降耗指标。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未进行节能审查或未能通过节能审查的项目一律不得审批核准。为了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国家环保总局甚至出台了带有连坐性质的“区域限批”政策。但是，现实效果却不容乐观。
以2006年的产业政策为例，国家发改委集中出台了钢铁、电解铝、水泥、焦炭等10个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重点对行业准入、财税待遇、能源成本方面进行干预，引导相应行业升级。但此后国家发改委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开工项目进行严格检查后发现，新开工项目中违规项目比例相当高，焦炭项目为50%，煤炭项目为42%，铁合金项目为39%，水泥项目为35%，电力和钢铁项目均为26%，纺织项目为22%。
深究其原因，邯郸市环保局副局长王君清的看法很有代表性：现在不少地方领导发展经济饥不择食，甚至不惜上马一些能源消耗多、污染大的企业。地方政绩还是通过GDP来体现，越往基层走，地方领导的环保观念越差。在环保检查中，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非常严重，一些中小企业根本不管不顾，不经过审批就上项目，很难监管。地方政府漠视环保法，抱着“孩子已经生出来，反正你不能掐死它”的想法。最后环保部门迁就地方政府，向企业妥协。当前的问题是，越是宏观的东西，基层政府越不关心。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节能减排上下更大力气，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指导，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本身具有调节的功能。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资源、能源、劳动力等价格上涨的压力，大多数挡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及时向社会传递，实际上起到了屏蔽的作用。许多地方政府以及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还在我行我素，GDP在增长，效益在增长。这样一来，日子好好的凭什么要搞节能减排。市场传递的扭曲信号，导致出现扭曲效果。比如成品油价格倒挂，生产企业亏损，而消费量还在增长，造成能源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在搞节能减排的过程中，除了政府的作用以外，还要有经济驱动力。企业采用节能环保的生产方式，还是采取浪费资源的方式，是受利益驱动的。
陈清泰认为，仅仅用行政的手段把节能减排的目标分配到地方本身不科学，因为各地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环境容量不同，用同一指标衡量不科学。考核的方式单一，结果会出假数字，容易出现各地节能减排指标完成而全国没有完成的情况。总的来说，应该通过明确的价格信号、严格的法律监管使更多的企业感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日子过不下去，无利可图，这样节能减排的目标才能顺利完成。
更新发展观念，加快疗治“结构病”
结构调整本身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完成的。陈清泰表示，2006年节能减排指标没有完成，背后的原因在制定指标之初就可以预见。换句话说，在这一年中，并没有发生不可预测的因素导致节能减排目标没有达到。政府提出的量的方面的指导性指标几乎全面超额完成，比如增长速度、投资额、进出口总额等，而约束性指标没有完成，这就给政府一个需要强烈关注的信号：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有强大的动力，但是增长机制存在缺陷。“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10余年，但目前只能说有进步，却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可以说，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在我国三大产业中，工业增长过快。在工业中，高耗能的重工业增长过快。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指出，中国的资源能源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应当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抑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加大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专家们普遍认同这一观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一些传统产业结构矛盾突出，产业集中度不高。要提高行业水平，具备国际竞争力，使产业发展不受制于人，就必须要有技术优势，掌握一批核心技术。
另外，马凯在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特别强调，要更新发展理念，这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前提。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增长方式，要摒弃片面追求GDP产出而不计环境资源的成本投入，只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只考虑当代人而不顾忌后代人的旧的发展观，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节能环保困局逼出治理“新政”
本刊记者 梁钢华 王志
2006年，“执行力”一词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增强政府执行力”。然而，2006年节能减排两大指标未完成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关部门推出的一系列新政，一些地方政府大力调结构、促节能减排的诸多作为，闪烁着生动的亮色，显得格外耀眼；环境准入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区域限批”，触动企业与地方环保“神经”
2007年初，国家环保总局通报批评了全国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等项目，并首次对山东省莱芜市等4个行政区域、4个电力集团启动“区域限批”处罚，从而刮起新一轮“环保风暴”。
记者调查发现，国家环保总局成立30年来首次启动的“区域限批”政策，着实触动了企业与地方的环保“神经”。
莱芜市因莱钢集团冷轧薄板一期工程未经环评审批开工建设，被列入“区域限批”名单。依照处罚，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莱芜市及莱钢所有建设项目均被停止环评审批，直到违规项目被彻底整改为止。
,教训是深刻的！”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名岷说，作为全国Ｈ型钢、螺纹钢出口第一的钢铁企业，莱钢冷轧薄板一期工程被国家环保总局通报批评后，很多国外客户纷纷打电话咨询，担心影响产品出口。为此，春节前莱钢集团先后派出两个代表团专门到日本、韩国等主要产品出口地，进行情况说明和业务考察，企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名岷表示，莱钢将举一反三，引以为戒。
　在莱钢冷轧薄板一期工程现场附近，记者正好遇到莱芜市钢城区南冶村农民徐日洪，他正驾驶着拖拉机为附近发电厂运送材料。徐日洪无奈地告诉记者：“发电厂、炼钢厂每天都向空中排放大量废气和粉尘，很多时候天气都是灰蒙蒙的，在外面干活被弄得灰头土脸。而工厂排出的废水也污染了地下水，现在村里水井的水都不能喝了，很多村民只好花钱买水喝，长期下去也不是事啊。”
作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莱芜市的二氧化硫年排放量约8万吨。山东省环保局副局长张晓东介绍，莱芜是山东大气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同时还是缺水城市，而钢铁等高耗水产业又使莱芜成为用水大市，环境容量已相当紧张。
莱芜市副市长刘民胜坦言，之所以出现新上项目未经环评审批就开工建设，主要是政府部门监管不力造成的。目前，莱芜市已将环保工作的优劣作为年度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实行“一票否决”。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山东省环保局已明确规定，凡是水、大气等主要污染总量指标没有分配到污染源的地区，将暂停项目审批。
关停小火电，探索用市场手段退出“落后产能”
3月31日前，各省级政府和有关电力企业都在忙着上报本地区、本企业小火电机组关停具体实施方案。根据国务院作出的部署，“十一五”期间，全国要关停5000万千瓦以上的小火电机组。
目前，我国电力工业能耗占全国1/3，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一半，成为节能减排重点领域。发同样的电，小火电机组煤耗比大机组高30%～50%。在污染方面，小火电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占整个电力工业的1/3和一半。如能实现关停5000万千瓦以上小火电机组的目标，每年可节约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超过160万吨，能完成“十一五”全国节能目标的1/5。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国家发改委采用发电调度和经济补偿等一系列市场手段，鼓励关停，做好善后：国家将改进发电调度方式，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和高效、清洁机组发电，限制能耗高、污染重机组发电；纳入关停规划并按期关停的小火电机组在一定期限内可享受发电量指标，并通过转让给大机组代发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在有条件的地区，按期关停的小火电机组可有偿转让其污染物排放指标、取水指标。
山东一些电力企业认为，以往对小火电“只关不补”，单纯靠政策压力，导致企业缺乏积极性。如今，可通过转让发电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指标等获得经济补偿，地方政府还筹资帮助解决关停企业的人员安置、债务、产业转型等难题，使企业消除了部分后顾之忧。
启动五大区域督查中心，理顺监管体系
目前各地干扰环境执法督查工作的情况比较严重，每年各类环保专项行动查处的案件超过2万宗，群众对环保问题的反应十分强烈。作为理顺体系的重要步骤，今年上半年五大区域督查中心将正式组建完毕，有望破解执法难题，强化执法监督。
设立在华南、华东、东北、西北和西南的五大督查中心负责监督地方对国家环境政策、法规、标准执行情况，各督查中心将在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环保执法等工作上切实发挥作用。
为了让环保这个约束指标进一步“硬”起来，从今年起，国家环保总局将每半年公布一次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同时，将把强化政府责任作为实现污染减排目标的关键环节，建立层层落实的减排责任制。
考验政府节能环保“执行力”，结构调整是关键
,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被许多专家认为是造成2006年节能减排未完成的最重要原因。广东省节能环保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结构调整为抓手，狠抓政府“执行力”，充分发挥政府“调控之手”的力量。
2006年，广东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原来的1/9上升至1/8，税收约占全国的1/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每新增亿元GDP所新增建设用地出现了“四个下降”。我们不禁要问，广东是如何完成经济增长“又好又快”这份优异答卷的？
广东省的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目前呈高速发展态势，全省已初步形成节能型、清洁型产业体系。这标志着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广东省，同时也迈入服务业提速发展、三大产业转型升级的新阶段。
2006年广东服务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左右，全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跃上１万亿元新台阶。服务业特别是商贸流通业的迅猛发展，使困扰广东多年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得到明显缓解。全省经济增长方式正从投资拉动型增长向消费拉动型增长转变。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与一些地区盲目追求GDP增速有很大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说，如果不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源头控制GDP增速，仅靠末端治理，很难奏效。
来自广东的一则令人瞩目的消息是：广东决定主动大幅调低2007年GDP增速预期，在2006年预计GDP取得14%同比增速的基础上，初步设定的增长目标为9%。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表示，此举是为了更好地发挥预期目标的导向作用，引导各方把主要精力放到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来，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同时，与资源环境相适应，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避免经济运行绷得太紧。
结构调整，让环保“金箍”真正紧起来
节能环保，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关专家表示，在实行一系列节能环保新政之后，对地方政府及企业还需多戴几个“金箍”，以真正发挥环保“第一审批权”的长效作用。
,区域限批”等政策主要针对违规新上项目的企业，更是针对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地方政府，这无疑是一剂“猛药”，但是也有局限性。
山东省环保局副局长张晓东提醒说：当前，部分企业之所以能够违规新上项目，与企业大多自己投资上项目有关，这给环保部门查处带来一定困难。同时，按照我国现行政策，对于已建成的项目，应补办环评手续，这就使部分企业产生侥幸心理，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等手段绕开环评审批擅自开工建设。而擅自开工建设，逾期不补办手续的，仅仅处５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目前看，这些行政处罚上限偏低，造成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过低，宁交罚款也不愿进行环评。这就需要加大对未批先建、越权审批等违规新上项目的查处，从而使违规项目彻底丧失“上车后补票”的可能。
此外，还要严格责任追究，给“先上车、后买票，先上车、不买票”等违规项目企业和相关负责人戴上一个管用的“金箍”，促使企业和地方政府真正依法行事。
（策划 / 编辑：颜彦 李力）
2007年第九期专题报道编者按：
一个时期来，政府浪费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慷国家之慨，奢侈浪费之风盛行，行政成本节节攀升，败坏党风政风。一顿“公饭”吃掉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一辆“公车”一年耗费20万元、一项“检查评比”活动耗资上百万元……本刊记者调查、披露的这些来自基层政府的浪费，并不是个别现象。因此，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力度，进一步树立艰苦奋斗的节约风尚，乃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重要任务，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基层政府浪费现象种种
储国强 李松 李钧德 周甲禄 皮曙初
一餐接待相当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公务接待、迎来送往，是基层政府浪费最为普遍的现象。
李明是西部某贫困县的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从进入县政府办公室负责接待工作起，已有近十年的接待经历。李明告诉记者，搞了这么多年的公务接待工作，最深的是两个感受：一个是浪费，再一个就是繁琐。
李明说，由于近年来这里能源开发步伐加快，政府部门前来指导检查的人数大增，接待任务就显得非常重。“一周至少要接待两三拨人，给人的感觉是天天都在接待。”
,虽然公务接待都有严格的接待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容易‘破例’。”李明说，“比如喝酒，虽然我们规定接待用酒不用外地高档酒水，但在用餐时，县领导一般都会征求客人尤其是上级领导的意见，有的领导只喝固定品牌的高档酒，我们总不能说这里没有，让客人扫兴。还有一个是在用酒数量上无法控制，这里人热情好客，一旦碰到酒量大的客人，酒水常常超标。”
他告诉记者，接待客人吃饭，主要是酒水费用较高。一餐喝上几瓶茅台酒，再加上酸奶等饮料，就相当于当地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了。“我们这里仍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去年全县还有20多万农村人口的人均年收入才2000多元。有时回老家，听到有些老百姓骂干部大吃大喝，说一餐饭吃掉了一两百元，也就是说在他们心目中，几百元就是大吃大喝的标准，他们哪里想到，县里招待客人这些钱有时刚够买一瓶酒。”
李明感叹，与我们相邻的另一个县，是个纯农业县，财政收入也不行。但在接待上，也要硬撑门面，甚至欠着账照样要吃喝。这种风气在经济落后地区较为普遍，有些领导经常开的一句玩笑就是“再苦也不能苦肚子”。
,刚才讲了浪费，再讲讲繁琐。有些重要领导的接待，就要制定接待方案，确定陪同人员，准备乘坐车辆和开道车，制定参观活动流程，还有与相关部门的衔接联络、日常服务等，工作量非常大。”
李明说，据媒体报道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开销大约3000亿元，相当吃掉一个三峡工程。我看，建设节约型政府实在是当务之急！现在有的地方都在精简会议，推行“无会周”制度，不知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无接待周”？也能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还能为国家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
养一辆公车一年费用20万元以上
除公务接待外，公务用车是近年来群众议论较多的政府浪费现象。公车私用、车辆超编、超标、维护费用昂贵等，使公车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务消费开支之一。统计数据显示，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尽管如此，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仍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以至国家财政不堪“车轮”重负。
有专家初步估算，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６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再加上车辆的保养维修、汽油费用等，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0万元以上。
今年初，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两会，蔡爱芬等36名市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公车改革，势在必行》的提案，直击当前公车消费“无底洞”现象。
不合理的公车消费，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包袱和巨大漏洞。在某些地方，公车公用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这是公开的秘密。
,每天早上5点20分，我从家里准时出发到东三环领导的住处，先把领导的千金、夫人分别送到位于西城的学校和单位，然后赶回去接领导到东城区上班。下午我得掐好时间，把领导的千金和夫人先接送回家，稍晚点去接领导下班。”家住北京宣武区的老张是某机关领导的一名司机，他向记者抱怨道，“这是我每天的常规工作，往往到家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只有周末领导把车开回去自己用，我才落个轻松。”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公车在养护过程中吃回扣、赚差价现象，已成为财务上的黑洞。“公车有毛病时，很多司机喜欢到一些个体维修点维修。”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司机向记者坦言，“这些老板做生意比较灵活。”
尽管近年对超标购车控制很严格，但一些弄虚作假、超标购车，利用权力超编用车现象还时有发生。由于不少车辆成了领导“专车”，普通人员有公事，也得排在领导的私事后,许多单位办事人员难以享受到公车带来的便捷。
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公车要走出泛滥无序状态，必须走法制化之路。对公务用车进行改革就要取消一部分人的特殊待遇。
县纪委一栋办公大楼占地23亩
近年来，各地基层政府高档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造之风，成为政府浪费的一个新现象。记者调查发现，无论东部西部、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县机关和乡镇政府互相攀比建造豪华办公楼现象相当普遍。
河南省濮阳县是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然而，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起豪华办公楼，这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纷纷搬进高档住宅，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位于河南省东北部的濮阳县，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42元，就是这样一个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的财政穷县，在办公楼建设方面却屡出“大手笔”：2002年9月，濮阳县开工建设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暨公务员培训楼。该项目2004年6月竣工，实际面积增加到近2万平方米，工程总造价达3200多万元。
随后濮阳县纪委也建起了占地面积达23.35亩的县纪委办公大楼。该楼预算投资400多万元，实际筹集基建资金723.7万元。上行下效。濮阳县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机关也各寻门路，建起了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大楼于2005年开工，该楼耗资800多万元，其中300万元系挪用该县化肥厂人员的生活费和养老金。
豪华办公楼是盖起来了，但民心却失掉了。濮阳县城关镇宋村村民宋西林告诉记者，当时县里征耕地群众有意见，县里领导解释说，征地是因为县纪委要建干部培训和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希望大家支持国家的廉政建设。工程建好后，群众发现所谓的党风廉政教育中心竟然是县纪委的豪华办公楼和县纪委领导的高档别墅，心都凉了！
就在记者发稿时，接到读者来信反映东北某地政府实权部门建起了豪华办公楼，该单位局长、副局长的办公室竟然是一人占用一层楼！
一次评比活动花费竟达百万元
一个部门一年要开展几十个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一次活动动辄花费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了解到：2005年7月以来，湖北省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进行了两次全面清理，清理发现：因为检查评比等活动，全省每年为此耗费的社会资金多达数亿元！
,因为各种检查、评比、达标、表彰很多，我们平均每天都有人去市里一趟，而市里也平均每天有一个领导要下来。”一位县里的干部无可奈何地说。
记者从湖北省清理的省直机关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汇总表上看到，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几个到几十个的评比活动项目，有的一个部门就高达50多项。例如农业部门的评比包括：农业、植保、农经干校、绿色食品、“沃土工程”、农情信息等方面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活动花费动辄数万元到数十万元，有的甚至上百万元。截至今年3月底，湖北共清理出各种评比达标表彰活动3105项，这些活动项目需要耗费的社会资金达2.37亿元。经费来源既有财政拨款，也有行业自筹。
许多干部反映，这些多如牛毛的检查评比活动，表面上是抓工作，实际上大多数都流于形式、劳民伤财。
有关行政管理专家认为，不能否认，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比较直接的办法，但是过多过滥就会造成行政管理成本的高昂和管理效率的低下，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政府浪费。专家建议，改变这种局面，关键是政府要不断创新公共管理手段，增强公共服务的本领，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让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
建设节约型政府从三方面破题
本刊记者 孙爱东
,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对遏制行政机关存在的严重铺张浪费现象开出了“药方”。随后，一些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围绕“政府浪费”问题出台政策，作出部署。
据了解，近20年来中央下发了数十个旨在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也曾多次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外出参观和制止公费旅游的通知，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公务员一张嘴”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避免“热闹一阵子后，奢侈之风依旧”的现象，如何铲除政府部门“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之根源，这是民众更为关注的。对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严格标准：让遏制浪费具有可操作性
,职务消费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采访中，不少专家对当前政府职务消费概念无限泛化与模糊化现象提出了批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要构建一个廉价的政府，必须制订一些严格的而且可以操作的规范。现在已有一些规定，但是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到底什么叫职务消费，职务消费的标准怎样，由谁来监督，还比较模糊。”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告诉记者，现实中，政府有很多会议要开，有很多客人要请，购买公车，修建办公楼，都在所难免。但关键是要制订一个具体、合理的技术标准。比如什么样的部门，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级别，需要用什么样的餐，需要用什么样的车，可以修建什么样的办公室。
武汉大学教授洪可柱认为，官员用公款大吃大喝等问题，其实质是违规行政，违背了政府行政的“精简、节约、有序、高效”原则，所以要走制度建设的道路，从制度管理着手，以制度约束为突破口，才能刹住不正之风。温总理说关键在建立制度，这说明我们现在的一些制度是不健全的、有欠缺的，我们对一些违规行政还管不住。虽然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但实用性差，如界线较模糊，弹性较大，刚性约束不足，不利于执行。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有一套能够制约不正之风的系统的行政法规。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政府官员人手一册这样的法规，上面写得清清楚楚，谁还敢搞不正之风，谁还敢越雷池一步？
加强监督：堵塞政府浪费“黑洞”
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和监督乏力，是政府浪费现象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据悉，我国政府机构控制着80%的公共管理信息。多年来政务信息公开与否往往取决于具体政府部门或官员的开明程度。人大、审计、检察院和上级对官员的监督都属于体制内监督，在行政透明度较低的条件下，容易形成“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监督“死角”。
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是造成政府花钱大手大脚、无所顾忌的重要原因。汪玉凯指出，本来预算经人大批准后政府无权任意改变，实际上政府部门不严格执行预算的情况屡见不鲜，预算执行弹性化和容易变通的特点为官员大手大脚地花钱提供了便利。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教授指出，现在的浪费性腐败，主要是用预算外的资金，而预算外的资金是很难监督的，一些地方政府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预算外的收入数额是越来越大，比如，一些城市土地出让金全部都是地方的税收，属预算外的收入，可以用来给公务员长工资，吃喝招待等。
因此，汪玉凯建议：“必须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机制。提交人大审议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编制必须健全、详细，要列举所有的项目开支，对每项开支都要说明其理由。而且要给予人大代表足够的时间来审议。预算一旦通过就要形成强大的约束力，没有列支的项目不能开支，列支的钱不能挪作他用。”
毛寿龙告诉记者，必须彻底根绝政府存在的“小金库”，把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政府预算控制，实行彻底的“收支两条线”，把一切收入都纳入国库，杜绝大笔公共财政资金体外循环和随意支配。同时要在政府行政行为透明上下功夫，把预算内容与整个预算过程都完全公布于众，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如果在消费方面能够打造“阳光政府”，那么绝大部分不合理消费，就能够因“阳光操作”而受到约束。
制度建设：明确政府浪费“责任主体”
,必须有人对政府浪费负责。要把行政费用控制责任落实到具体人，把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列为第一责任人。”汪玉凯认为，对违反规则和规定的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一经查实要坚决追究。
目前，在政府行政方面存在一个重要缺陷：责任主体不明，无人关心政府行政成本。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不花白不花，白花谁不花”的结果。分析人士指出，奢侈了怎么处罚？不奢侈怎么奖励？似乎没有明确标准，也少有人监督，不奢侈不光荣，奢侈也不可耻。更重要的是，有些奢侈者因为“大方”、有“魄力”、“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很快高升。
对此，专家建议，应把行政费用占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公务员人均行政费用和行政费用增长率等作为行政费用的控制指标，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和报告，建立既注重政府职能实现程度，又注重纳税人满意程度；既注重行政结果，又注重行政成本的政绩考核体系，做到赏罚分明，激发政府官员节约和用好公共资源的积极性。
这就要求做到两个方面的创新与突破：一是纵向考核的改革创新。从上到下，层层强化“节俭行政”的理念，力压行政支出，以“投入绩效比”来取代不计行政成本的偏颇做法，明确各级政府行政预算执行情况的第一责任人，增加降低行政成本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二是横向监督的制度突破。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向人大汇报行政预算执行情况；通过会议、信访、网络等各种方式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界群众的质询，质询者有权得到比较充分的解释。
毛寿龙强调，政府浪费的问题，还在于官本位思想作怪。实际上，工作用餐超标、公车超标、办公室还要配备洗澡间和休息间等，其原因是我们的官员把这些远远超过工作需要的东西，当作自己级别高，受人尊重的标志。因此在提倡节约意识的同时，要进一步树立官员“公仆意识”，否则，只要官本位思想存在，政府浪费问题就很难解决。
专家们一致认为，要彻底解决政府浪费问题，必须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只有在制度上堵塞了官员浪费的“漏洞”，才能真正建立节约型政府。
资料链接喜看政府节约新动态本刊记者 殷丽娟?
国务院对机关办公楼造价设定上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省（部）级不得超过4000元／平方米，市（地）级不得超过3000元／平方米，县（处）级及以下单位不得超过2500元／平方米。
北京市划出节约行政成本“红线”
今年，北京市划出政府部门节约行政成本的“红线”———压缩政府部门经常性项目支出资金10%。为保证完成这一“年度指标”，北京市将有三大举措：一是严格控制会议费、差旅费、招待费、出国考察、公务用车等支出；二是坚决制止超标准盖办公楼、搞高档装修等劳民伤财行为，各部门、各区县不得批准新建培训中心项目，不再安排政府预算内投资对现有培训中心进行扩建和改造；三是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
吉林市对机关会议进行大幅度“瘦身”
吉林市委、市政府4月初召开全市经济发展和建设工作会议、社会发展和稳定工作会议，而在以往，这２个会议的主要内容需要通过31个会议来分别完成。吉林市委、市政府进行会议合并，打破了以往靠会议来推动工作的惯例，既节省大笔会议开支，又把干部的精力从会议中解放出来。
山东省规定公务接待不能搞迎宾活动今年３月，山东省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提供住宿、用餐、交通等接待服务，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在机场、车站、码头和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动，不得安排到营业性娱乐场所活动，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礼品、纪念品，不得额外配发生活用品。
河南清理党政机关豪华办公楼今年4月，河南省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对2003年1月以来的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情况进行自查清理。一旦发现不顾实际财力，超规模、超标准兴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将给予严惩。
（专题策划 / 编辑：林双川 孙爱东）
2007年第十期专题报道编者按：
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 务。”“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安排100亿元用于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的4%，这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30%至40%的比例相去甚远。最近，本刊记者对中国职业教育现状进行了专题调研，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正进入快车道，且亮点纷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职业教育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惑。让我们一起总结经验，破解困惑，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大发展鼓与呼。
中国职业教育进入快车道
初夏时节，本刊记者兵分几路，奔赴北京、山东、江西、山西、陕西等地，就职业教育的现状展开采访。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规模宏大、生机勃勃的职业院校在各地迅速崛起，听到的是政府官员、办学者对于办好职业教育的诺言，感受到的是用人单位及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充分认可和热切希望。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对记者表示：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职业教育的春天已经来临。
政府重视：职业教育露滴花开
在采访中，记者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职业教育能够取得目前的成绩，是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为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国务院2005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要安排100亿元用于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
记者在各地采访感受到，“抓经济必须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为此，各级政府纷纷加大投入、采取措施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地处赣西中部的新余市，人口100多万，却是一个职业教育大市。这儿目前有各级各类民办职业教育机构40多个，被教育界专家称为“新余现象”。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重视。新余市副市长万筱明介绍说，首先，市里在资金上给予支持，每年20%的教育附加费足额用于职业教育，并通过担保、贴息等办法，为民办职校解决融资难等问题；其次，在学校用地上支持，民办职校用地，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三是在人才上支持，积极鼓励和支持机关干部及具备资格的教师到民办职校任教。同时对职业学校教师的社会保险、职称评定等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新余市的无干扰外部保护和呵护式服务为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而除了给予职业院校办学上的扶持外，一些地方还因地制宜，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当地职业教育全面、快速发展，服务于当地经济。如山东省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以职业技术学院和重点职业学校为龙头，吸收相关行业、企业和职业学校参与，着手组建与省里的支柱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八大类职教集团，这一措施，将有效推动职业教育走上规模化、集约化、连锁化的办学路子；针对当前存在的学生在拿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方面的困扰，选择部分国家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的主体专业进行“双证互通”试点，符合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可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符合条件的技工学校的学生在毕业时也可获得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证书。
找准方向：职业教育驶入希望之海
调研过程中，记者一个最深的感受，是办学者对职业教育前途无比乐观的态度，对未来坚定的信念。这种态度和信念，既来自于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也来自于办学者在一线摸爬滚打后对实践规律的真切感知。
常言道：思路决定出路。昔日的办学思路和定位，在让办学者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和碰壁后，不得不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定位问题。
,过去，职业教育依然没有脱离让学生参加高考的窠臼。但是，高考并不是我们的长处和优势。因此，一段时间内，职业教育几乎步入了低谷，招生都成问题。”江西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邓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过摸索，我们把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作为当前职业教育的目标。通俗而言，就是平民教育加就业教育。”这一目标，明确了招什么人和教什么课的问题。目前，在江西，80%～90%的职业教育在校生为农民子弟，而全省平均就业率也达到97%以上。
对于许多院校来说，为了找准定位，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山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丁怀民、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勇都告诉记者，曾经有一段时间，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职教模式，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受用人单位的欢迎。“我们甚至发现，许多正规职业院校经过三五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还不如社会上各类专业培训学校经过三五个月短训出来的学生适用、好用！”为此，围绕“如何办职教”，一些院校在教职工中展开了大讨论。这样的讨论，使得办学理念越来越清晰：职业教育，就是面向市场、面向就业，对学生进行技能培养的教育。
定位找准了，带来的就是教学计划、教学模式的彻底改观。一些专业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打破了原有的课程体系，重组课程内容。西京学院有关领导告诉记者，学校减少了理论课，增加实训课，并将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纳入教学计划。现在，毕业生中能拿到“双证”的占大部分，为学生就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而在解决了职业教育的总体定位之后，各个学校也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定位。陕西省眉县职教中心主任高军民说，学校的办学思路，一开始只是想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但随着办学的发展，发现把农民的娃从西部转移到东部沿海也应该成为一个重点。一个娃如果在当地就业，一个月只能挣300元，但到了东部沿海，却能挣一两千元，这样，一个年轻人出去，就可以帮助一户农民脱贫。因此，学校就将面向东部需求办学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现已与东部许多企业开展了联合办学。
定位准带来事业兴。走访大江南北的几十所职业院校，看着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学生或在读书、或在实训基地认真动手操练，听着学校负责人自豪地介绍学生如何受企业欢迎，我们不禁深深地感到，准确的定位，已经让整个职业教育从暮气沉沉变得朝气蓬勃。
校企合作：多种模式激发办学活力
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这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为此，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校企合作的新模式、新经验。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分别在北京兆维电子集团、信息产业部第十二研究所、北京用友软件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了27个校外实训基地，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服务。
西安思源职业学院搭好厂房，吸引企业把生产线、文化公司把摄影棚搬进学校。这样一来，对方的设备和技术人员，就成为学校进行实训教学的重要资源。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与中国集装箱制造集团联合成立了中集集团北方培训基地。根据企业生产需要，学生毕业前半年到企业顶岗实践，这样既学到了真本事，又可获得每月1000元左右的补贴。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已与美国沃尔玛公司、甲骨文公司、海尔集团、海信集团、韩国LG公司等企业开展合作办学，目前与学院联合办学的企业已多达上百家。而且，合作办学的机制、模式各不相同，初步形成了“订单式”、“工学交替”、“教学经营一体化”等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模式。
让人更为振奋的是，目前的校企合作，已经不单单是职业院校的需要，也正在成为一些已经尝到甜头的企业的强烈需要。
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记者遇到了山东省生物药物研究院院长凌沛学先生、阳光雨露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张学忠先生，他们告诉记者，作为用人单位，他们每年都会从资金、设备上对学院有所投入，但对企业来说，这是事半功倍的，因为这可以省下大笔的培训费用。张学忠说，学校相关专业每年只有500个毕业生，还得照顾别的单位，给的名额根本就不够用。今年才毕业的120名学生，去年他们就已经招了。现在，一些大企业都在这儿组班，专门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培养技能：职业教育找到主旋律
在我国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大批技能型人才的重任。为培养出适应企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各个职业学校不断探索、各显其能。
在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动手能“干”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由此，“学”与“干”的排序有个形象的表述，目前是“先学后干”，下一步就是“边学边干”，最终是“边干边学”。学生在校期间，就是一个顶岗训练的过程。目前在校的高年级学生大多都已经在顶岗做项目，许多已经有50元～80元的日工资了。
要让学生学得一技之长，就必须加强实训基地建设。为此，许多地方、学校不惜重金投入。济南市历城职业中专，建立了1万多平方米的实训基地，总投资3000多万元。山东蓝翔技校目前大型教学仪器设备总值已近2亿元。其中，三个汽车检测与维修实训实习中心，配有进口、国产汽车100多台；工程机械专业投入近亿元，购进美日韩名牌挖掘机及装载机、压路机等，使该专业在实力上走在全国前列；计算机实习中心配有品牌计算机3000多台，最大的机房可容纳1000多名学生同时上机实际操作。
被评为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的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朝晖表示，作为一所涉农院校，这次评上示范校后所拨款项，一大部分将用于建设实训基地。
随着增强动手能力而来的，是评价机制的改变。山西生物应用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周晓明说，学院改革单一的理论考核方法为注重能力考核的多元化考核体系，企业技术人员也被邀请参加学生综合技术测试。考试环节的导向作用，使得学校与企业共同评价学生的质量评价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特色办学：打造核心竞争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职业院校通过特色办学，找到了独特的发展之路。
西安海棠学院，依靠强大的行业需求和海棠国际集团的60余家驻外机构及6000余家连锁店，让学校科教有设备、实习有场地、学生有就业。院长王海棠告诉记者，学校一年毕业3000人，集团内两个店才能分到一个学生，完全供不应求。
有4万多名学生的西安翻译学院，采取了外语加专业加现代化技能等特色培养模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办学道路。据学校有关人士介绍，目前学校专门建立了一个研修生院，学生毕业后只拿学院的毕业证，专业方向是同声传译，将来要完全靠本事到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但因为学校的外语特色教学已经在社会上广有声誉，因此报名者众多。
作为国内第一所独立设置的酒店管理高职学院，青岛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杨民刚告诉记者，特色是学院的生存发展之路。为突出特色，学院要将相关专业都与“酒店”联系起来，比如工商管理专业就要偏重酒店管理、艺术专业就要偏重酒店环艺设计等，总之，就是要“泡”在酒里。
而突出的特色，确实让该校受益良多。目前，学院与业界知名的美国凯悦酒店管理集团、法国雅高酒店管理集团、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澳大利亚南岸学院、澳门葡京大酒店等都有深度合作，为实践教学、学生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使得学生供不应求。在今年的一次就业洽谈会上，生均可选择就业岗位高达6个，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勇说，在专业建设上我们不追风逐浪，不赶时髦，而是根据钢铁企业岗位群的需要，提出学院的专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即“以冶金为品牌，以机电为基础，以建工为优势、以计算机为高新，将冶金类专业做精做细，将机电类专业做强做大，将建工类专业做活做优，将计算机类专业做新做尖”，形成了涵盖冶金企业4大类、60个专业方向的专业建设体系结构。这一选择，让我们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并形成了优势专业群。
实现就业：院校办学的试金石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职业教育却因为其高就业率而“风景这边独好”。
记者在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该校今年有毕业生数千名，目前签约的已占大部分。采访时，记者正好遇到苏州工业园的一家企业在学校招用学生。招聘人员告诉记者，以前都是在人才市场上招，但学生往往动手能力差，还需要培训，不如直接到这里招一些动手能力不错的学生。据了解，该校有两名应在2007年毕业的学生，2006年就被一家美国独资企业要走了。
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每到3月份就被抢得差不多了，一个毕业生有三四个岗位任其选择。据说，每年到最后，会有200多家企业来学校招聘，但那时学校往往只有100多名学生了。
渭南技术学院（陕西省渭南工业学校），在珠三角、长三角就业的学生有2万多人。学生就业集中的一些大企业，每年都会派专车送他们回家过年。
职业院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良好的就业局面，除学生技能好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将就业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学生就业来进行。
在江西，学校注重推行“订单教育”，根据企业需求培养人才。学生一入学即与学校签订就业协议，毕业后学校负责全部推荐就业。为确保学生就业，几乎所有的职业学校都与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江西蓝天学院开通了校企直通车，与企业签订长期用人合同，实训教材全部参照企业的实际操作流程设置，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上岗。
为及时了解人才市场的供求信息，把握企业人才需求的最新动态，各个职业学校都设立了高规格的就业指导机构。机构工作人员的重要职责就是，辗转于各大企业之间，为学生寻找岗位。就业机构源源不断的订单反馈到学校，使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高就业率，带来了高报考率，也带来了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发展。在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考生第一志愿报考率、高分率连年提高。
对此，山西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李换珍评价说，近年来，有些学校提出“不抓招生抓就业”，这条路子成效显著，用业内人士的通俗说法，就是“哥哥刚毕业，弟弟又来了”。
本刊记者的多路采访，既充满喜悦又深怀忧虑。喜的是很多学校已步入健康发展轨道，创造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这是主流；忧的是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亟待破解。
职业教育亟待破解五大难题
;? 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院长董德刚认为：“目前职业教育热，是好事，但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许多趁火打劫者低门槛进入职教领域，造成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失控。现在一些学校根本没有设备，师资力量也差，学生学不到真本事，一出校门就失业。”
采访中，很多办学者、学生家长都在呼吁：国家应对职业学校的招生“乱象”加以规范和治理。
评估模式要改革
不少学校的负责人表示，当前职业教育已经步入一个多元化、市场化、规模化的发展阶段，发展形势非常喜人。但是，现行的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体系滞后，许多评估管理办法照搬本科院校的评估模式。比如，对教师学历及职称比例、操场面积、图书馆藏书数量的规定等等。这种管理评估模式对已经紧贴市场、注重实践能力、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来说已很不适应。
江西大宇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说，比如对学校的考评，其中有一项是学校图书馆的人均藏书量。为了应付考评，不少学校临时大量购买书籍。事实上，不少书籍在图书馆一放几年，学生根本就没借阅过。职业学校的学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实践操作。藏书对职业学校来说固然重要，但不能像要求普通高校那样来要求职业学校。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武马群说：“现在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社会大环境很好。应该让我们这些办学者专心致志地办品质更好的职业教育，不要提那么多花样翻新的目标和评比。用人单位对学校和学生的评价应该是第一位的。”
在采访中许多职业学校管理者建议，高职院校职称评定同学科型大学混在一起，使用同一的学科型职称评定标准，不利于双师型师资的培养引进。应单独设立对高职教授的评定机构和办法。
这些问题的提出，应该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了，评估体系直接关系到我们应建立什么样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并完善适宜的考核评估体系，是引领发展中的职业教育上台阶、上品质的关键一环，不能“削足适履”。
“证”的症结要解开
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相比，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尚不完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分属教育和劳动管理部门的两套职业教育系统，各唱各的调，各拿各的腔。有了教育部门的毕业证，还得申请劳动部门的职业资格证。对此，江西城市职业学院院长黄玉林一语重的：“管理体制不顺畅。”
陕西眉县职教中心负责人高军民说，证书问题让很多职业学校头疼。劳动部门所辖学校出来的学生拿不到学历证，而教育部门所辖学校出来的学生又拿不到职业资格证，要想两证俱全，学生还得花钱去考。
渭南技术学院（陕西省渭南工业学校）校长史亮称，我校有一块牌子是劳动部门批的，学生拿的只是学院的毕业证，拿不到学历证，只能在毕业证上用括弧标明“学历等同于大专”。
教育、劳动部门的分头管理，还有一个要害问题是就业准入制度执行不严。这几年国家有关部门一直要求先培训后上岗，但没有得到落实，原因在于缺乏监控机制。一些学校的校长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部门利益使然。因此，国家应该建立统一的职业教育管理体系，对分属于不同部门的职业教育进行统一规范管理。这对国家职业教育的繁荣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警惕农技人才空心化
在都市职业教育升温形势下，不少与农业相关的技术学校被迫“关停并转”。有识之士指出，要警惕都市职业教育发展对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带来的冲击。
江西省新余市教育局副局长廖茂侦忧虑地说：“如今，职业教育确实非常火爆，大批农村的孩子在这里学到了一技之长，成为合格的技术工人。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农技人员的青黄不接，新农村建设将面临人才匮乏的尴尬境地。”他呼吁国家应该对此进行规划和布局。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绝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不愿意继续留在农村；二是目前职业教育的课程都是围绕着城市发展需要而设置。农村急需的农机维修、种植、养殖等专业，很多职业学校不设；三是各地担负培养农业人才的农技院校也开始向其他门类职业学校转型，农业人才培养呈现后继乏人的局面。
政策要配套? 操作要可行
采访中，很多学校负责人呼吁，国家应该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上进一步配套，操作上要切实可行。有些校长说，过去校办工厂都有税收减免，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优惠。国家既然鼓励校企合作，就该在这方面有政策出台。
眉县职教中心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上职业学校的不少是家境不富裕的穷孩子，应该关注这个困难群体，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中职学生可以贷款，国家有政策，但没有人去做这件事。能不能在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职业学校也搞“两免一补”？现在我校辍学的学生有20%，他们是上着上着就上不起了。今年学校给这些孩子的家里发了一封信：“可以先去挣钱，再回来上学。”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力彬认为，高职院校的贫困生比较集中，希望有关方面抓紧为这些困难学生落实助学贷款。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负责人认为：“现在有关配套政策与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我院1999年按2800名在校生规模为师资定编，仅473个指标。现在学院发展到15000人，原编制不变，严重影响了高层次人才及实践性人才的调入，影响了学院的发展。另外，职业教育是直接为企业提供学有专长的技术工人的，高职学生不能在省城落户，是对高职学生的歧视。”
很多从事职业教育的业内人士建议，由政府出面，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校企合作。政府应该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激励并推动企业同学校的合作，对在合作办学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企业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以此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专题策划 / 采写 / 编辑：王秀真 李玲 周伟 颜彦 孙爱东）
2007年第十一期专题报道编者按：
两年前的4月、5月、7月间，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主席相继访问大陆，胡锦涛总书记分别与他们举行会谈、会见，并达成了坚持“九二共识”、共同谋求两岸和平双赢、追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多项共识，建立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架构。随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亲民党等一道，积极努力推动落实各项共识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两岸交流再现“春潮”
———“党对党”共识落实大盘点本刊记者 张勇大陆三次推出48项惠台政策措施
以国共两党为例，两年来，两党坚持不懈地履行着对两岸同胞的共同承诺，推动解决了很多涉及两岸民众权益的实际问题，广大台湾商人、农民、学生普遍受益。
2006年4月至今年4月底，大陆借助3次举办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之机，推出了48项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扩大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认可台湾高校学历、鼓励两岸扩大农业合作领域、欢迎台湾地区高校招收大陆学生、鼓励台湾相关企业直接投资参与大陆的有关建设等……这些惠及广大台湾同胞根本利益的新举措，受到两岸民众的热烈欢迎与拥护。
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些专家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党来说，为促进两岸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两岸人民的托付。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没有辜负时代和人民的重托。
两岸交流“以民为本”渐入佳境，7大方面合作出现突破进展
2005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台方针政策的内涵，对于构建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又提出了“四点建议”，进而强调：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成为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主张，反映了两岸同胞的愿望，指明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
在大力推动两岸交流的同时，大陆方面非常关注解决台湾同胞所关心的一些切身利益问题，积极落实祖国大陆向台湾同胞所作出的各项承诺，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走向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关系更紧密的全方位发展“佳境”。
两年来，两岸合作在贸易、投资、农业、金融、“三通”、教育和医疗7大方面出现一些突破进展。
———2006年全年，两岸间接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078.5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207.4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自台湾进口871.1亿美元，同比增长16.6%。截至2006年底，两岸间接贸易总额累计突破6000亿美元，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2006年，大陆方面共批准台资项目3752项，合同资金113.4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21.4亿美元；同年台湾居民来大陆突破440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突破20万人次。从今年5月15日起，在原有开放8个口岸台胞签注点的基础上，大陆又增开了广州、青岛、武汉等3个台胞签注点，往来于海峡两岸的广大台湾同胞获得了更大便利。
———“农业热”堪称近年来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热点。仅去年10月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成果展览暨项目推介会，就签约农业合作项目500多个，实际签约金额286亿元人民币……通过国共两党交流平台，大陆继对台湾部分水果实行“零关税”后，今年5月又开放了11种“零关税”蔬菜。祖国大陆为照顾台湾农民利益，近年两次紧急采购共500吨台湾滞销香蕉，帮助台湾农民摆脱了卖难困境。
———两岸金融交流合作近年来不断升温。目前，祖国大陆银行纷纷出台了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的融资便利政策，大陆台资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优化。据悉，国家开发银行和华夏银行已分别为台资企业提供300亿元和200亿元人民币融资支持。随着大陆资本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进程大大加快，至今已有4家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并有数家正在接受评审。
———在教育领域，祖国大陆对就读大陆的台湾学生实行同等收费和设立台湾大学生奖学金后，2006年又正式认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台湾高等学校的学历，开通了专门的招收台湾学生信息网站。2006年向台胞开放了报关员、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后，今年又向台湾居民开放了经济、会计、卫生、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15类（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抓紧相关考试的准备工作。
———在医疗方面，祖国大陆宣布在台胞比较集中地区的医院设立固定诊区和专门门诊部，为台胞在大陆就医回台报销医疗费提供便利，欢迎和鼓励台湾医疗机构与大陆合资合作兴办医院。进一步完善已建立的两岸疫情通报与合作机制，积极落实去年与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达成的有关谅解备忘录，帮助台湾医疗卫生专家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技术活动。
———近年来两岸“三通”在包机和海上直航也取得新进展。在两岸春节包机不断取得突破的基础上，两岸民间航空行业组织共同努力，在客运包机节日化、专案货运包机、紧急医疗包机及特定人道包机4个方面达成共识。根据这些共识，已顺利实现2006年中秋节日包机、2007年清明节包机、数项专案货运包机及医疗救助包机。大陆有关部门不久前宣布，将陆续开放成都、杭州、南京、深圳、大连、桂林等第二批包机地点。目前，两岸有关航空公司已开始着手准备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包机，多家公司已先后公布了包机航班计划。
海上通航方面，新增福建泉州港石井港区设立对金门客运通航口岸；增设福建宁德城澳港、白马港区对金门、马祖、澎湖海上货运直航口岸。2006年5月，厦门与金门客运班轮开办两岸包裹业务，两岸渔工劳务合作也于同月恢复。2007年5月15日，福州─澎湖货运直航仪式在福州市连江县举行，实现了福建沿海与澎湖货运直航常态化。
和平发展主题更加深入民心
当前，尽管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依然严峻、复杂，但是两岸交流交往空前活跃，两岸关系朝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势头不断增强。尤为可喜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对台“四点意见”以及随后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主题的重要主张，已在海峡两岸深入民心。两年来，两岸同胞相互间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有了更深刻、更真切的认识。
随着两岸交流与合作进入新阶段，特别是祖国大陆方面展现的善意、诚意，让岛内民众对大陆有了更多的正面认识，过去长期被误导而形成的对大陆的隔阂、误解、甚至敌意开始“融化”。“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台独”不符合台湾民众的利益，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心声。
台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陈正统说：“接触了许多台湾中南部民众，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台湾亲属，他们都对大陆的快速发展感到惊讶和钦佩，也认为大陆对台湾人民充满了善意。”
知名台湾问题专家杨毅周认为，事实证明，台湾主流民意是“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国共两党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受到了两岸同胞的广泛欢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顺应两岸同胞民心的大好事。
2007年是台湾政局演变十分关键的一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无论遇到多少困难，祖国大陆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念不会改变，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决心不会改变，为台湾同胞谋福祉、办实事的诚意不会改变。“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台胞亲历的交流故事本刊记者 孟昭丽 许雪毅 殷丽娟
今年5月，半月谈记者特意走访了在福建、北京读书或创业的部分台湾同胞。面对记者，台湾同胞畅谈了大陆惠台政策推出后的亲身感受，讲述了他们在大陆生活的难忘经历。
“我打算在大陆就业”
在福建读书已6年的台湾学生杨才瑛，如今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她笑着说：“2008年就要毕业了，我打算在大陆就业，爸爸也希望来祖籍地福建养老。”
杨才瑛在福建师范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谈起两岸往来，她说：“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先从福州坐飞机到澳门，然后再从澳门转机台湾，早上6点就出发，到了下午4点多才到台湾。费用大约在3000多元。两岸实现‘小三通’（福建沿海地区与金门、马祖海上直接往来）后，回家方便多了。”2003年以后，她每次回家直接从厦门坐船到金门转飞机到台湾，费用减少了一半。
　? 　2005年杨才瑛再次从台湾回到学校的时候，忽然发现“在大陆办台胞证方便多了”。杨才瑛记得：以前台湾学生来大陆读书，回家一趟，回来就需要再办理一次台胞证，如果不顺利的话，要花近10天时间。如今一次可以办１年～5年的居留签注，而且简化了程序。“对刚入学的大学生，一次性办4年居留签注，确实十分方便。”杨才瑛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两岸物流，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两岸经贸合作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 　杨才瑛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去年她获得大陆奖学金二等奖4000元，今年又获得了一等奖6000元。“这几年上学经济压力越来越小了。”杨才瑛告诉记者，2001年入学时，需要学费13000元，2004年起台湾学生缴学费和当地学生同一标准，都是3500元。“我家是普通职工家庭，大陆对台湾学生的优惠政策也给我的家庭减轻了负担。”
　? 　像杨才瑛这样享受到大陆对台优惠政策的台湾学生越来越多。从2006年至今，北京的清华大学共有80多名台湾学生享受奖学金，其中本科生5名，其余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致中，毕业于台湾“中山大学”，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选择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告诉记者：“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费用很高，台湾的经济持续下降，很多大企业外移，就业很困难。而大陆的经济近几年呈两位数的高增长，就业机会多，我想在大陆工作。”为此，他选择了到清华大学读博，享受优惠，学费一年12000元，与大陆学生基本一样。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会长刘泽对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京的台生不到100人，而目前北京在校台生1300多人，大陆在校台生已接近6000人。仅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台湾学生就有300多人，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台湾学生也有100多人，一些台湾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大陆就业。
“我是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受惠者”
,祖国大陆惠台政策不断释出善意，地方政府服务台农十分用心，这给了我们很深的感受。”46岁的茶农李志鸿是福建省漳平市（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台湾农民。他告诉记者，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持续推进，地方政府给予台农相当多的支持和照顾，这是打动他来大陆创业的重要原因。
漳平市（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2006年5月正式成立，目前共有台资企业30家，台商投资总额2亿元。
祖籍福建永福的李志鸿谈起创业园来滔滔不绝：“永福是福建最大的高山台地，地理条件可与台湾阿里山相媲美；高山茶是精致农业的龙头项目，经济价值很高；大陆不断推动两岸农业合作，台湾良好的茶叶生产技术和茶园管理经验，加上大陆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前景令人乐观。我是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受益者。”李志鸿2004年底承包的3000亩高山茶园，2008年就能大量生产。看着茶园里的茶树不断生长，他感到很快乐。
,福建省海峡办、台办都很关心创业园的发展，有关领导多次前来视察。龙岩市、漳平市也想法设法把农业园做大做强。台农们在永福成立了联谊会，今年年初开会时大家都说，过两三年大量投产后，永福肯定能成为全国的高山茶重镇。”
李志鸿说，永福镇已成为台资个体农业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乡镇。“目前常住永福的台商有300多人，据我所知，还有更多的台湾茶农有意到这里发展。”他颇为骄傲地总结：“永福的良好势头反映了大陆对台政策的成功。”
“政府对台商的尊重和优待让人感动”
56岁的何希灏在福建省漳州市投资、生活近20年，现在是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福建漳州台商协会会长。他说：“不管是中央政府宣布的多项惠台政策，还是地方政府鼓励扶持台商投资的种种举措，大陆方面已经表达了相当大的诚意。”
,在两岸交流合作方面，大陆能为台商做的都做了。”何希灏说，以漳州市为例，长期以来，漳州市委、市政府给了台商很大支持，2006年更专门下发《关于鼓励台商投资与扶持台资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台商扩大投资领域、放宽准入经营条件、支持企业融资和开拓市场、优先保障企业用地等等，政府对台商的尊重和优待让人感动。
徐幸暄是北京金艾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2001年由台湾的文曲星公司派到北京，2005年初他在北京投资建立自己的公司。说起大陆的优惠政策，徐幸暄也有同感：“在北京做高科技的台商，可以享受‘三免两减’税收优惠政策，这样的政策是非常好的，体现了对我们台商的照顾，有利两岸的交流合作。”
何希灏说，大陆目前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央又相继出台惠台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来大陆投资的台商相当多，台资企业已有七八万家，他们发展都相当好，这与大陆作出的种种努力是分不开的。
（专题策划 / 编辑：林双川 李力）
2007年第十二期专题报道中南海关怀香港纪实本刊记者 白冰
回归10年来，中央政府始终关心和支持香港。
在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支持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在香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放宽内地游客赴港旅游和从事商务活动；在内地同样处在抗击非典的艰难时刻，向香港运送大量医用物品……
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极大地增强了港人及世界投资者的信心，成为香港迅速复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央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的有力后盾
1997年7月2日，泰国铢暴跌，亚洲有史以来最惨重的金融危机爆发。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香港，在这场灾难中难以幸免。
香港恒生指数从1997年最高位的18000点，跌落至1998年的6000多点。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在1997年10月23日一天就损失了4335亿港元。损失之巨，震惊世界。香港金融、地产、贸易、旅游四大支柱产业悉数“挂彩”！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坚决果断地采取措施，打破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的所谓“常规”，动用1100多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入市收购部分本地股票，捍卫香港股市，捍卫联系汇率制度。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走上了复苏之路。到2000年4月，仅32个月，特区政府就回笼了这笔入市资金，而且还持有等值的股票。
在香港最困难的日子里，中央政府的援助之手一直没有放开过。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的有力后盾。
签署CEPA，促进香港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旅游业是香港最早从金融风暴中“醒来”的支柱产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地放宽访港游客限制，增加了访港游客名额。但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香港航运业、旅游业首当其冲，再次受到全球经济衰退拖累。
　? 　2003年，是香港回归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6月29日，在温家宝总理的见证下，《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在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关系由此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香港经济也从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的打击中实现了重要转折。
　? 　CEPA涉及贸易、金融、服务、旅游等各个经济领域，推进了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大大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CEPA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内地仅用２年时间就实现了对全部原产于香港的货物实施零关税，促进了香港制造业的发展；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的时间比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大大提前，进入的领域、地域范围有较大拓展，准入门槛大大降低，巩固和发展了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香港前些年经济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港人投资信心不足。CEPA的签署和实施，把香港的发展与内地广阔的市场、高速发展的经济联系起来，让港人看到了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极大地增强了港人投资、消费的信心。CEPA犹如强心剂，刺激香港经济走出低谷，健康发展。
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的实施，带动了香港消费市场，缓解了就业压力，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年多来，内地累计赴香港个人游旅客超过1700万人次，以人均消费5000港元计算，内地个人游旅客在港消费达800多亿港元，全面带动了香港酒店、零售、餐饮、运输等相关行业的景气回升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向好。?
　? 　在CEPA框架下，粤港合作、京港合作、沪港合作、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入更深层次，香港的经济腹地正在不断向内地延伸。区域合作使香港避免变成一个经济孤岛，发展有了更大保障。
多位国家领导人访港，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和爱护
　回归10年来，中央领导人多次到香港，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寄予厚望，彰显中南海对香港始终如一的关怀和牵挂。
　?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结束百年殖民统治、重回祖国大家庭的历史一刻。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率领包括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内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莅临香港，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踏足香港。江泽民在港先后出席了世人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香港特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香港特区成立庆典等多项重要活动。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香港的关怀一如既往。胡锦涛早在1999年6月底就曾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香港，出席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揭幕仪式，并广泛接触香港各界人士。2003年4月，在非典疫情肆虐内地和香港的严峻时刻，胡锦涛利用赴广东考察的机会，在深圳会见了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他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港人的福祉和健康，十分关心香港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抗击疫病。
2003年6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港访问。在港期间，温家宝深入非典疫情重灾区淘大花园及医院，近距离了解情况，慰问非典疫情受难者和医护人员。他还见证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仪式，这不仅为遭受疫情重创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推动力，而且对此后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临别前，温家宝还深情告白，“我爱香港，我祝福香港！”
2005年9月，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访问香港，并出席香港迪斯尼乐园的开幕典礼。他表示，有“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作指导，有伟大祖国做后盾，有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香港一定能够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时隔10个月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抵港访问，盛赞香港“形势为回归以来最好”。200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来到香港，广泛接触各界人士，畅谈香港的喜人变化，登楼入屋体察民情，言之谆谆寄以期许。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说：“回归10年来，有多位国家领导人访港。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和爱护，亦向香港市民展现了各位领导人的个人风采。因此领导人的每一次到访，都使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大大增强。”
香港回归十年间本刊记者 白冰
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半月谈记者走访了一些香港市民和特区政府官员，他们从不同角度，讲述了香港回归10年间的亲身感受。
“不是北京的大力帮助，不会有香港的今天”
36岁的王继维是香港一家古玩店店主。在与记者交谈时，他爽快地说：“香港回归10年来，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变，自由和民主权利不断加强。”时至今日，王继维仍对中央政府帮助香港度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印象深刻：“不是北京的大力帮助，不会有香港的今天。”他还举例说：“像开放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等，也给我们生意人带来了很多商机。”王继维的感触，相当程度地代表了香港市民对香港回归10年的普遍看法。
回归10年，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认识不断加深，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一些港人有所担忧，有些人遂移民海外。如今，迁居海外的不少香港人开始回流，被称作“凤还巢”。据统计，已有15万港人从加拿大回流，其中绝大多数是回归后返回香港的。
49岁的谢世斌就是其中一位。在移民瑞典生活了七八年后，他变卖了自己经营得非常成功的酒吧回到香港。是什么缘故促使他“回流”？谢世斌的回答是：“因为香港回归后经济继续发展，祖国经济发展也很快，外汇储备有一万多亿美元，我还要回内地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认为，香港回归10年间也面对许多挑战，但通过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香港经济全面复苏，过去3年经济平均增长6.7％，这对香港这个已经成熟的经济体非常难得。
特区护照日益走俏，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一位陈姓香港老伯说，香港回归前我们到海外旅行、工作，拿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到英国使领馆办事，没有人重视你，感觉像二等公民。如今，拿着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特区护照到中国的海外使领馆，“像是回到家，处处可以感受到祖国的关怀和温暖”。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越来越多的港人正在申请特区护照。许多香港人放弃了BNO，转而申请特区护照。截至2006年5月，特区政府已签发377万本特区护照。
港人认为，特区护照使用方便。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享有免签证入境待遇的国家和地区在不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134个，大大超过BNO等证件所获得的免签数目。这对港人来说极为方便，更重要的是持特区护照在外能得到中国使领馆的帮助，能感觉到人们对日益富强的中国的尊敬，有一种“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创历史新高
香港大学今年4月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同胞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上升到78％，创199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同时对国家和香港前途的信心分别上升到89％和81％，是1997年回归以来的最高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广大香港同胞对国家、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港人倍感自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说，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不断增强，与国家在外交、经济、科技、体育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如雅典奥运会内地获金牌运动员和航天英雄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访问香港，都受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表示，回归10年来，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地按照基本法办事，香港继续保持着高度竞争力和自由度，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成功的，也证明了基本法是香港今天繁荣稳定的基石。
“香港之死”预言破产，香港活力更胜往昔
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并宣布将首先在香港付诸实施时，在香港、国际上曾有不同反应，除了赞誉，也有怀疑甚至反对。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的回归依然一波三折。1995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关于“香港之死”的预言一度轰动世界。
但他们错了。回归之后经历重重坎坷的今日香港更胜往昔。
根据一家国外机构最近公布的200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第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在10项指标中，香港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及产权保障等4个范畴的评分均居全球首位。
10年来，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每天平均交易额以及筹集资金，都得到快速发展。数据显示，1997年6月底，香港股市市值为4.3万亿港元，截至目前已经增加到15万亿港元。1997年当年，香港股市集资总额2475亿港元，而2006年，香港股市集资5245亿港元，其中3300亿港元是首次上市集资，大部分是内地企业在香港筹集的资金。
英国首相布莱尔今年4月在伦敦表示，香港回归时有人曾对香港前途抱有各种各样的担忧，但事实证明香港过去10年保持了繁荣稳定。
回归10年树立3个重要里程碑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林瑞麟认为，回归10年间，香港基本法树立了3个重要里程碑。
　? 第一个里程碑是基本法推动了香港的经济转型。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香港经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日子。然而，香港本身有足够的财政储备和稳健的金融体制，击退国际金融大鳄，让情势稳定下来。
第二个里程碑是基本法让香港拓展了新的空间。因为基本法保留了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身份，而内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香港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落实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等，推动香港经济逐步复苏。
第三个里程碑是基本法不断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香港回归后，民主和选举制度比回归前更开放、更透明。回归前，总督是由英国委任，香港人没有参与的权力。现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而全部立法会议员也都是通过选举产生。（专题策划 / 编辑：林双川）
2007年第十三期专题报道编者按：按照国务院部署，今年起，农村低保制度将由试点地区扩大到全国农村。农村低保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农村“低保新政”犹如温暖的阳光照耀到贫困农民身上，为广大农村贫困人群拉起一道最低生活保障“安全网”。目前，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农村低保资金哪里来？低保对象如何确定？低保制度如何做到规范管理运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及时解决？为此，本刊记者分赴农村低保先行一步的福建、山东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
沐浴在农村低保阳光下
本刊记者
“我从心里感激政府，谢谢政府!”
今年43岁的黄玉华是福建省连江县敖江镇长汀村村民。她的丈夫8年前因车祸去世，留下２个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她自己也身患肺结核、关节炎等疾病，丧失了劳动能力。
2004年1月，福建省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黄玉华一家有幸成为首批农村低保户，每月领取低保金256元。
今年福建省的农村低保标准提高了，她一家的低保金也增加了20元，提高到每月276元。2007年6月15日上午，天空飘着雨丝，记者来到黄玉华家。在与记者交谈时，黄玉华激动地告诉记者：“目前我完全靠低保金生活，有了政府的帮助，日子好过多了，否则真是难以为继。我从心里感激政府，谢谢政府!”
黄玉华家只是福建省广大农村低保户的一个缩影。从2004年1月起，福建省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当年就有75.5万人受益。
福建现有人口3500多万，其中农村人口占73.76%，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约有70多万。3年来，全省纳入农村低保的人数每年保持在75万左右，累计发放农村低保金超过10亿元，解决了因残致贫、因病致贫、因缺乏劳动力致贫和五保户等农村特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2007年1月，福建省政府宣布，全省农村低保标准从每人每年1000元提高到1200元，这一省定标准目前是全国最高的。随着标准的提高，全省农村低保对象也由75万人增加到78万人。
雪中送炭温暖人心
作为在全国较早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的省，山东省近年来逐步增加资金投入，保障面逐步扩大。山东省民政厅低保管理中心主任蒋德生介绍说，去年底，山东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目前在保对象57.83万人，年资金投入2.32亿元。今年山东明确提出将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不低于800元，实现应保尽保。为此，省财政拿出8161万元农村低保专项资金，用于对财政困难地区的专项补助。
记者来到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尹家店村，这个村有低保对象22人。51岁的周学田双手残疾、妻子聋哑，父母都80多岁，另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女儿在家务农，儿子正在上技校，一年学费5000多元。
周学田给记者算账说，家里有2亩地，主要种粮食，一年毛收入不超过3000元，除去化肥、种子、农药等支出，纯收入也就1000多元。另外，他在村里帮忙干点活，每月收入200元。按照历城区每人每年最低生活保障1200元的标准，他们家每月可以享受190元补助。他拿出低保证对记者说，每个月拿着这个证就可以到农村信用社取钱，非常及时方便。
62岁的周习九因为腿部残疾失去了劳动能力，与弟弟、弟媳一起生活，弟媳是智力残疾。记者看到他们一家的午饭只有几个馒头，另外还有一盆看不见米粒的汤。周习九说，他从2005年开始享受低保，每月可以享受到90元的补助，这笔钱可以保证他吃上饭。
福建省民政厅厅长马跃征说，截至2005年底，实施农村低保后，全省享受低保待遇的农村贫困老年人有24.25万人，占农村低保总人数的32%。低保补助虽然标准不高，但对于平时生活节俭的老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农村低保具有较强的农村养老功能，为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低保资金分级负担，“六化”规范操作程序
在低保资金来源方面，福建省采取分级负担的办法，即省级财政对财政转移支付县（市）给予农村低保所需资金70%的补助；对人均财力在1.5万至2万元的县（市）给予15%的补助；对人均财力在2万元以上的5个县（市）以及市辖区，所需资金由各地自行负担。几年来，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建立低保资金专户管理制度，及时拨入配套资金，实行封闭式运行和社会化发放，确保资金安全和按时足额发放到户。
山东济南市历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初培国说，历城区2005年全面实行了农村低保，低保资金实行乡镇和区财政分级按比例承担，乡镇按经济实力大小分别承担80%、50%和20%。整体计算，区财政承担农村低保资金的70%，乡镇承担30%，去年区财政此项支出共443万元。乡镇将农村低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实行专账管理，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农民随时申请，及时研究，每季上报审批，按月发放。
在农村低保救助方面，各地都展开了探索。
马跃征介绍说，在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过程中，为确保公平公正，福建各地从实际出发，不断规范操作程序，强化监督管理，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六化”做法：
———评审程序化。每个低保对象的确定，除按统计口径和标准核算其家庭收入外，须经过村级评议、乡镇审核、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的“三审”程序，有效防止了“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
　? 　———公示规范化。低保对象入保前，须经过３次公示；对公示格式文本、公示内容和公示时间作了统一规定，确保公平公正。
　? 　———发放社会化。通过乡镇金融网点代发低保金，最大限度地减少克扣和冒领低保金的隐患。
　? 　———监督多元化。通过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有效防止滥用职权、暗箱操作、截留挪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 　———建档标准化。根据省里统一规定，各地实行县、乡、村三级档案管理模式，实行“一乡一柜、一村一盒、一户一袋”，按统一标准整理资料档案，装订成册，以备查阅。
———管理动态化。每年对低保对象进行一次审核，使低保对象有进有出，补助金额有升有降。在低保对象家庭人口或经济收入发生变化时，按规定办理相应的增发、减发或停发手续。
连江县民政局副局长陈斌介绍说，该县对农村低保对象实行一年一核定，已死亡或已脱贫的低保户及时退出低保，新申请者在每年12月份统一审批，把真正困难的群众纳入低保范围。2006年全县共有66户、82人退出低保，2007年新增低保对象277户、613人。
山东东营市参照“110”的运作模式，在部分县区建立了“阳光190”社会救助中心，实行“中心管理，一口上下”的管理运行机制。救助对象由一个口子申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捐助款物由一个口子接收、发放。救助资金统一管理，统一使用，一个口径对下，政府只列“阳光190”专项资金，其他部门、单位不再列支救助资金。“一口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了救助的重复和遗漏，实现了社会救助资源的整合，增强了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水平。
来自实践的难题待破解
本刊记者
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农村低保制度确实保障了贫困农民的吃饭问题，但他们仍然面临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困难。基层县乡由于财力所限，也呼吁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多管齐下提高救助水平。
据调查，目前农村低保工作进展很大，但是实际运作中也遇到一些新的制约因素，归纳起来大致为以下几个方面。
保障对象多与补助资金少的矛盾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农民抱怨当地的低保政策不公平，很多困难户享受不到低保救助，实际上就是因为基层财政没有能力对低保资金进行配套，严重限制了农村低保的覆盖面。
吉林省德惠市边岗乡民政助理车万峰说，去年普查，特困人口3200多人，占乡总人口8%。在实施低保过程中，指标只有1518人，有接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享受不到低保。“都是贫困户，都符合低保标准，有人能得到救助，有人就得不到，引发了很多矛盾。”他说：“每年一到快要发低保金的时候，那些困难户整天到处追我，我也没办法，资金是有限的，指标只有那么多。”
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越多，需要投入的低保资金就越多。吉林作为粮食大省，很多产粮大县多年来财政一直困难，没有能力对低保资金进行配套，资金短缺限制了农村低保的覆盖面，难以实现应保尽保。
吉林省民政厅的统计数字显示，吉林这个农业大省，有57%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农村特困人口达120万，占农村人口总量的7.7%。由于筹措落实低保金极其有限，目前吉林省仅将42万户共80万人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内，还有近40万农村贫困人口未纳入农村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制度内。
吉林农村的低保户，不少是因病所致，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任何收入渠道，每月的低保金对于他们来说只能买点药，日常生活还是非常艰难。
梅河口市海龙镇大榆树村有20多个低保户，村主任廉诚金说，低保户多是有病的，岁数大的，子女不在身边的，低保金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很重要，但是不够用。村民刘玉琴今年66岁，一个儿子在车祸后变成了植物人，两个女儿一个嫁走了，另一个在外打工，她自己脑血栓、腰椎间盘突出，因为没有劳动能力，土地早已交回村里，基本没有收入来源。在刘玉琴家里，记者发现屋内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垃圾散落在地上没人清理，屋内摆设杂乱不堪。见到记者，她捧着一个小药篮，里面堆满了各种廉价的药品，最贵的药也就十几元钱。
刘玉琴说：“国家给的低保金确实帮了不少忙，但也没解决根本问题，有时候一天打吊瓶就得花掉30多元，一年的低保金只能买一点药。”
吃饭财政与配套资金的矛盾
德惠市民政局低保中心副主任尹伟说，上面给的低保金其实不少，主要是地方财政没能力进行配套，只能“有多大锅下多少米”。据他介绍，去年上级财政给德惠市共拨付低保金500万元，要求地方按照低保户年人均不低于240元标准进行差额配套，按照1.6万人计算，大约需要配套380万元左右，地方实在没有能力，只配套了70万元。
吉林省民政厅低保处负责人谷艳芬说，近两年省政府每年拿出6900万元，地方财政列支配套资金，去年全省农村低保补差标准达到每人每年240元，今年准备提升到360元。谷艳芬表示，这个救助标准明显偏低，即使达到了年平均360元，仍然无法与城市低保的平均补差相比，维持低保对象的物质需要和基本生活仍有困难。
吉林省民政部门认为，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国家应适当加大对农村困难群众的扶持力度，在低保资金上给予更多倾斜。
山东虽然是经济大省，但农业人口基数大。省内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西部困难地区需要保障的人数多，实现应保尽保的压力仍然很大。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民政办主任陈汝峰说，仲宫镇年财政收入大约2000万元，有教师700多名，事业编制的干部200多名，公务员50名，离退休干部100多人，不算临时工就有1000多人要吃饭，以人均月工资2000元计算，一年就要2400万元。农村低保资金镇里承担20%，区财政承担80%，这样，乡镇每季度匹配5万元，一年20万元。按说这笔钱不算多，但全镇职工至今仍被拖欠工资人均6000元，财力有限。
对于地方财政配套问题，吉林省桦甸市民政局局长郑维忠认为，目前县级财政的状况已经到了极限，桦甸市的财政状况算好的，也只能维持吃饭，去年全市财政收入只有4.2亿元，还不如南方发达省份一个乡镇。“以目前吉林省县一级的财政实力，连开工资都勉强，根本没有能力去匹配低保资金。”他说：“建议国家在财政体制仍未理顺的情况下，不要再要求地方进行配套，一个是基层没有这个实力，结果只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终农村困难群众仍然得不到更多帮助。”
吉林省民政厅干部提出，低保资金是开展农村低保工作的关键，首先，在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上，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增加省级农村低保资金财政预算，建立农村低保资金的增长机制，将农村低保和城市低保统一研究，加大保障力度，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其次，开设专门账户，建立统一的发放渠道。农村低保资金应列入各级财政的预、决算，各级政府建立农村低保的专门账户，由民政部门管理，统一调节分配。实现全省农村低保工作的“上统筹、下整合”，从而实现经办机构、服务网络和工作程序便民化、规范化和集约化，形成统一的网络体系，使救助对象不被遗漏，享受待遇公平。
工作任务重与工作人员少的矛盾
安徽省望江县政府干部严定芳反映，城乡低保实行动态管理，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但基层没有编制，没有专职人员，目前的农村低保工作主要由各级民政部门和基层村委会、社区承担。如安徽省望江县低保局只有两名工作人员，还兼顾城市居民低保、城乡医疗救助工作；乡镇民政干部一般只有1～2名；村撤并后村委会也只有5～7人，管理对象有四五千人。基层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工作难以应付。
华山镇政府民政办办事员刘萍说，镇民政办只有她一人负责低保工作，还要兼管残联、慈善、包村、招商引资等任务。她说，农民收入主要由种植、养殖、打工构成，核算核定收入情况难，应该经常走村串户走访调查，但是精力根本不允许。为此，区里掌握的标准是，宁松勿紧，宁可让困难户沾光，不让困难户吃亏。
对此，有的干部提出，为保证农村低保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将农村低保工作经费和低保金社会化发放手续费列入财政预算给予保障，并配足乡镇、街道农村低保管理工作人员。为各地配备微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准确、动态地汇集农村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信息，提高办事效率。
呼唤低保立法，避免工作随意性
有基层干部反映，目前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依据上级的办法、意见等来执行，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实际工作中存在随意性。一些农村干部说，从过去的“临时化”救济变为制度化低保是历史性的进步，我们更希望能够由现在的制度化走向“法制化”，通过立法确保低保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全面深入地推进农村低保工作。
农村低保的目的是保障那些遇到困难的人群，不是“养懒汉”的，这点要注意区别。基层干部分析，农村贫困家庭分很多种情况，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生理和智力有问题，家里缺乏劳动力的家庭；二是因病返贫或家里有子女上学负担重的家庭；三是因为各种自然灾害导致减产减收造成的贫困；四是农村的鳏寡孤独和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而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此外也有少数宁可受穷也不愿干活的懒汉。
不少基层干部建议，为了提高农村低保对象的社会救助效果，应该制定并完善与农村低保制度相配套的优惠政策，对农村低保对象在就医、就学等方面给予优惠或照顾，并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给予就业扶持，鼓励其通过生产劳动脱贫自救。
（专题采写：苏杰　张晓晶 王晓明 郑良 周立权 策划、编辑：林双川 秦交锋）
2007年第十四期专题报道编者按：
2007年8月1日，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无数人间奇迹、建立无数卓著功勋的人民军队走过80年的辉煌历程。
　? 　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长征途中的血雨腥风；从抗日战争的前赴后继，到解放战争的气吞山河；从抗美援朝的艰苦卓绝，到和平建设的默默奉献……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书写出一幅幅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富强、百姓幸福而奋斗不息的壮丽画卷。
　? 　军徽闪闪，战旗猎猎。80年的奋斗，凝练出光荣而伟大的传统。秉承传统，开拓创新，人民军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续写着新的辉煌。
　? 　在纪念建军80周年之际，本刊隆重推出大型专题报道，以展现人民军队80年辉煌历程的巨大变化，解读人民军队留下的宝贵经验、历史启示，记录当代军人履行神圣使命的铿锵足音！
威武之师实现八大跨越本刊记者 李宣良
蓦然回首，阔步行进在科学发展大道上的人民军队，与80年前相比，已经实现了八大历史性跨越。
职能使命：从夺取政权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
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主席站在党、国家和军队建设的战略高度，将我军历史使命科学概括为“三个提供、一个发挥”。
从武装夺取政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在党的理论指导下，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不断与时俱进。
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党中央、中央军委以科学发展观为重要指导方针，缜密构筑人民军队的兴军之策、强军之道———
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军，积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全面落实“五句话”总要求，推动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各个领域的工作密切配合、共同进步；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解决体制机制上制约军队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的建军治军理念，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发挥官兵在军队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建设目标：从“徒步化”走向信息化
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徒步化”一直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二万五千里长征，靠的全是“铁脚板”。
骡马化、摩托化、半机械化、机械化……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停止过追赶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
以世纪之交的几场局部战争为标志，信息化战争已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基于此，中央军委果断决策，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瞄准这一目标，尚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的中国军队，开始了向信息化军队迈进的整体转型。
通过网络下达命令、签发文件、查询各团工作进展，在局域网ＢＢＳ上与基层官兵谈兵论战，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已成为济南军区某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杨剑的一日“网络生活”。而他的部属，即使在休息时间，也可以随时随地在网上进行模拟对抗演练。
围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作战，全军上下创新军事理论，转变作战观念，探索制胜之道，全面推进以军事信息系统和信息化主战武器系统建设为主体、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和保障的信息化进程。仅是２００７年前６个月，各部队举办的信息化讲座和高新技术知识培训班，就达到５０００多场次。
编成结构：从数量规模型到质量效能型
2006年，我军宣布完成裁军20万的任务，军队员额减至230万人。军队数量规模已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从1985年开始，中国分三次裁减军队员额共170万。而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已先后进行了10次大裁军，裁减力度之大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随着裁军目标的实现，我军的编成和结构更加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新形态。指挥体制进一步完善，兵种构成进一步优化，各级机关机构和人员减少15%，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等高技术军兵种建设得到加强，炮兵、装甲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兵种在陆军中所占比重已超过七成。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的新型军队体制编制正在形成。
军事训练：从实战锻炼到“虚拟作战”
人民解放军历来高度重视军事训练。在战争时期主要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依靠实战锻炼部队，同时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一些群众性练兵活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在探索中发展，走过了一条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世纪50年代，大力开展正规化训练；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大抓以技术训练为主的基础训练；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普遍开展“三打三防”训练；80年代，开展了以合同战术训练为重点的一系列改革；90年代，开展了群众性科技练兵活动；进入21世纪，紧贴使命任务，扎实开展针对性训练，加强诸军兵种联合训练，研究探索一体化训练，迈开了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成为解放军提高训练水平的三大模式，虚拟战争实验室已陆续在各级部队出现。由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研制开发的“部队演习评估系统”不久前在全军部队推行试用，为训练考核引入了“量化能力、结果评估、标准比较”的崭新概念，标志着我军在适应信息化作战训练的手段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人才培养：从山沟教导队到依托国民教育资源
80年前，人民军队诞生时的主体是农民和工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文盲。今天，解放军作战部队军师团领导95%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空军一线飞行员全部具有大学学历，海军一线舰长100%毕业于专业院校，第二炮兵部队的技术军官几乎都具有学士以上学位。
早在1928年，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的人民军队就在井冈山开办了第一个教导队，随后相继建立了工农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和一些随营学校。抗日战争时期，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11所分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20余万干部。
1985年，中央军委确定调整指挥院校体系，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2003年，中央军委颁发《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随着人才战略工程的深入推进，一批懂谋略、善管理、会指挥的高素质人才群体正在形成，博士连长、大学生士兵在今天的军营随处可见。
依托国民教育的雄厚资源，军事人才培养之路越走越宽。目前在全军部队，有6万多名地方大学毕业的干部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接收的地方大学生占到军队生长干部的20%，签约委托培养高校达到112所。
后勤保障：从“红米饭、南瓜汤”到自助餐
在解放军大力建设现代化后勤的今天，当年“红米饭、南瓜汤”的情景已经成为历史。撤销非作战部队食堂、精简后勤保障机构、更换军车号牌、全军换发新式军装、战士伙食费标准提高、全部作战连队基本实现自助餐、军用物资网上采购、深化部队住房制度改革、对团以上干部实行经济责任审计……绿色军营不断传来的后勤变革新讯息，折射出我军后勤发展战略的历史性变革。
受各种因素制约，过去我军实行的是小而全、大而全的自我保障模式，三军后勤自成体系。从2004年7月1日起，中央军委在济南战区实施的大联勤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打破军兵种专业和地域界限，统一整合、集约使用后勤保障力量，适应不同规模、不同地域联合作战需要的大联勤模式，是我军后勤体制改革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与军队内部的减少保障层次、优化资源配置、精简保障人员相同步，我军借助地方力量、依托社会资源推行的保障体制市场化、社会化进程也迈出实质性步伐。公交车开进部队大院、地方的饮食公司取代部队的自办食堂、军人住上了地方经济适用房，这些新鲜事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军营。
武器装备：从一无所有到自成体系诞生之初的人民军队，除了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如今，我军已经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武器装备系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先后出现了几次大的飞跃：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步兵到诸军兵种的飞跃；从进口化、引进化、仿制化到国产化、自制化、改进化的飞跃；由机械化向电子化、信息化、通用化、自动化的飞跃……
进入新时期，人民军队着眼打赢信息化战争，加快了武器装备建设步伐。陆军，建立起了快速机动、立体突击的装备体系；海军，建立起了海空一体、适应近海防卫作战的装备体系；空军，建立起了空地结合、攻防兼备的装备体系；二炮，建立起了核常兼备、射程衔接的地地导弹装备体系；电子信息装备，正朝着综合集成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在武器装备发展的背后，是在改革开放中日益发展壮大的国防科技工业。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信息化程度较高、门类齐全、手段先进的装备科研试验体系，基本形成了结构优化、技术先进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对外交往：从“谨慎保守”到“开门建军”
今年8月9日，为期9天的“和平使命─2007”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将拉开帷幕。在这次广受关注的演习中，中国军队首次成建制、大规模、多军种、远距离赴国外参演。
联合军演、维和行动、国际救援……曾经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国外视为“谨慎保守”的人民解放军，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走出国门，承担起对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责任，展示中国军队日益开放和自信的形象。
有专家认为，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表明，中国军队已经迈入“开门建军”时代。
从保家卫国到维护世界和平，从抢险救灾到参加国际救援，从抵抗外来侵略到参与多国联合反恐演习……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人民军队孕育三大光荣传统本刊记者 樊永强
从井冈星火到长征风雨，从驱逐日寇到逐鹿中原，从抗美援朝到保疆守边，究竟是什么支撑着这支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支军队历经考验、战无不胜？又究竟是什么使她成为“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
80年历史，一幅壮丽画卷。画卷上书写着这样几句不朽的铭文———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这是人民军队光辉历史的最基本经验，这是人民军队在血与火中孕育的光荣传统，这是人民军队创造不朽传奇的精神根源。
听党指挥———永远不变的军魂
国有国魂，军有军魂。80年光辉历程，人民军队从手持步枪、大刀、梭镖的队伍，发展成今天这样强大的阵容，靠的是什么？听党指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80年建军史的基本经验和必然结论，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事实上，红军刚诞生时，一些人受旧军队的影响，存在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军阀习气，缺乏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贺龙元帅曾这样形容：“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确立“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三大制度，历经反复探索，终于建立起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也使我军成长为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长征取得了胜利？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这样的回答：“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在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中，遍布全军的党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作战方针在部队的贯彻落实。
　? 　“只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老红军方国安这句朴实的结论，揭示了支撑红军在重重困境中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党的绝对领导，正是红军创造长征这一人类战争史上伟大奇迹的根本原由。
　? 　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军队的先进性，党的前途决定了军队的前途。历史告诉我们两个基本事实：无论形势怎样复杂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被敌人拉过去；无论野心家、阴谋家多么狡猾，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张国焘投奔国民党时连一个警卫员也没能带走。
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的胜利。
信念一旦根植于心田，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就是凭着坚定的信念，人民军队成长为一支势不可挡的钢铁劲旅。无论是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战场，还是后来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较量，抑或是再后来与美国兵厮杀在抗美援朝战场，党的领导，始终是这支军队越打越大、越战越强的最主要原因。
服务人民———矢志不渝的宗旨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一位红军老兵因公殉职。3天之后，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张思德的追悼会，站在一个土墩上，发表了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那天，毛泽东谈到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宗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也谈到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我党关于人民军队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论断，指明了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军队，人民军队的性质是区别于其他任何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
一定意义上，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为谁的利益而战，最本质地反映着一支军队的性质与品质。翻开我军历史的画卷，我们看到的是与人民海一般的深情和厚谊；透过代代相承的薪火，我们看到的是对人民山一样的责任和使命———
红军扩编招兵，苏区青年踊跃报名，母送儿、妻送夫；长征途中，各族群众为掩护红军伤员，甘冒生命危险……
在革命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候，人民群众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块布，缝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今天就送他上战场。”
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日本侵略者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解放战争著名的三大战役中，人民群众更是举家举村而动，推着小车为部队送物资、运伤员。曾经指挥80万大军在淮海战役中与我军决战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在惨败后发出这样的感叹：“败在敌人手里可以挽回，败在老百姓手里，再也无法挽回来了！”
一个万众一心的民族，是任何困难、任何挑战都压不倒的。
　? 　历史经验表明，服务人民是我军的立军之本、胜利之基、力量之源。只要我们把服务人民的光荣传统很好地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就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政治本色，有效履行历史使命，创造新的辉煌。
英勇善战———履行使命的保证
军队因战争而存在，军队以凯旋为荣耀。
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反映在履行职能使命上，说到底就是一个英勇善战的问题。英勇善战既是我军履行职能使命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先进特质。
从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到井冈山的“黄洋界上炮声隆”；从泸定桥上的舍生忘死，到气势如虹的百团大战；从三大战役“横扫千军如卷席”，到铁血鏖战上甘岭，一步步，一程程，都写下了我军英勇善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灿烂篇章。
同一支军队，几十年过去，无数次战役，打赢国内外不同对手———指挥员用兵如神，战斗员智勇双全，这便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这便是以弱胜强、屡战屡胜的钢铁劲旅！?
英勇善战既是对我军光荣传统的科学总结，又是对人民军队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
信息化战争，为我军英勇善战设定了新的标高。恩格斯说过：“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今天，人民军队走向信息化战争的舞台，每个军人都将接受信息化战争的考验。履行历史使命靠什么？答案切实而简明：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因为这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
绿色军营走来现代军人本刊记者 李宣良 梅世雄 陈辉
在230万中国军人中，他们是普通的指战员。然而，正是因为普通，他们的故事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使人们从中感受到走过了80年岁月的人民军队所焕发出的勃勃朝气。
上校邢国良：信息化转型“排头兵”
,我组织的所有练兵活动，都是围绕信息化这一主题展开的。”41岁的南京军区某两栖机械化步兵团团长邢国良上校说。在南京军区，他所率领的团队被认为是军事信息化转型的“排头兵”。
前不久，邢国良就把部队拉到山岳丛林地带，进行了一场实兵实弹演练。到达演练地域半小时后，邢国良就率领指挥自动化分队、通信保障分队等，搭建起程控通信网、微波通信网、电台通信网、移动通信网、卫星通信网等各种指挥自动化网络，建立起具备团、营、连三级远程信息交换、多维信息获取、态势信息共享等功能的指挥信息系统。
,仅一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邢国良说，那时，他们搭建指挥所是从搭帐篷、摆案子和挂地图开始的，“那还是机械化时代的传统做法”。
少校高玉林：学历最高的指导员
在我军某两栖机械化步兵团3营8连，30岁的指导员高玉林在官兵们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威望。战士们说，高玉林是全军学历最高的指导员，而且军事训练水平也很高，“是个全才”。
2005年6月，高玉林取得博士学位后，便主动要求到基层部队任职。当时，他的职务是正营，军衔是少校，但他到基层部队的第一个身份却是列兵。为了尽快使自己从一名学生转变为合格的野战部队士兵，高玉林自我加压，开始了艰苦的训练……
高玉林的知识优势很快就显露出来，令战友们刮目相看。网上对抗，全连精选出的网络高手在他面前一一败下阵来；卫星定位，数据传输，一项项高新技术被他运用自如……知识拉近了高玉林与战士们的距离。他一方面同战士们一起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另一方面又抓紧点滴时间，辅导大家学习计算机、英语、军事高科技等知识。
今天的中国军队，已成长起大批像高玉林这样学历高、知识渊博、经历丰富的新型军事人才。他们在全力推进中国军队信息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心理咨询师刘昕：“知心姐姐”帮帮你
南京军区某团新战士小赵，有人笑他是20岁的年龄10岁小孩的胆量。入伍训练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到了考核场上就发抖，闹出个大笑话。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小赵拨通了师里的心理咨询热线“880”（帮帮你）。心理咨询师刘昕听完小赵的倾诉，立即拟制了解决方案，帮助其克服心理障碍。在此基础上，她发动连队的射击高手与他结成帮扶对子，进行强化训练。后来，在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小赵以5发子弹发发命中靶心的成绩取得第一名，荣立三等功。小赵夺冠的消息传回连队，战友颇有感触地说，小赵自从壮了“胆”，打枪也“神”了。
刘昕被全师官兵亲切地称为“知心姐姐”。一年来，她已为官兵提供心理咨询960余人次，帮助600多名官兵消除了心理障碍。
近年来，官兵心理问题已经引起中国军队管理层的高度关注，心理咨询师开始越来越多走进部队。不久前，解放军政治工作网还开通了心理咨询频道，为干部战士解决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平台。
士官王少杰：民主化管理的受益者
南京军区某旅士官王少杰的一条建议一经提出就被旅领导采纳。
旅长金川大校回忆说：“年初，我打开电子信箱，发现一个士官提出了一条重要建议。他说，旅里可否清理一下士官公寓，保证士官家属来队人人有一套住房。”金川高度重视这条建议，立即把所有的旅领导召集在一起，专门开会研究这条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尊重士兵的权利。”2007年春节前夕，在旅领导的协调下，居住在士官公寓内的干部家属被全部清理出来。“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一晚上没睡着。”王少杰第一时间给远在千余公里外的妻子打电话，让他有空到部队来。很快，一批又一批分居两地的士官夫妻，在军营之中幸福地团聚了。
王少杰所在的旅，曾被中央军委授予“临汾旅”的光荣称号，是中国南方惟一的对外开放部队。“用民主方法管理部队，一直是我们部队的特色。”旅政治部主任韦清说。
如今，电子信箱、首长电话、148法律服务热线、168心理咨询热线、各营区意见箱等，均是该旅基层官兵用来向上级甚至最高领导反映意见、建议的渠道。王少杰说：“民主化的管理，使每一个士兵都成为受益者。”
2007年第十五期专题报道编者按：当前，环境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污染由东部向西部、由城市向农村转移。污染下乡给农村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一方面，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污染也带来了愈演愈烈的环境纠纷，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污染企业为何“青睐”农村？是通过哪些渠道下去的？又是如何扎下根的？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展开了深入调查。
污染下乡之痛本刊记者 周甲禄 项开来 张周来
当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设置环境门槛，限制污染企业时，许多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开始大步走向农村，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污染企业的到来，许多原是青山绿水的村庄，已然成了污染重灾区：作物、苗木被“烧死”，粉尘、浓烟呛人，怪病恶症不断，环境冲突频仍。
噩梦难醒
由于有着丰富的石灰石资源，福建省永安市是全省水泥工业重镇。遗憾的是，矿产资源给这个市大湖镇大湖村农民带去的，不是财富而是噩梦。多年来，当地农民一直与粉尘、噪声、废气为伴，全村方圆3公里内不能种庄稼。
进入7月，福建连续多日出现36℃以上的高温，但大湖村民却终日“关窗掩户”，抵御污染的侵扰，闷罐似的屋子让他们昼夜难寐。“门、窗开上半个小时就是一屋子水泥灰，根本不敢开”，村民廖茂婵向记者抱怨道。
大湖村共有10个小组1000多人口，除了种植水稻外，还种果树、养鱼，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村民无法靠田地为生。水泥粉尘黏性较强，会使土壤板结，导致水果减产，稻谷歉收。村民赖德群告诉记者，过去一亩水稻施10公斤肥，现在要施20公斤，菜只能种芋头一类的，绿叶菜即使种出来也难以洗净，水果的产量减少一半左右。
半月谈记者在一些农村采访发现，类似大湖村农民这样的遭遇并不鲜见。
去年在湖北省石首市采访时，记者在重污染企业楚源公司附近的张城垸社区看到，企业周边的庄稼像被火烧过一样；工厂排出的“牛喝了也拉稀”的废水，肆意流入田间地头；与楚源公司一路之隔的张城垸小学师生经常在浓浓烟雾中捂着嘴巴上课，据了解已有30多名学生转学。
而发生在湖北省浠水县兰溪镇的袁氏赤湖污染，则直接毁坏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源。2004年，该镇引进外地企业在袁氏赤湖内投粪养殖珍珠。附近村民说，湖中每天至少投放5吨人畜粪便，一年下来要投2000多吨，本是百姓生活水源的袁氏赤湖现在成了大“粪池”。永保村村医李鹏说，这两年村民的皮肤病显著增加，原来每年不过10多例，现在每年至少300例……
污染纠纷愈演愈烈
愈演愈烈的污染下乡，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环境纠纷。
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白沙镇，一家砒霜厂（富川冶炼厂）自1997年正式投产以来，其排放的毒气和废水就对周围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2003年9月5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上百名村民围住砒霜厂要求赔偿，县里调集大批警力冲散群众。9月6日凌晨，奄奄一息的茶山村农民林海辉在富川冶炼厂附近被人发现，送回家后不治身亡。其老父受不了打击，3个月后也含恨而去。林海辉的妹妹林冬妹怒告县政府，申请24万元国家赔偿。2006年12月27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依法应3个月审结的案子，但拖了大半年还没有结果。富川县人民法院最近致电《半月谈》：赔偿案还在审理中。
近年来，污染纠纷在全国呈高发态势。
2006年，福建省环保系统接到投诉3.5万多起，仅次于公安“110”接到的投诉量。省环保局受理信访300多件，差不多每天一件。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在信访量整体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环保信访量却在上升。2005年，全国环保系统受理人民来信达60.8万封，受理人民来访8.8万批次。
污染纠纷数量大、增速快。2005年，全国环保系统受理的污染纠纷上访达8.2万批次，占当年环保上访总量的93%，比2001年增加46.4%。
农村上访者数量升速明显。2007年上半年，国家环保总局受理人民来访249批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其中，60%的上访者来自农村，绝大多数问题涉及污染企业。
南京大学张玉林教授认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的程度和普遍性突破了环境和社会所能够容许的极限，从而引发受害者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抗争。令人担忧的是，类似的环境冲突在许多农村已呈迅速上升之势。
揭开污染下乡“庐山真容”
本刊记者 张周来 沈翀 刘海
关于污染下乡，有诸多疑问一直萦绕在记者脑海中：这些污染企业为何涌入农村？是如何突破层层防线在农村“落户”的？对农民生存环境和农村发展构成如此严重的危害，为何还能站得住脚？随着采访的深入，一张污染企业下乡的线路图逐渐清晰地呈现在记者面前。
污染企业找到“战略转移地”
为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从2005年开始，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着手建立环保淘汰机制，关闭污染严重的企业。而长三角以及其他沿海发达地区也开始“清剿”污染大户。随着污染企业大量关停和外迁，当时有人就担心，这些高污染项目极有可能会到一些欠发达地区安家落户。
不幸的是，这一担心变成了现实。近年来，随着污染大户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的纷纷转移，随着各地农村环保冲突的频频暴发，人们发现，欠发达地区正在重复发达地区竭力摆脱的噩梦，广大农村正在为污染企业的“战略转移”而付出沉重代价。
污染大户为何能在农村找到落脚之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欠发达地区有着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在此起彼伏的“崛起”、“率先”之声中，在“我们不怕污染”、“宁可呛死，不能饿死”、“只要温饱，不要环保”这样的招商引资口号的激荡下，环保一再被边缘化。在某些地方领导眼里，环保成了发展地方经济的障碍。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在“无工不富”思想的指引下，几乎每个地方都在提“工业强市”、“工业富县”的目标，并以此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挥棒。
随着任务的层层分解，一些完全不具备条件的乡镇也纷纷上马“工业区”、“工业园”，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长驱直入。广西兴业县一名镇长对记者说：“乡镇不像城市，条件这么差，招商引资哪还有什么主动权？只要有企业来落户就算不错了！”据了解，去年广西玉林市城北街道55家小纸厂创税约500万元。在加快发展的压力与需求下，很多人都难以割舍如此诱人的业绩。
污染企业转移农村的另一个主因是，农村对污染企业具有诸多“诱惑”。一是农村资源丰富，一些企业的原材料可以就地取材，成本低廉；二是使用农村劳动力成本很低，像“小钢铁”、“小造纸”这样一些污染企业，落户农村后，一般都以附近村民为主要用工对象，一个人每月给几百元工钱就行，吃住都在家，福利、社保一概不问，这简直乐坏了企业主。
污染企业还看中了农村低廉的环境成本。城市里空间有限，人口密集，污染企业极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处在农村就好多了。地广人稀，排污隐蔽，即使环保部门来查，也有闪转腾挪的时间。
谁在为污染下乡大开绿灯
根据国家环保法规，要上建设项目，必须先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三同时”）。对违规者，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
污染企业要想进驻农村，依据上述规定，显然很难过关，但污染企业为何能够纷纷扎根农村呢？
首先是有招商引资的“绿色通道”。
2005年4月，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因化工园区工业污染问题，引发大规模干群冲突。事件发生不久，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一些基层政府便迫不及待地派人前来招商引资。而浙江省永康市在大规模整治小冶炼企业时，江苏省徐州市某镇却在永康本地媒体大做广告：“欢迎小冶炼企业进行异地投资”。苏北一名乡镇干部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明确表示：“我们的优势就是不怕污染。”
其实并不是不怕污染，而是在拉动GDP增长、完成考核任务等实际问题面前，地方政府不愿用环保“门槛”把这些“财神爷”堵在门外。也正是因为有这一招商引资的“绿色通道”，污染企业才得以一路通关，“带病”下村。
其次，相关部门源头把关不严使得污染下乡畅通无阻。
目前，虽然各级环保部门都在强化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问题仍相当突出，主要表现为越权审批、降级审批和监管缺失，存在着重审批轻监督、重环评轻“三同时”、重微观办理轻宏观分析等问题。
那么，是不是只要环保部门把严入口，污染企业就没机会下去了呢？也不尽然。记者了解到，一家企业要在当地落户扎根，要盖的公章远不止环保部门一家。在一些地方，环评过不了关却能顺利拿到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而建成投产的污染企业绝对不在少数。这种各自为战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源头防控失灵问题。
再次，“一把手项目”成为污染企业进入农村的通衢大道。
据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队长潘家清介绍，寿宁县过去引进的两个项目———福建鑫盛钢铁有限公司和寿宁兴华型材有限公司，一开始就违反国家产业政策，还临近村庄，但最终却通过了立项，使项目上马。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家钢铁厂是县领导引进的项目。“有的县四大班子领导都有挂钩企业，环保部门如何封堵？”
,一把手项目”的威力还不仅于此。在广西富川县白沙镇，就曾发生过村民因反对建砒霜厂生产项目，而被当地镇党委、政府抓起来游街的事情。镇领导还警告反对建厂的群众：“办砒霜厂可以提高我镇财政收入，如果有人搞破坏，就是被挂牌游街的下场。”可以这样讲，在一些地方，有一把手庇护的招商引资项目，哪怕对环境的污染再厉害，也能一路畅通，在农村顺利“安营扎寨”。
污染大户何以能“边污染边生存”
污染企业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它们为何能在农村长期生存下去呢？
,循规蹈矩”，是污染企业能够在农村长期生存的第一个“诀窍”。
为了生存，污染企业可谓“循规蹈矩”，该办的手续一定会办，该交的钱一定会交。记者在广西玉林采访时发现，当地清理整顿的绝大多数小纸厂，土地、环保、工商、税务等部门颁发的相关证照都很齐全，排污许可证甚至被放在很显眼的地方。“办理排污许可证之后，纸厂每年缴纳几千上万元排污费，另外老老实实纳税，基本上不会有太多麻烦。”一个小造纸厂老板私下对记者说。
对村民软硬兼施，是污染企业的第二个谋生“诀窍”。
为避免村民的激烈抗议和环保冲突，一些污染企业往往会刻意树立自己的“友善”形象，比如为村民进厂打工提供机会，让村民有钱赚，借以转移后者对自身生存环境恶化的担忧。
记者曾在广西兴业县卖酒镇询问村民对“小造纸”污染河水的看法，一位村民是这样回答的：“没见过的人觉得很脏，我们见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污染，而是没钱赚。如果政府不关停这些企业，我们就有事做，停了我们就没活干了……”
对那些维权意识强烈的村民，污染企业则是拳脚相加，而且每每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农村环保冲突中，与老百姓打得不可开交的，往往不是企业，而是当地政府。
环保部门执法偏软，这一弱点也被下乡污染企业“巧妙”利用。
基层环保部门执法存在三大“软肋”：人手不足、设施陈旧，这是“硬伤”；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这是“外患”；再就是执法手段有限。
治理农村企业污染，环保部门目前只有限期治理、停产治理的建议权，决定权在同级政府。另外，环保部门目前的排污收费远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对环境违法经济处罚的最高额度仅为10万元，发生特大污染事故也只能处罚100万元。这种处罚力度，对一般小企业还能起一定作用，但对于大企业来讲却无关痛痒，它们宁愿接受处罚也不愿投入更多的资金建设治污设施。
行政执法手段有限，处罚难以到位，这使得一些企业主常常公然拒绝、阻挠执法人员的现场检查，甚至屡次出现暴力抗法现象。在此情形下，“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已成为一些基层环保部门领导的真实处境。于是，那些想要“站得住”的环保官员便往往选择保护地方利益，与污染企业勾勾搭搭。
司法介入环保维权严重不足，这也为下乡污染企业提供了继续存活的机会。
按照国家现行环保法规，污染纠纷中的受害一方，既可以向环保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污染受害者绝大多数选择逐级、反复向环保部门投诉，而不是找法院。
,因为起诉到法院的老百姓常常遭遇证据不足、不予受理的结局。即使法院受理了，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下，老百姓胜诉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老百姓只得选择上访，指望上级环保部门能强制污染企业进行赔偿。但从目前权限看，我们根本无法满足老百姓这样的要求。但老百姓不甘心，还是反复找环保部门，而污染企业和有的地方法院却在一边‘凉快’。”国家环保总局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彭德富向记者透露。
叩启农村环保“胜利之门”
本刊记者 周甲禄 项开来 刘海
污染下乡危害深重。为此，专家指出，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手段，才能切断其路径，铲除其生存土壤，彻底遏制这一恶劣现象。
把环境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要从源头控制农村污染，首先就是要把环境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为切实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建设生态广西”的口号，现在广西各地政府主要领导都成了污染减排的第一责任人，污染减排任务完成情况被列入各级政府考核内容，完不成任务的地方，将被取消评先创优资格。如因领导减排工作不力而发生重大污染事故，被上级通报批评，当地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将被就地免职，相关责任人一律换岗。
在湖南和江苏，GDP已不再是干部政绩考核的惟一标准。江苏把生态环境指标列为干部政绩考核的硬指标，坚决实行“一票否决”。一旦出现重大环境事故，当地领导将被问责，失职官员丢官“下课”。湖南则把节能降耗、单位工业产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率、工业土地利用效率等指标，列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专家指出，把环境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是防控污染的关键一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基层干部就会失去引污下乡的动力。
环保执法要加大力度
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有很多，但现实中污染企业西进下乡处处“点火”的严峻现实已充分表明，我们的许多法规基本还停留在纸上。为切实改变这种有法不依的普遍现象，必须加大执法力度。
2006年，半月谈曾对四川省崇州市“巨能焦化”企业污染农村事件进行了曝光。时隔一年，记者再次来到当地———西江村，发现情况已大有好转：工厂的洗煤水全部循环使用，所有排污口全部堵上。噪音较大的机器用隔音设备封闭起来，并确保晚上10点以后不开工。“今年情况好多了，河水清亮了，粉尘还有一些，但不再呛人，关键是晚上能睡得着觉了。”当地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崇州市环保局副局长黄荣说：“现在我们对农村污染企业加强了排查，一旦发现有违法排污、夜间生产等行为，就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这样一来，即使污染企业因种种原因混进农村，也难以继续大面积制造污染。”
加大执法力度，仅靠环保一家还不行。治理污染下乡是一个系统工程，多部门协同作战，才能取得实质性战果。福建省寿宁县引进的两家污染企业，由于是县领导主抓的项目，查处难度很大。最终，福建省环保局联手省监察厅，搞定了这两个“钉子户”，包括县领导在内的多名责任人被查处。福建省环保局的一位人士说，今后省环保局与监察厅将开展经常性的实地暗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堵疏结合，方可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广西各地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全面整治关停了大量“小造纸”、“小钢铁”，招商引资的环保门槛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当地也看到，污染下乡一度最严重的地方，恰恰是发展最迫切的地方。一些带来短期财源和就业机会的污染企业被取缔关停之后，地方经济受到了冲击，必须积极探索“堵疏结合”的方式，化解无序发展带来的阵痛。
广西贺州市对信都、旺高等原有低水平工业园区进行重新规划，重点引进了科技含量高、配套协作功能强的产业项目，努力打造“零排放”产业集群。小纸厂污染一度十分严重的广西兴业县卖酒镇正在筹建一个灯饰城，打造环保产业基地。卖酒镇党委书记说：“关闭纸厂对我们既是挑战也是优势，我们现在有28家厂房空出来，这是厂房优势，我们还有熟练工人和区位优势。如果招商引资顺利的话，解决纸厂工人的就业不成问题。”
（专题策划 / 编辑：叶含勇 王秀真）
2007年第十六期专题报道编者按：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同比增加31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3%，是1995年以来同期增长最快的。农民增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农和城乡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显示中央反哺“三农”、建设新农村政策开始初步显现效应。专家指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什么因素拉动农民收入出现快速增长？解决农民增收难题是否已经出现转机？如何打造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分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农村一探究竟。
“五大引擎”拉动农民增收林嵬 杨玉华 郭嘉轩
今年上半年，各地农村纷纷传来利好消息。统计显示，农民增收已全面扭转了前些年低速增长的局面，湖北等省份甚至出现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喜人气象。不少基层干部认为，这一次农民收入增长大部分是“真金白银”，不少传统农业县银行存款余额出现大幅度增加，多年来持续低迷的农村消费市场明显升温。
中央直补“贴”进农民口袋
专家认为，近3年来，农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政策性增收主要包括减免农业税，实行各种直补。市场性增收主要表现为粮价上涨、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工价上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国家的各种直补政策落实得比较到位，直接促进了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2005年初，河南省一宣布取消农业税，邓州市文渠乡翁寨村农民黄全雄就租了16亩地，加上原有的9亩责任田，共种地25亩。黄全雄告诉记者：“种地不交税还补钱，我盘算种地能挣钱了。”他算了一笔账：2003年小麦5毛钱一斤，如今小麦一斤7毛多。每亩地净利达800多块，比以前翻了一倍多。邓州市农调队队长王虎仁说，邓州农民收入增长以2004年一号文件出台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小幅慢涨，后一个阶段是加速快涨。近3年是历史上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湖北作为中部农业大省和国家粮、棉、油重点产区，1998年～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一度徘徊不前。从2002年开始，伴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收入曲线很快出现了历史性“拐点”：2004年，湖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97元，同比增长13%；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8.5%，超过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2.6个百分点。统计显示，众多惠农政策对湖北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经达到28%，加上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的转机，湖北农民收入增长开始出现历史性大提速，彻底扭转了“九五”以来低速增长的格局。
农产品价格增长“鼓”了农民钱包
宋军是安徽省养猪大县定远县的一位普通农户。记者来时，他正端着满满一盆饲料穿梭在猪舍内，给自己养的200多头猪逐栏喂食。“喂好了长的可不是肉，是钱啊。”宋军开玩笑地说。去年底以来，猪肉价格一路上扬，养猪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按今年的猪价一核计，上半年光养猪宋军就有10多万元收入。
养殖户大赚一笔，种植户的收入也不错。安徽省颍上县村民高宇善今年种了20多亩地，共收小麦1.5万斤。高宇善喜滋滋地告诉记者，按照最低收购价政策，今年他出售1万斤小麦就可收入7000多元。
像宋军和高宇善一样，采访中，很多农民都表示，这两年他们切实感觉到自己“口袋渐鼓”，因为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还是外出打工，收入都较以往有所增加。而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对全省农户的入户抽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调查显示，上半年，安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8.2%。在上半年粮食再夺丰收的基础上，安徽农民人均收入成功跨越2000元，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来自河南的调查也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农民出售牧业产品的现金收入人均达到336.58元，涨幅高达24.3%，对上半年现金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2.3%，成为促进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打工收入高歌“钱”进
专家认为，农民现金收入的提高与打工收入增长密不可分。今年上半年，河南农民人均工资性现金收入为641.34元，增幅达32.5%，对上半年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3.4%。而在湖北，去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就已达到80.4％。
近年来我国企业工资增长明显加快，直接拉动了农民增收。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南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达到了1150万人以上，工资水平同步提高近20%。据统计，我国农民工的工资2004年增长了6.8%，2005年增长了6.5%，去年增长了11.5%。
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工资提高幅度明显。河南省邓州市文渠乡翁寨村支书翁书德说：“我们村有700多人在外打工，打工工资由原来的每月600多元涨到了1000元以上，村里谁家有人在外打工，谁家就增收快。”
一些专家指出，工价上涨是拉动农民增收最大的动力，其深刻背景是我国劳动力供给形势发生变化，由“无限供给”走向“有限剩余”。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我国劳动力转移已出现重大拐点。他说，我国劳动力资源由无限供给开始向市场比较均衡配置转向。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企业即使一分钱工资不涨，也能找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是到这一转折点之后，如果不加强激励手段，不提高工资、福利，不改善工作条件，企业就会雇不到所需要的劳动力。
二三产经营成为农民增收“新跑道”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更多资金流向农村，拉动了农村建筑业、餐饮业、商业蓬勃发展，农村市场开始活跃，农民收入因此增加。上半年，安徽农民从第三产业得到的现金收入也增长了近两成。
近年来，为了落实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各地纷纷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农民创业，农村二三产业出现蓬勃发展之势。记者在河南省武陟县农村采访发现，许多乡镇2/3的农民从经营土地转向经营二三产业。武陟县詹店镇小马营村有160户人，80%家庭都有经商门面房。武陟县大封镇有8万人，个体工商户就有7700多家，从事二三产业的占全镇劳动力总数的70%。而在湖北省，农户中有兼业经营行为的已占到60%以上。
农村消费市场，过去被称为“一锅烧不开的温水”，现在热度明显提高。农村消费升温，既是农民增收的结果，也带动了农民经营收入的提高。继2005年山东省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幅超过城镇居民后，2006年，河南、河北两省农民消费支出增幅10年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长期在村里开“小卖店”的河南省淮阳县大李村农民杨华说：“以前一个月才卖千把块的货，现在一天最多能卖5000元。”
此外，农业内部三产的发展也拉动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在安徽省，农民通过提供收割机等农业机械服务获取现金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今年上半年增幅达16％以上。
现代农业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2004年6月9日，温家宝总理到湖北省枝江市考察。桑树河村村民曾祥华向总理建议：希望农技人员帮助农民化验土壤，好让农民对症施肥。温总理当场采纳，并指示农业部予以落实。进入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吹响了现代农业的号角，科技兴农、合作兴农等成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2006年，国家拨出5亿元专项资金，在全国600个县市实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4000多万农户享受免费测土配方施肥服务，核心示范区实施面积达到3亿亩。农业专家杨圣桐告诉记者，枝江在60万亩耕地中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后，增加作物产量1.5万吨，节省肥料4000吨，增产节支效益达到亩均40.3元。
湖北省还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推出十多项标准化、机械化、轻型简化栽培技术，为农民增收打下良好基础。目前，全省水稻旱育抛秧、机械插秧、小麦免耕直播面积超过1200万亩。湖北省还引导社会投入20亿元购置农机，使水稻机耕机整机收率突破50%，小麦机收率达70%，大大降低了农民劳动强度。
对农民渴盼的“新技术示范、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产品质量监管”等需求，湖北省将其纳入政府服务范畴，通过“科技入户”免费为农民提供服务。2006年湖北优质稻面积扩大了300万亩，优质棉种植总面积超过85％，“双低”油菜良种推广率达到90％，农业科技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提高到45％。
增收长效机制待求解杨玉华 林嵬 郭嘉轩
尽管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还不少，下半年，政策增收的空间有限，农产品涨价对增收的推动作用将趋缓。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农民增收出现良好势头，并不意味着推动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已建立起来，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仍是“数量型”、“外延型”，增收受市场景气周期影响较大，“地基”仍然不牢。推动农民增收，应着眼建立“质量型”、“内涵型”的长效机制。
短期看：三块“短板”制约今年农民增收
面对上半年农民增收的良好局面，不少专家提醒，今年农民增收还面临诸多难点，要持续保持收入的快速增长还需付出很大努力。
首先，今夏自然灾害对农民增收不利。今年我国自然灾害频仍，东北干旱，南方部分地区暴雨成灾，淮河流域发生了1954年以来的第二位流域性大洪水。以安徽省为例，截至7月末，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2200万亩，其中绝收近800万亩。全省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已达63亿余元，占各项经济损失的近六成。安徽省有关负责人称，这次洪水给该省农业和农村带来重创，也给今年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目标的完成带来严峻考验。
其次，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正抵消粮油价格恢复性上涨的好处。由于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民种粮成本提高。近两年，粮食生产成本逐年提高。据安徽省物价部门调查，2006年小麦生产成本每亩比上年增加17.83元，增幅6.73%；粳稻每亩增加43.38元，增幅9.73%。农民收益很大程度上被上涨的种粮成本抵消了。
第三，惠农政策直接使农民得到实惠的增量正逐年下降。以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看，现行的托市收购政策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拉动力在下降。2004年全年粮食市场价格上涨了28%，农民增收一半来自粮价的上涨，由于当时市场粮价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没有启动执行预案；2005年，稻谷托市价比市场价每斤高5分～7分钱；到了2006年，稻谷托市价比市场价每斤仅高2分钱。
中期看：促进农民增收需多方用力
安徽省农业问题专家何开荫认为，农民增收和农业的长远发展不能单纯靠财政补贴来支撑，而应当多管齐下。特别要从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入手，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广辟增收渠道。
首先，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同时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当前，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劳动者的经济收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新近发布的《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2006年，我国农民增收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贡献率为60.2%，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38.3%。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力度，有组织地转移和输出劳动力，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条件。
政府还应加大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力度，逐步解决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以及工资克扣、拖欠等问题，为农民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两个新迹象：一是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产业；二是西部地区中举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中已有1/3实现了举家外出。这些新趋势对城市户籍、教育、医疗等制度提出了改革的迫切要求。农民能否在城市里留得住，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农民收入能否实现持续增长。
其次，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新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使得农民市场谈判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低，经常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实践证明，走合作化的道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组织保障。河南省中牟县姚家乡春岗村是一个草莓专业村。过去，由于是农户分散种植，草莓丰收后，往往出现争抢客户、竞相压价的情况。2005年4月，村民李峰等人组织成立了草莓生产者合作社，不仅统一了价格，注册了商标，还在合作社内部推广防冻等新技术，每年为社员减少损失十几万元。2005年～2006年，春岗村草莓价格一直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当年合作社社员家庭人均纯收入9500元，比上年增加了一倍。
第三，应加大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惠农政策对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已逐步显现。在国家投入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这些支农资金发挥最大效率，真正把实惠落到农民腰包里，就显得非常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认为，眼下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是，政府各涉农部门都在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设立了很多项目，但投入的机制有问题。一是项目层层审批，脱离实际；二是资金“撒胡椒面”，使用效率低下；三是缺乏过程监督和结果评估，资金“跑冒滴漏”现象比较突出。他认为，财政支农资金非常宝贵。中央加大了投入，就必须把好事情办好，建一样成一样。目前一些部委已经在进行试点，基层迫切希望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资金整合办法。
长期看：政府需加快公共服务创新
专家认为，农民增收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村上层建筑能否适应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因此，从长远看，必须从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入手，加快政府的制度改革和管理创新，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应建立增加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近年来政府尽管给了农民一些补贴，农业投入有所加强，但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以河南省为例，今年全省平均每亩补贴达到41.57元，比上年增加14.47元，然而，与我国入世时所承诺的“黄箱”政策补贴最高可达农产品总产值8.5%这一上限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政府对科技、水利、环保、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农业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资比重不大，财政经费往往只能满足养人的需要。此外，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仍比较落后，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事业等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徐小青认为，无论是从比例、数量或是从面临的问题来讲，投向“三农”的钱都是不够的。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们只能逐年增加，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中央强调应当建立投入的长效机制，这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途径。按照农业法的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的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在实践中这一点还没有做到，而且约束力也不强。
其次，应加快政府转型，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记者在农村采访中了解到，当前，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民最需要的公共服务是信息和科技，而这些很多地方政府都难以提供。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如今农民疑惑最多、干部最怕回答的问题是“明年该种什么”。农民急着问，反映出他们有着迫切的需求；而干部不敢答，反映出的是一些基层政府对市场信息心中无数，难以提供有效的服务。另外，随着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网络“网破线断人散”，很多农业科技难以在农村推广。这位专家告诉记者，他在农村调研时，曾多次询问农民种田养殖的科技从哪里来，十有八九的回答是“从亲戚、朋友或邻居那里学来的”。他说，特别是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在农村推广先进农业科技更是难上加难，说得危言耸听一点，中国的农业是靠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在支撑。专家认为，促进农民增收，政府既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放任自流，而应该在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上狠下工夫。
第三，加快农村金融改革，真正实现反哺“三农”。徐小青认为，在当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杆作用，调动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可以说，没有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就很难发展现代农业，就很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过不懈努力，到2006年11月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增加到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20%。但是，广大农村仍普遍存在金融失血、缺血、贫血的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对全国2749个村庄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村庄都认为目前农户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仍然很困难，各村庄获得过信用社贷款的农户仅为19%。“缺乏资金”名列“农资价格偏高”、“缺乏技术”之后，成为农民增收难的第三大原因。
徐小青说，当前农村金融改革，国家花了很大代价，但效果并不明显，关键在于一些细节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缺乏可操作性。比如，信用社贷款要求必须有抵押物，而农民恰恰缺乏有抵押价值的财产。又比如，建立村镇银行，要求应有1家以上（含1家）境内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而很多商业银行出于利益考虑，已纷纷撤出农村地区，缺乏重新进入的动力。徐小青认为，我们应特别注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只有这样，农村金融改革才可能尽快取得实效，真正发挥农民增收“助推器”的作用。
（策划：薛凯 / 编辑：李玲 薛凯）
2007年第十七期专题报道编者按：
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2006年经济总量突破20万亿元，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贸总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二十七位上升到第三位……这些跃动的数字是中国向世界呈现的一道瑰丽多彩的“经济发展风景线”。这是一个变革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百姓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人民生活由解决温饱向全面小康迈进。
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总体特征是平稳较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稳”、“快”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开始向“又好又快”并轨。本专题将为读者呈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几大标志性特征，分析其增长背后的动力，以及给百姓生活带来哪些实惠。
中国经济迈向又好又快的发展本刊记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六大历史性变化，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支撑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条件
丹麦最大的工业公司———丹佛斯公司的有关负责人海尔博格今年早些时候曾在中国向媒体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迸发的活力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谁也挡不住她的诱惑力，谁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除非他没有战略眼光。”
与丹佛斯公司一样，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到了中国。吸引他们纷至沓来的是中国这片热土散发的无穷活力。
繁荣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生活发生的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认为，六大历史性变化为我国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条件、必要的市场供求格局、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新的发展动力。
这六大历史性变化是：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供求关系———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经济运行———由大起大落转变为快速平稳；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四位；外贸总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二十七位上升到第三位；人民生活———由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
就经济体制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近5年来，我国价格改革力度加大，“看不见的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投资、财税、金融体制加快创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进展顺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进一步改善。刘树成说：“市场机制的引入，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则有利于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期存在的短缺状况基本改变，买方市场初步形成。
就经济运行来说，2003年～2006年，我国连续４年保持了年均10.4％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4.8％的水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这一突出特点博得广泛赞誉———“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这一高位平稳运行的新轨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大起大落”，是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为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
就经济总量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不断上升。2006年GDP总量突破20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是1978年的13.3倍。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四位。与此同时，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06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二十七位；2006年上升到17607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三位。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
就人均GDP水平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GDP在300美元以下，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6年又上升到2000美元。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升级，这也为又好又快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多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也为又好又快注入了新动力。消费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明显加快了工业化进程，煤电油运紧张状况不断缓解，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在消除，经济发展的潜在能力不断释放。
又好又快不仅表现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还表现在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价格总水平、国际收支、节能环保等方面开始向好
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益提高也是宏观经济向好的重要特点。交通、电信、能源供应等基础条件明显改善，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工业结构加快升级，其中，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历史性进步。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达9649亿元，跃居世界第三位，比2002年增长1.56倍。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改变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里，我们可以捕捉到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协调性呈现出的一些积极变化。
———投资和消费关系初步改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
———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中西部地区生产和投资快于东部地区，呈现出东部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态势。
———轻重工业比例有所改善，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生产、投资和出口增速回落。
———价格总水平是否保持基本稳定是衡量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4年多来，居民消费价格年均只上涨2.1％；核心CPI基本稳定在１％以下。今年以来，猪肉等副食品价格上涨，是否意味着通货膨胀？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对此指出，价格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且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在回落。“总起来看，总供给、总需求关系并没有发生突变。”
———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十分重要。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全面清理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
———节能减排、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工作扎实推进。2006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33％，是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节能3000万吨标准煤。去年，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56％，比2002年提高16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在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上，还面临一系列问题、矛盾、瓶颈，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应对新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给其注入新动力
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对我国所面临的形势的重要判断。
矛盾和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有的是因为近期出台的一些政策效果没有充分显现，还有一些政策没有完全落实；有的是因为深层次的机制体制障碍没有消除。
我们面对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能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列为本世纪前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2003年以来，中央围绕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台了多年想改、难度很大的改革措施，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新突破”。
面对发展中的困难，我们迎头而上、攻坚破难！中国经济大省广东，掀起了一场气势浩大的“绿色革命”，放弃一些高污染项目，抬高招商引资的门槛。2006年该省交出了“环保答卷”：经济总量上升，占全国的1/8；财政总收入增加，占全国的1/7；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每新增亿元GDP所新增建设用地等指标却出现“四个下降”。
近几年，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坚持稳定政策、完善措施，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统筹兼顾、适时微调，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对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止大起大落、推动节能减排、加快结构调整和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百姓感受又好又快本刊记者
这是一个变革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老百姓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壮丽前景。
宏观经济运行向又好又快发展，老百姓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感受出来。经济平稳高速增长，给老百姓带来就业的位子、口袋中的票子；消费扩大了，老百姓的生活就方便、舒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了，老百姓就少了后顾之忧；节能减排搞好了，老百姓就可以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老百姓说好的经济发展，才是真正的又好又快发展。
从快速前行的经济航母上找到自己的位子
家住北京市宣武区的任园园，７年前从一家商贸公司下岗。几年来，任园园先后打了几份工。“我们不要这么大岁数的。”出去找工作，任园园听到最多的是这句话。最近，在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的帮助下，她在一家酒店干起了仓储部管理员的工作。,找到了工作，如同鸟儿在天上飞。” 任园园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今年上半年，在各种就业援助政策的支持下，全国有74万像任园园一样的就业困难人员找到了工作，而全部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则达到了令人鼓舞的629万人。老百姓就业空间的不断扩大，其根本动力是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10%以上的平稳增长。2003年～2006年城镇新增就业近4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3%以内。
在就业数量增长的同时，就业质量改善的现象令人眼前一亮。刘京俊，青岛港QQCT操作部二大队轮胎吊司机。2000年高中毕业出来打工，刘京俊干过搬运工、摆过地摊、出过夜市。2006年，刘京俊参加青岛市的技能比武，拿了“轮胎吊”司机的“状元”，直接从中级工晋升为技师。“现在，我每个月能拿到4000多元。”刘京俊说。
十六大以来，中央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出台了促进困难人员就业、构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收到明显效果。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指出，当前要努力把经济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把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过程变成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
能挣钱，会花钱
在宁夏同心县，以往当地回族办婚事是买首饰、家庭影院、摩托车等，但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年人结婚开始买电脑、装宽带。回族小伙子马立波告诉记者，他前年结婚时花了9600元配置了一台电脑，并花600元接入了网络宽带，像他这样的情况现在很常见。
老百姓花钱的底气来自于钱包的逐渐厚实。“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快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用数字支撑自己的论断：2003年～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2%和6.2%。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4.2%，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3.3%。
在收入连续几年增长的背景下，城乡消费呈现一派红火景象。在城市，短短几年间，旅游、交通、通信等服务性消费似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改变了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在传统的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基础上，冰箱、电脑、空调等价格较为昂贵的家电正成为农民消费的新热点。
随着商务部“万村千乡”工程实施，超市、放心店走进农村，提高了农民的消费质量，确保了消费安全。山东省莱州市柞村镇朱旺村滕家麟告诉记者，现在买油盐酱醋去村里的超市，买肉、青菜到集贸市场，想买手机、电动车不用去城里，村里就有专卖店，农民在家门口也能买到和城里商场一样的东西，真是太方便了。
城乡两本“社保账”算明生活有盼头
家住银川市海宝小区的陈辅青，夫妻俩都是残疾人，从2000年开始一家三口吃全额低保。陈辅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除了每月全家享受低保救助360元，还能享受每人每月5元钱的医疗补助；现在住的是60多平方米的廉租房，每月只需要房租30.5元，家里的有线电视费可以减免一半；由于近期物价上涨，从8月份开始一家三口还能享受30元钱的临时物价补贴；儿子今年考上了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按照国家政策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优惠政策。陈辅青说：“要不是政府部门的帮助，我们的生活真是连想都不敢想。虽然现在的生活仍然很困难，但是我觉得有依靠、有盼头。”
在河南农村的另一家，同样享受到了多项保障、补助政策。王红旗是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村民，全家3口人，儿子正在上初中。王红旗也算了一笔账：家里一共8亩耕地，免农业税一年少支出200多元，种粮直补400元；良种补贴一亩地免费提供良种25斤，市场上一斤要2元，这也省下了400元；实行了“两免一补”后，孩子上学一年下来可节省学费300元；从2006年开展合作医疗，每人每年交10元钱，一旦生了大病，可以报销70%的药费。“对国家的这些政策，我打心里高兴和满意，将来的日子更有盼头。”王红旗说。
城乡两个家庭的小账目，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中央对困难群体的关切、对农村的支持。今年以来，中央在减灾救灾、城乡低保、医疗救助、社会福利、住房保障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老百姓生活中多了社会保障的温暖，少了后顾之忧。
从不安全不卫生到安心放心
,过去工厂周围到处堆放的是电石泥渣和粉煤灰，一刮风漫天飞舞。这些废气中含有大量化学物质，飘到农田会污染庄稼、落到水里会污染水源，村民吃喝既不卫生又不安全。”今年37岁的银川市居民郭伏生所说的工厂，是他们家附近的宁夏金昱元化工集团。
作为全国无机碱行业的重点企业，金昱元化工集团过去每年排放电石泥渣300多万吨。为改变这一现状，2004年金昱元公司投资1.2亿元，自主研发电石废渣生产水泥循环利用技术，把粉煤灰、电石泥渣等传统的固体废物回收作为原料来生产水泥。
金昱元化工集团走上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在郭伏生那里的直接感受是：“自从企业不再乱放废弃物后，不仅见不到废物连异味都没有，与企业一墙之隔照样能种庄稼。”
郭伏生从身边生活变化中感受到的是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今年以来，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越来越具有刚性，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绿色信贷等一系列节能、环保新政相继出台。相信像郭伏生一样可以享受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的老百姓会越来越多。
深化改革，为又好又快护航本刊记者
同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国际收支不平衡还比较突出，流动性过剩问题还比较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的压力；食品价格的上涨受畜产品生产周期及国际粮价影响，近期难以回落，价格上涨压力还比较大；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消耗较多，节能减排的压力较大；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短期内还难以根本缓解。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深化各项改革加以推动。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改革的关键。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中央为什么一再强调要突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突出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卓元说，经验告诉我们，近些年来经济过热苗头的一再出现，一个强有力推手即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顺畅发挥。
政府这种短期行为还与现行财政体制紧密相关。现行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承受较大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化有关改革。
我国资源能源被滥用和浪费；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之所以大量出口，皆因为我国资源能源价格太低。资源能源价格不合理，推广、运转节能技术所增加的成本往往远高于节约所带来的好处，企业由此缺乏节能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GDP增长的政绩考核机制也助长地方干部对节能减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应大力深化资源税费改革。
———深化金融改革是遏制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手段。
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运用的人民币资金，占到整个金融体系人民币资金运用总量的7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分析认为，这种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使得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不利于扩大就业，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均。因此，应多发展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和农户，多创造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差距。
总之，应利用当前国民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专题采写：陈冀 罗博 张兴军 邓卫华 董振国 邹兰；策划 / 编辑：颜彦 秦交锋）
2007年第十八期专题报道应急机制建设彰显政府执政能力提升
今年，从我国抗灾救灾工作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变化：自然灾害明显重于常年，但灾害损失却大大轻于以往，这与近年来我国狠抓应急机制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应急机制建设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建树之一，其在危机应对中所发挥出的巨大正面效应已开始显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显著提升。
,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制定各级各类应急预案130多万件。各省级政府、97.9%的市级政府和92.8%的县级政府，都已编制了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5月19日，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全国基层应急管理工作座谈会上宣布了这组数字。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呈现全面推进态势，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社会各个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网络”已经初步形成。
应急机制经历大灾考验
今年以来我国气候异常，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自然灾害明显重于常年，水旱灾害尤其严重。一些地方重复受灾，一些城市严重受灾，局部地区灾害强度超过历史记录。
严峻的灾情，不仅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对近年来我国的应急体系建设是一个全面检验。面对灾害，我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纷纷启动应急预案，未雨绸缪，科学防控，使抗灾救灾工作出现了“大水情、小险情”、“灾害重、损失轻”的新局面。
———在淮河流域，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位大洪水，抗洪工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堤防无一决口，水库无一垮坝，转移的人员无一伤亡。与前几次淮河大水场景相比，行蓄洪区再不见连绵百里、混乱不堪的“窝棚”和帐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井然有序的“迁安村”、“保安圩”和“避水庄台”。水利部部长陈雷介绍说，今年淮河洪水的洪量大于2003年，但是跟2003年相比，沿淮3省的堤防险情减少了3/5，淹没面积减少了2/5，转移人数减少了2/3。
———在西南地区，重庆等地遭遇百年不遇洪灾，但通过气象预报、地质预警等措施，成功地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7月上旬，地处川东北的四川达县遭持续暴雨袭击，几天之内全县境内发生山体滑坡800多处，其中特大山体滑坡18处。在如此高密度的自然灾害下，由于强化了对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警工作，在滑坡发生前，群众都得到及时转移、安置，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东南沿海，台风频仍，不少省份实现了“台风期间海上无一人伤亡”的高难目标。8月，第9号台风“圣帕”刚刚进入台湾海峡，福建省就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紧急启动预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邱汀萌说：“跟历史上台风比较，应该说我们把损失和人员伤亡已经降到最低程度。今年我们针对前几年大的灾害，对原有的预案进行了一次调整和修改，按照这个预案，全省海上转移的人员达到30多万。第9号台风影响期间，我们海上无一人伤亡，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灾害损失的明显降低，是对应急机制建设成果的最好评价。据统计，截至8月，我国自然灾害受灾人数同比减少9.4%，死亡人数同比减少34.8%。为什么在灾情加重的情况下，受灾人数和死亡人数反而出现了下降？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分析说，除了国家加大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民房建设质量有所提高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增强了应急救援的能力，对减少灾民的损失和死亡的人数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倾力主抓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减灾救灾工作，新一届政府又将应急机制建设上升到了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联合国减灾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王昂生这样告诉记者。
王昂生说：“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反恐给国家安全提出新课题，如何应对紧急事件成为治国理政新课题。到了2003年，非典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2003年成为我国应急机制建设的新起点。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指出，2003年，抗击非典的过程给了我们很多重要启示，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政府，一定会从灾难中掌握比平时更多的民情，了解比平时更多的民意，赢得比平时更多的民心。抗击非典还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各级政府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有效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切实保障公共安全。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公共安全形势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了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决策。2003年7月28日，在中央召开的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并把这项任务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同时将应急管理工作纳入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
本届政府组成以来，国务院一直把应急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每年都会提出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周密部署，稳步推进，至今已基本完成了对应急管理工作在各个层面的安排和部署。从法规层面看，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我国应急管理的框架性文件：2005年，通过了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龙头的106项国家预案；2006年，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十一五”期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2007年，印发了《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和《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从机构层面看，2005年底和2006年底分别成立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各省、地、县级政府都成立了相应的应急管理领导机构。从实践层面看，国务院力推应急管理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基层单位，应急管理工作在全国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展开。
,一案三制”筑就中国应急体系
,我国应急体系的核心是‘一案三制’建设。”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国务院参事闪淳昌这样告诉记者。其中，“一案”是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三制”是指应急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
关于“一案”，闪淳昌指出，我国应急预案体系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一是总体应急预案，即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国务院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性预案；二是专项应急预案，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四类事件，包括防汛抗旱、电网大面积停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等25个应急预案；三是部门应急预案，目前国务院各个部门制订的预案已经增加到82个；四是地方应急预案，主要是指省、地、县级政府制订的应急预案；五是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目前所有中央企业都已编制了应急预案；六是重大活动应急预案，是指举办大型会议、展览和文化体育等重大活动，主办单位制订的应急预案。
在体制建设方面，闪淳昌认为，近些年工作的最大成果是，在原有一些应急指挥体系如森林、防汛等得到加强的基础上，在各级政府的层面都建立了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应急工作由部门层面上升到整个政府的层面。
在机制建设方面，闪淳昌认为，协调有序、高效运作的应急机制正在形成，反应速度明显提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机制。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部门应急平台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不少城市整合110、119、120等应急资源，统一接报，分级分类处理，效率显著提高。二是公众沟通、动员机制逐步形成。各地通过手机短信、电台广播等措施，使公众能够第一时间获得信息，提前应对灾害。三是社会管理机制为应急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在社区、厂矿、农村等基层单位加强组织建设和日常管理，群防群控，为应急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在法制建设方面，除了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意见、规划、方案之外，最重要的成果是今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并规范政府应急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这部法律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 >>>点击全文
居安思危 九个环节还需用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应急机制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应急管理从零星到系统、从部门到整体、从被动到主动，已经上升到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并纳入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有关专家认为，虽然我国的应急机制建设成就显著，但不少环节仍有漏洞，需要综合用力加以完善。
专家认为，下一步，在我国的应急体系建设中，要注意九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打破“部门壁垒”。王昂生认为，现代减灾其实就是综合减灾。现在，各种信息源仍分散在各个部门，仍然采取的是“一个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的模式，但是，实际工作中协调的难度很大。另外，各个部门的应急预案各不相同，缺乏统一规划。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建立一套简明有效的应对流程、应对方法和支持系统。
二要抓好应急管理进基层工作。闪淳昌说：“突发事件多发生在基层。经验表明，基层第一时间的处置方式对减少伤亡和损失最为关键。”但是，目前，有些基层的预案只是抄袭上级文件，缺乏可操作性，或者预案制订了，但也不进行演练。在应急管理进基层工作中，一定注意抓好应急演练。
三要依靠科学技术防灾减灾。王昂生认为：“现代减灾不同于传统的人海会战、突击队式的临时应急，而是特别强调科学性、系统性、程序性。目前，我国的应急体系建设迫切需要向专家治理型转变。一些官员缺乏对科学减灾的足够认识，仍比较迷信行政的力量。”
四要改进工作机制和程序。王振耀认为，目前我们的应急管理，在改进具体工作程序方面注意得不够。现在，许多工作领域缺乏规范的标准，责任不清，程序不明。如果不去下大气力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不去努力建立新的工作标准、程序和机制，行政管理质量很难有根本性提高。
五要大力提高全民的灾害自救能力。闪淳昌认为，历史经验表明，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绝大部分幸存者都是依靠自救和互救逃生的。而很多人为灾难，是因为一些人不懂科学和不按照程序操作造成的。一定要开展全民公共安全教育，特别是抓好安全教育进学校，进书本，进课堂。
六要改进和加强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闪淳昌说：“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对于突发事件捂是捂不住的，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对社会舆论加以引导。”
七要注意节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现在不少部门都提出要购买直升机等大型装备，对此应进行调控，防止形成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八要关口前移，坚持预防为主。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提高日常管理的质量和水平，有针对性地消除安全隐患。
九要做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配套工作。闪淳昌说，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要落实好这些条文，还必须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比如研究完善财政扶持政策、分散灾害风险的保险政策，建立完善应急物资征用补偿制度等等。（薛凯）
2007年第十九期专题报道中国文化正阔步迈向世界
【编者按】：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政治、科技相互交融，在对外交往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推动文化走出去，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需要；是展示中国人民良好精神风貌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促进与各国展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合作的需要。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工作成就斐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比，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要求相比，特别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相对还比较薄弱，尤其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巨大“文化逆差”，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严峻的挑战。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快马加鞭，加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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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故事：：：：：
一本书：《中国读本》打入西方主流图书市场


《中国读本》中文版封面
10年前，著名学者苏叔阳以简洁流畅的诗样语言写成《中国读本》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发明创造、科技典藏、生活风情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1998年，《中国读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短期内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
但是，在随后的四五年时间里，《中国读本》被束之高阁。“我们觉得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本书在出版社内部已很少有人提及。”时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如今已是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的俞晓群说，“2004年，国家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我突然想起，《中国读本》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载体。”
2004年，《中国读本》的策划者、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首先启动了《中国读本》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接着，辽宁出版集团重新启动了《中国读本》的海外出版计划。
英文版成功推出后，引起德国人的注意。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不仅购进英文版现货，还在2005年购买了《中国读本》德文版的版权。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夫人凯西自告奋勇承担了翻译任务。汉学博士凯西被书中内容所吸引，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将15万字的内容翻译成德文，这样的速度让俞晓群难以想象。
更让俞晓群想不到的是，本打算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上与俄罗斯商人举行《中国读本》的版权签约仪式，而俄文版新书已经印刷出来，现场只好临时改成新书发布会。俞晓群说：“我们原打算在国内寻找一个俄文版的译者，没想到新书都出来了，可见这本书确实受欢迎。”
目前，《中国读本》以10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进入了西方主流图书市场，而且正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商洽谈其他文种版权。
成功启示录：文体和内容上的创新，是《中国读本》成为海外畅销书的重要原因。苏叔阳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进行切片，以一种崭新的文体———读本体的形式把这些切片重新串起来，这一创新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比看似全面而又不加选择的灌输效果更好。
在内容上，作者每叙述一件中国大事，往往会与国外发生的同时期著名事件相比较，使国外阅读者直观上更容易理解；书中不再强调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第一”，而是说明这些事情对全人类的意义，使海外读者在文化和情感上更能接受。
一支舞：《云南映象》震撼世界


《云南映象》海报
自从2003年破茧而出，从神秘、瑰丽的云南红土高原走出来的大型原生态民族歌舞《云南映象》的足迹已遍及全国29座城市，并成功走上美国、阿根廷、巴西和欧洲的舞台，迄今完成1400多场公演，海内外票房过亿元。
《云南映象》凝聚着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多年的心血，是她长期深入云南山村采风、甄选、排演的艺术结晶。它从一开始就有清晰定位：融合云南“最土”的原创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歌舞经典，全面展示云南神秘、浓郁的民族风情。
为此，杨丽萍不惜完全弃用职业演员，自掏腰包将一群洗脚上田的云南少数民族歌舞高手直接请到舞台上。演出服装也都没有弄虚作假，全部来自少数民族乡村的日常装扮。另外，富有云南特色的真实面具、牛头、玛尼石、转经筒等道具的巧妙运用，在亦幻亦真的舞台灯光中构建了奇妙的表演生态。
这种的原生态效果惊人：当身穿各自传统服饰的少数民族演员站在观众面前喊出尖利无比的音符，当他们天然去雕饰地大跳观众根本没见识过的“怪异”舞蹈，震撼感几乎渗入观众的每一个毛孔。
在国内，《云南映象》首先立足昆明的驻场演出，其次是全国巡演。在国外，《云南映象》采取完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通过演出经纪公司牵线搭桥，逐步建立起在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营销网络。
2005年11月，《云南映象》在辛辛那提连演16场，几乎轰动整个美国，在黄金新闻时段的受关注程度甚至高于美国总统布什。今年年底，美国PBS电视台将在全国推出《云南映象》8集系列节目，而日本一家电视台也在策划前期的宣传工作，以便为明年3月份的日本公演做准备。
“现在，我们在国外的报价是3万美元一场。最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星期演8场，演出费平均每周都在20万美元左右，这是其他中国舞台剧无法想象的。”《云南映象》总策划荆林自豪地说。
成功启示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云南映象》带来的深度震撼，源于云南这片红土高原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既是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深情礼赞，也是对少数民族未来生存的深情展望———这正是《云南映象》震撼世界的根本。
一个节：中国文化节（年）传递华夏文明与友谊


,中国年”开幕式于2007年3月26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礼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并致辞。 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当16位身着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快步登上舞台时，莫斯科大学新图书馆礼堂内顿时一片肃静，全场观众屏住呼吸，享受着由中国大学生献上的一场精彩视听盛宴。
这是9月4日第五届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的开幕演出。灯光由暗渐明，延边大学女生们献上的群舞《美阿里》一出场，便拨动观众的心弦。欢快的脚步、柔美的舞姿、浓郁的东方民族风情，博得了阵阵掌声。
北京大学同学带来了无伴奏混声小合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13位歌手“各司其职”，和声浑然天成、美妙至极，仿佛把听众带到了美丽的内蒙古草原。
南京艺术大学的4名小伙子带来的民族鼓乐《龙腾虎跃》令观众们如痴如醉，心动如潮。鼓点时而舒缓，时而紧凑，时而如雨点般轻敲，时而如雷鸣般狂野。一曲终了，鼓声戛然而止，整场肃然，片刻后掌声大作。
“太喜欢这场演出了！每个节目都那么棒！”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一年级学生娜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心中的兴奋，“中国学生的艺术水平令人惊讶！”
这样的演出，是规模空前的俄罗斯“中国年”200多项活动中的一个。“它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撼。”俄新社政治观察家科瑟列夫对“中国年”产生的影响颇为感慨。
亲身体验到这种巨大文化震撼的，不只是俄罗斯人。近年来，中国文化节（年）频频在海外落地：2002年的“中日文化年”和“中韩国民交流年”、2003年至2005年的“中法文化年”、2004年的“中华文化非洲行”、2005年的美国“中国文化节”都曾轰动一时。2007年，除了俄罗斯“中国年”和“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中国还在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以色列等国举办“中国文化节”。
成功启示录,通过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在国外举办“中国文化节（年），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其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远非单一文化活动所能比拟。作为“中国文化节（年）”的主导者，政府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府既能集中优势资源，提升活动档次和规模，增进国外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又能在组织民间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文化节（年）”的过程中，大大推动中国文化企业和团体走出去的进程。
一所学校：孔子学院落户全球


2006年9月23日，孔子标准像在争议中全球发布（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孔子辞世虽有2500多年之久，但以他命名的孔子 学院，作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载体，正逐步在全球扎根。
9月24日晚，马里兰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内，举行了一场以孔子为主题的中秋庆祝会。100多名中美师生一边品尝美味的中秋月饼，一边观看孔子系列画像，交流着对中华文化的心得。
“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情操和修养代表的不仅是一种东方古代美德，也正是当今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我们需要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和，而不是不同文明的对立和冲突。”马里兰大学副校长雷明顿对着一幅表现孔子杏坛讲学的画像感言道。
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参加活动的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学者伯恩德说，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对他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多了解中国，这乃大势所趋。”他刚给两个女儿报了孔子学院的初级班，旨在从小培养她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11月，是北美大陆首个孔子学院。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学院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大力推介中国文化，在当地学术界打出了名声。雷明顿对记者表示，为了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与合作，校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孔子学院的工作，并在资金、师资等方面予以保证。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那一年，中国国家汉办在全球开设孔子学院的计划正式启动。从此，孔子学院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扩展。截至今年9月，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75所孔子学院，这意味着每隔不到6天就有一所孔子学院诞生。根据规划，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成功启示录：“国家强则文化盛，国家强则语言强。”孔子学院遍地开花，与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密不可分，与随之而来的全球“汉语热”密不可分。
孔子学院迅速扩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采取了中外合作的办学模式：国内学校派出汉语教师，国外学校提供教学场所，国家汉办提供教材和业务指导。这一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国内外学校的积极性和优势，又能最大限度满足国外迅速增长的汉语培训需要。比起单靠政府力量推广汉语，效率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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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潮涌天下：：：：,


《于丹〈论语〉心得》版权被韩国人抢购
从孔子学院到“中法文化年”；从《茉莉花》、《云南映象》走出国门，到动画片《中华小子》热播法国并摘得法国动画大奖；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版权被韩国人抢购，到上海城市舞蹈公司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卷起强劲的“中国风”……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话题越来越热。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文化走出去正呈现出影响力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的局面。无论是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上，还是在通过产品出口提升在全球文化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市场份额上，都亮点纷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文化大步走出国门，让世界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中国，并大大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
亮点一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文化交流跃上新台阶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讲起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玄奘抵达印度并见到一代名王———戒日王。宾主一交谈，玄奘才发现：戒日王虽然对遥远的大唐所知甚少，却非常神往。其中原因，是大唐创作的《秦王破阵乐》早已流传到印度。戒日王“闻雅乐而慕圣土”，迫切希望早日与大唐建交。钱教授说，由此可见，文化自古以来就在对外交往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在当今时代，“文化外交”的作用越来越大。
正是因为对此有充分认识，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探索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新途径、新方法，使得对外文化交流跃上了新台阶。
在世界各地掀起一阵阵“中国潮”的“文化年”、“文化节”，已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一张醒目名片。而在“文化年”、“文化节”将文化集中推向世界的同时，文化传播的经常性和普遍性也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批准在海外建立15个中国文化中心，把中国文化高频率、不间断地送到驻在国民众的家门口；以推动汉语传播等为主要任务的孔子学院，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此外，已有100多个国家的20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
政府层面的文化交流纵横捭阖，民间文化走出去同样可圈可点。
2007年初，蒙古族风情音乐会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2007年3月，北京郊区农民等表演的中国传统民俗节目，让好莱坞星光大道一时间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欢乐河流；少林寺武僧团访问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人崭新的精神风貌，对于中国人从被西方误读的“裹脚加辫子”的形象中走出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获得我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化交流贡献奖”的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总裁迈克尔·恺撒说，尤其是以“和谐”作为文化交流的核心理念，有助于世界各国重新认识中国。
亮点二 政策扶持、改革护航：文化出口致力于扭转“逆差”


2007俄罗斯“中国年”标识
除文化交流外，通过文化贸易输出文化产品，是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但长期以来，严重的“文化逆差”，使得文化贸易成为我国的软肋。
为鼓励文化产品出口，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出台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公布了《国家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指导目录》，对文化走出去给予重点扶持；2005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全面启动，2006年有1000多种图书被纳入对外推广计划的推荐书目，这是中国政府首次资助中国图书对外推广；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搭建起拉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重要平台……
文化产品走出去还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迅速推进，国有文化单位焕发活力，民营资本大量进入，我国文化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多策并举、多方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
2006年10月，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书业盛会———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出版业首次实现版权输出大于引进。整个2006年，内地图书、报纸、期刊出口与2005年相比，种次增长24.59%，数量增长37.6%，金额增长10.47%。
影视产品走出国门的步伐也明显加快。《故宫》、《再说长江》、《小鲤鱼历险记》等剧目广受海外市场欢迎，其中纪录片《故宫》被翻译成6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签约出售；2006年，有73部国产影片在44个国家和地区的影院发行放映，海外销售收入达19.1亿元人民币。
在电影、出版、演出、动漫等文化产业的核心领域，一批外向型企业迅速崛起。如湖南三辰卡通集团通过“蓝猫”卡通形象走上国际舞台，截至目前，蓝猫系列品牌已先后向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了版权。
虽然扭转“文化逆差”不是一日之功，但我们一直在努力。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以文化出口为主业的集团企业，该公司总经理张宇说：“现在的文化强国，大都是通过商业手段来影响世界，如好莱坞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文化的大本营。基于此，我们文化产品走出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潜力也非常大。”
亮点三 重视创意、挖掘传统：打造中国文化品牌
文化产业的灵魂是创意。只有创意，才能催生广为市场接受的产品，才能在世界上打造响当当的文化品牌。
《云南映象》无疑已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名牌产品。出品人孙健君说：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创意的重要性。《云南映象》在海外演出时，改名为《香格里拉》。这是因为，上世纪，一位外国作家写出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一炮走红。看过此书的西方读者无不将中国的“香格里拉”想象成美轮美奂的世外桃源，充满东方情调。对“香格里拉”这一潜在的文化资源进行开发的创意，是《云南映象》在海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实际上，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可以开掘的文化资源数不胜数。近年来，一批具备国际视野的文化企业通过用现代创意来挖掘传统资源，取得了巨大成功。
杂技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出品方是成立仅几年的上海城市舞蹈公司。2005年，他们想出了一个用中国传统杂技嫁接西方古典芭蕾的点子，并邀请到屡获国际杂技界最高奖项———“金小丑奖”的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担纲演出。就这样，一个手中既没有演员，也没有巨额资金的民营文化企业，凭借着一个大胆的创意，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2006年初，杂技芭蕾《天鹅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剧院举行全球商业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创下了中国演出团体在海外演出市场的最高“身价”。此后，《天鹅湖》接到了德国、日本、美国、以色列、法国近一年的演出订单。初尝甜头后，城市舞蹈公司又先后推出《霸王别姬》、《红楼梦》、《花木兰》等作品，并正在筹备为进军日本演出市场而量身定做的舞剧《大唐贵妃》、《中华鼓舞》、《西游记》等。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该公司已成长为拥有多个品牌产品的知名文化企业。公司负责人孙明章告诉记者，公司的成功秘诀之一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用现代创意进行开掘。他说，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他们觉得，只要善于用创意重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国际市场的空间还非常大，还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
亮点四 适应需求、借船出海：探索走出去有效路径


动画片《中华小子》在法国获得重要奖项
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不熟悉国外受众的口味、缺乏成熟的营销渠道等，成为中国企业遇到的重大障碍。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总裁陈万雄一语中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而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则取决于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有多少！”
今年8月，一部中法合拍、名为《中华小子》的26集动画片在法国获得重要奖项，并且已成功销售到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导演张天晓告诉记者，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适应了国外市场的需求。
为适应外国观众的品味，中国的团队写出剧本后，法国电视台专门派出创意、设计人员，对动画片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进行严密“审查”，一旦发现法国观众可能看不懂或者不喜欢的内容，就提出修改。这样的方式，使得《中华小子》刚刚制作出二十几分钟的宣传片，就顺利拿到了法国电视台的前期投资，并在播出时受到广泛欢迎。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更好地走出去，加强合作、借船出海成为许多企业的选择。
在去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企业开始与国外同行合作策划选题和共同出版发行，以求生产出契合国际市场需求、符合国外读者口味的图书产品，如山东出版集团与英国一家出版机构签署了合作开发英文版《孔子之路》的协议，中方提供文字和图片资料，对方负责整体设计、编辑印刷及发行；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柯林斯国际出版集团就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精品丛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了约50部中国当代经典文学作品的“菜单”，让对方“点菜”。
不过，专家也指出，要使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海外，还必须有好的文化“摆渡者”。这一角色的匮乏，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严重制约。因此，在强调中外合作、学习国外企业先进经验的同时，我们目前还急需培养一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世界文化市场、善于市场策划和运作的国际化的中介机构和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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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瓶颈，文化强国必由之路：：：：,
中国文化走出去取得显著成果，但在强势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面临着挑战和危机，如何突破文化走出去的瓶颈，改变中国文化产品低水平生存的状态，成为当务之急。
突破一：从“低端”到“高端”，从“杂牌”到品牌
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曾在美国栽过一个跟头。
据媒体报道，赵本山率演出团于2月23日抵达美国加州，计划3月2日在纽约演出一场。让他意料不到的是，总共只卖出不到50张票。有趣的是，与纽约的场景相反，赵本山及其团队2月24日晚在洛杉矶的演出却非常火爆，2000个座位的剧场涌进了3000余名观众。原来，洛杉矶是全美东北籍移民最多的三大城市之一。这恰恰证明，赵本山的艺术表演还没有真正走向国外。
阻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瓶颈，就是中国文化企业品牌意识还很薄弱。
正因为没有品牌赋予的“附加值”，中国许多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往往提不起“身价”。文化部部长助理丁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坦言，中国现在还缺乏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文化产品。他说：“中国有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这种文化资源怎么转化成对外文化贸易的产品？这里面还有很大的距离。”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宇也认为，缺乏品牌，尤其是缺乏高端品牌，使中国文化处于全球文化产业链条的下游。
“中华文化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在以往，我们呈现在世界观众面前的许多艺术可以不客气地说是中低端艺术。”张宇痛心地说，我们请进国门的是高端艺术，如果输送出去的文化产品质量相差甚远，又怎么可能将真实的中华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
突破二：打造文化巨舰，扭转“文化逆差”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徒》儿童版（右）和成人版（左）封面的拼版照片
以五千年文明傲立全球的中国，却难以被称为国际文化贸易领域的巨人。
巨大的文化逆差不仅表现在我国的剧院、舞台上，而且普遍存在于各个文化领域，包括影视、出版、音乐、动漫等等。
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大型文化历史读物《话说中国》被美国《读者文摘》买走版权，被出版界视为巨大突破。令人尴尬的是，这个成绩与英国作家罗琳的《哈利·波特》相比几乎微不足道。据称，该书的前5本被翻译成世界60多种文字，总计销量达到2.75亿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周舜培向记者列举了一组数字：2004年我们向美国输出了14种版权，而从美国引进版权4068种，进出口比为290∶1。
而今年七、八月，《变形金刚》又在中国狂卷2亿元票房。同期上映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动画力作《勇士》，尽管紧急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支持，最终也只获得600万元票房。勇士在金刚面前变成了“烈士”。
实力悬殊，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向外出击的又一大瓶颈。仅以动画产业为例，由美国迪斯尼等公司主导的动漫产业，包括动画卡通、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多媒体产品等内容，正成为继IT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全球经济热点。美国网络游戏业连续4年超过好莱坞电影业，成为全美最大娱乐产业。日本游戏市场每年创造着2万亿日元的市值规模，动画产品出口值远远高于钢铁出口值。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以《大闹天宫》写下辉煌的中国，却沦为动漫产品的最大输入国。
近年来，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剧院魅影》，以及美国迪斯尼音乐剧公司制作的《狮子王》、《小熊维尼》络绎不绝地到来，更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企业与海外同行从综合实力，到文化产品生产、营销以及塑造、维护文化品牌等方面都存在惊人差距。
突破三：努力为中国文化产业造“芯”
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经济舞台上，中国的许多文化企业仍然坚守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没有强烈的意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说，影响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大问题是，中外文化产品在质量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会模仿，会根据别人的想法来制作产品，但很少能做出一些创造，而创造是文化产业的灵魂”。
多年来我国能在国外叫得响的文化产品，大都是功夫、杂技和民俗表演，局限于传播琴棋书画、武术气功等传统文化，缺乏对我国文化创新成果的宣传和弘扬。其实中国的新时期文化同样精彩，需要的是挖掘、加工和创新。
一部叫《猫》的音乐剧，目前为止全球票房超过30亿美元，这是许多中国文化企业想都不敢想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宇说，《猫》其实就是高度市场化的一个成果，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就必须形成“中国化的国际文化产品”或“国际化的中国文化产品”。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好的题材，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文化正在实现无国界流动、无国界分享，像我们的‘花木兰’就被美国引进开发了，‘孙悟空’也被日本拍了不知多少个版本。”张晓明分析说，有题材却拍不出好东西，原因是我们向来关注的是如何以我们的文化去影响别人，而不关注别人需要什么，什么样的产品更有吸引力。其实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走得好，首要的是引发国外观众的兴趣，然后再谈影响他们。我们以前的文化生产在与国际对接的过程中，自说自话的时候比较多，不太关注别人接受的程度，现在要转变这种态度。
突破四：“中国制造”须踏上市场节拍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一部分。
据文化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我国共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32.1万家，从业人员136.8万人，主营业务收入638亿多元。相关业内人士指出，规模的扩大确实可喜，但我国文化产业也存在对国际市场规则不精通、业务不太精细的问题。
张晓明说，当今的文化市场正在进一步全球化，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参与国际文化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与前些年全靠国家推动不一样，现在文化企业作为生产主体必须踩上市场的节拍，认真研究市场。他认为，掣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因素，仍然在于市场主体，即企业对市场是否了解，生产行为是否考虑到全球大市场。
曾任某国际著名汽车公司高管的杨雪兰指出，在海外树立中国文化品牌，意味着中国公司必须对西方商业环境相当熟悉，并对自己的文化产品有清晰明确的市场定位。
任职于美国《读者文摘》的陈龙根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短期内可以做到的首先应是，用中国独特的文化素材，依照“国际口味”加工，生产出高水准的文化商品。其次，塑造品牌应该是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长期战略。
张晓明说，不仅有形市场值得关注，还要对资本运作进行关注，这就是引进大额资金，实施“蛙跳式”战略，此种情形尤其在新兴传媒领域比较多见，比如手机、网络、游戏等，这些领域面对的是年轻的消费群体，他们最活跃，也最喜欢追求新鲜时尚的东西，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活动，更要依靠文化贸易，直接将文化产品输送到国际文化市场。“推动更多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超越部门互不通气、分散作业的体制，调整资源配置，集中各方智慧，制定文化对外发展战略”。文化部部长助理丁伟说，应选择一些骨干集团或单位与国外一些管理规范、技术先进、资信可靠的知名集团、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利用他们的网络和发行渠道，使我国的出版物、音像制品等更多更快地走向世界。同时，实施政策支持，对于重点单位和重点项目，要在立项审批、贷款、利率、税率等方面实行优惠。
张晓明说，为了更好地走出去，我们应建设一个制度规范的国内市场，这是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充分开放国内市场，激活消费群体，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企业如果在国内能做大，在国际上也能有一席之地。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认为，除了通过表演、展览等各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还应当充分利用通信、网络、软件、直播卫星、影视等技术和产品，这些渠道的营造与发展，还需要国家出面协调，进行大局上的考量。
有专家指出，民营企业是中国文化产业中最年轻也最有朝气的分子，大力扶持民营文化企业的同时引进外资，双管齐下，必然能够激活中国文化产业。
编者按：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政治、科技相互交融，在对外交往和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推动文化走出去，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需要；是展示中国人民良好精神风貌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促进与各国展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合作的需要。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工作成就斐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比，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要求相比，特别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相对还比较薄弱，尤其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巨大“文化逆差”，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严峻的挑战。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快马加鞭，加速前行。
走出去的故事本刊记者 王军 陈鹏 杨晴川 刘洋
一本书：《中国读本》打入西方主流图书市场
10年前，著名学者苏叔阳以简洁流畅的诗样语言写成《中国读本》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发明创造、科技典藏、生活风情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1998年，《中国读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短期内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
但是，在随后的四五年时间里，《中国读本》被束之高阁。“我们觉得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本书在出版社内部已很少有人提及。”时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如今已是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的俞晓群说，“2004年，国家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我突然想起，《中国读本》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载体。”
2004年，《中国读本》的策划者、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首先启动了《中国读本》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接着，辽宁出版集团重新启动了《中国读本》的海外出版计划。
英文版成功推出后，引起德国人的注意。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不仅购进英文版现货，还在2005年购买了《中国读本》德文版的版权。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夫人凯西自告奋勇承担了翻译任务。汉学博士凯西被书中内容所吸引，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将15万字的内容翻译成德文，这样的速度让俞晓群难以想象。
更让俞晓群想不到的是，本打算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上与俄罗斯商人举行《中国读本》的版权签约仪式，而俄文版新书已经印刷出来，现场只好临时改成新书发布会。俞晓群说：“我们原打算在国内寻找一个俄文版的译者，没想到新书都出来了，可见这本书确实受欢迎。”
目前，《中国读本》以10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进入了西方主流图书市场，而且正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商洽谈其他文种版权。
成功启示录：文体和内容上的创新，是《中国读本》成为海外畅销书的重要原因。苏叔阳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进行切片，以一种崭新的文体——读本体的形式把这些切片重新串起来，这一创新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比看似全面而又不加选择的灌输效果更好。
在内容上，作者每叙述一件中国大事，往往会与国外发生的同时期著名事件相比较，使国外阅读者直观上更容易理解；书中不再强调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第一”，而是说明这些事情对全人类的意义，使海外读者在文化和情感上更能接受。
一支舞：《云南映象》震撼世界
自从2003年破茧而出，从神秘、瑰丽的云南红土高原走出来的大型原生态民族歌舞《云南映象》的足迹已遍及全国29座城市，并成功走上美国、阿根廷、巴西和欧洲的舞台，迄今完成1400多场公演，海内外票房过亿元。
,云南映象》凝聚着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多年的心血，是她长期深入云南山村采风、甄选、排演的艺术结晶。它从一开始就有清晰定位：融合云南“最土”的原创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歌舞经典，全面展示云南神秘、浓郁的民族风情。
为此，杨丽萍不惜完全弃用职业演员，自掏腰包将一群洗脚上田的云南少数民族歌舞高手直接请到舞台上。演出服装也都没有弄虚作假，全部来自少数民族乡村的日常装扮。另外，富有云南特色的真实面具、牛头、玛尼石、转经筒等道具的巧妙运用，在亦幻亦真的舞台灯光中构建了奇妙的表演生态。
这种的原生态效果惊人：当身穿各自传统服饰的少数民族演员站在观众面前喊出尖利无比的音符，当他们天然去雕饰地大跳观众根本没见识过的“怪异”舞蹈，震撼感几乎渗入观众的每一个毛孔。
在国内，《云南映象》首先立足昆明的驻场演出，其次是全国巡演。在国外，《云南映象》采取完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通过演出经纪公司牵线搭桥，逐步建立起在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营销网络。
2005年11月，《云南映象》在辛辛那提连演16场，几乎轰动整个美国，在黄金新闻时段的受关注程度甚至高于美国总统布什。今年年底，美国PBS电视台将在全国推出《云南映象》8集系列节目，而日本一家电视台也在策划前期的宣传工作，以便为明年3月份的日本公演做准备。
,现在，我们在国外的报价是3万美元一场。最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星期演8场，演出费平均每周都在20万美元左右，这是其他中国舞台剧无法想象的。”《云南映象》总策划荆林自豪地说。
成功启示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云南映象》带来的深度震撼，源于云南这片红土高原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既是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深情礼赞，也是对少数民族未来生存的深情展望——这正是《云南映象》震撼世界的根本。
一个节：中国文化节（年）传递华夏文明与友谊
当16位身着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少女快步登上舞台时，莫斯科大学新图书馆礼堂内顿时一片肃静，全场观众屏住呼吸，享受着由中国大学生献上的一场精彩视听盛宴。
这是9月4日第五届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的开幕演出。灯光由暗渐明，延边大学女生们献上的群舞《美阿里》一出场，便拨动观众的心弦。欢快的脚步、柔美的舞姿、浓郁的东方民族风情，博得了阵阵掌声。
北京大学同学带来了无伴奏混声小合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13位歌手“各司其职”，和声浑然天成、美妙至极，仿佛把听众带到了美丽的内蒙古草原。
南京艺术大学的4名小伙子带来的民族鼓乐《龙腾虎跃》令观众们如痴如醉，心动如潮。鼓点时而舒缓，时而紧凑，时而如雨点般轻敲，时而如雷鸣般狂野。一曲终了，鼓声戛然而止，整场肃然，片刻后掌声大作。
,太喜欢这场演出了！每个节目都那么棒！”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一年级学生娜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心中的兴奋，“中国学生的艺术水平令人惊讶！”
这样的演出，是规模空前的俄罗斯“中国年”200多项活动中的一个。“它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撼。”俄新社政治观察家科瑟列夫对“中国年”产生的影响颇为感慨。
亲身体验到这种巨大文化震撼的，不只是俄罗斯人。近年来，中国文化节（年）频频在海外落地：2002年的“中日文化年”和“中韩国民交流年”、2003年至2005年的“中法文化年”、2004年的“中华文化非洲行”、2005年的美国“中国文化节”都曾轰动一时。2007年，除了俄罗斯“中国年”和“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中国还在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以色列等国举办“中国文化节”。
成功启示录：通过与其他国家政府合作，在国外举办“中国文化节（年），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其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远非单一文化活动所能比拟。作为“中国文化节（年）”的主导者，政府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府既能集中优势资源，提升活动档次和规模，增进国外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又能在组织民间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文化节（年）”的过程中，大大推动中国文化企业和团体走出去的进程。
一所学校：孔子学院落户全球
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孔子辞世虽有2500多年之久，但以他命名的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载体，正逐步在全球扎根。
9月24日晚，马里兰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内，举行了一场以孔子为主题的中秋庆祝会。100多名中美师生一边品尝美味的中秋月饼，一边观看孔子系列画像，交流着对中华文化的心得。
,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情操和修养代表的不仅是一种东方古代美德，也正是当今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一种崭新的世界观。我们需要文化的相互理解与融和，而不是不同文明的对立和冲突。”马里兰大学副校长雷明顿对着一幅表现孔子杏坛讲学的画像感言道。
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参加活动的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学者伯恩德说，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对他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多了解中国，这乃大势所趋。”他刚给两个女儿报了孔子学院的初级班，旨在从小培养她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04年11月，是北美大陆首个孔子学院。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学院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大力推介中国文化，在当地学术界打出了名声。雷明顿对记者表示，为了加强中美之间的了解与合作，校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孔子学院的工作，并在资金、师资等方面予以保证。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那一年，中国国家汉办在全球开设孔子学院的计划正式启动。从此，孔子学院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扩展。截至今年9月，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75所孔子学院，这意味着每隔不到6天就有一所孔子学院诞生。根据规划，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成功启示录：“国家强则文化盛，国家强则语言强。”孔子学院遍地开花，与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密不可分，与随之而来的全球“汉语热”密不可分。
孔子学院迅速扩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采取了中外合作的办学模式：国内学校派出汉语教师，国外学校提供教学场所，国家汉办提供教材和业务指导。这一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国内外学校的积极性和优势，又能最大限度满足国外迅速增长的汉语培训需要。比起单靠政府力量推广汉语，效率要高得多。
2007年半月谈第21期专题报道：
白衣天使在基层本刊记者送医下乡让百姓直接受益
,早上七点钟，我和郑元龙医师骑上摩托车去红旗村为参合农民做健康体检。摩托车所过之处尘土飞扬，但是飞扬的尘土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在红旗村杨医生家里，已聚集了不少手拿合作医疗证的老人和孩子，看到这么多的人，我们俩会心地笑了。”
这是在甘肃省临洮县红旗乡卫生院支农的冯宝明写下的一段话。像他一样，在甘肃省农村，目前有1200多名城市卫生人员服务在基层，他们每天的工作尽管很辛苦，但“飞扬的尘土”影响不了他们的“好心情”，因为农村群众需要他们，基层卫生的发展需要他们。 　
2005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启动了“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甘肃省被列为首批试点省。两年来，已经有3000多名城市二级以上卫生机构的人员分3个周期到43个贫困县的县、乡卫生机构进行对口支援。他们的到来，直接缓解了当地群众看病难问题。
马关乡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个边远乡，由于乡卫生院条件差，又离县城远，“小病拖、大病扛、不倒下不看病”的人过去比较多，大城市来了医生，村民们非常欢迎。在马关乡卫生院对口支援的罗观说：“我们每到一处，都会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我每天都要看40多个病人……”
据甘肃省卫生厅统计，仅在第二周期“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中，甘肃省43个受援县的县医院和350个乡镇卫生院对10个常见病种治疗费用的调查分析表明，在县内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的总费用与到省、市级医院治疗总费用相比，平均每例手术节约近1000元，仅此一项就为当地农民节约2000多万元。
今年54岁的青海省湟源县巴燕乡农民何炳军，10月初来到湟源县人民医院脑外科就诊。脑外科主治医师邓尔兴接诊后诊断为：因车祸导致的急性硬膜下出血，并迅速采取了相关的治疗措施。像何炳军一样，越来越多的脑外科患者在湟源县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而在2001年前，湟源县医院脑外科的手术还不能开展。这一切，正是得益于沈阳军区202医院的对口支援。
截至目前，沈阳军区202医院为湟源县人民医院共选派了6批20余名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科室领导和技术专家，对湟源县医院进行对口支援。在沈阳军区202医院主任医师贾成武、副主任医师赖杰宇的亲自主持下，湟源县人民医院成立了神经外科，首次开展颅脑手术。
传帮带提升基层卫生服务水平
2000年3月，上海出资250万元修建了“上海—红河州妇幼保健院”，其中200万元用于工程建设，50万元用于设备购置。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院长李超说：“对口支援帮助落后地区医卫人员提升医术，上海大医院的医生带来了新思维、新方法、新技术，对我们帮助很大。”
2005年10月，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局与云南红河州卫生局签订了卫生对口支援协议，承诺将免费为红河州提供医疗卫生人员学习进修服务并定期派遣援滇医疗队。长宁区卫生局先后为元阳县沙拉托乡卫生院、胜村乡卫生院、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河镇卫生院带去了价值20多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派遣了医疗队到卫生院服务1个月到3个月不等，还安排两县共９名医疗卫生人员到区中心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为期3个月和半年不等的进修。
广西柳州市卫生局局长黄健辉告诉记者，近年来，针对一些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较为低下、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柳州市开展了市、县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根据农民需求及支援和受援单位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支援工作目标任务。支援单位和受援单位双方签订支援协议书，明确工作目标、任务、支援方式、时间、双方责任和权利情况，落实帮扶责任。
第二，建立支援单位与受援单位对口帮扶的互动机制，让支援单位及时了解受援单位面临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对口帮扶情况进行督查。近年来，当地通过持续开展送医送药、送技术和设备的活动，支援卫生院的长效机制已初步形成。2005年～2007年间，融水苗族自治县共受援费用20多万元。
第三，突出对口支援重点，通过传帮带形式，培养专业技术骨干，定期对受援地区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坚持市县医院专家定期巡回治疗，以乡镇卫生院为基地，坚持每季度一次深入基层送医送药、疾病普查、健康咨询等。据了解，截至今年上半年，受援辖区妇幼卫生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受援单位产科建设得到加强，面貌有了明显改善。2005年融水县计划免疫工作顺利摘掉了“黄牌”，2006年孕产妇死亡率实现“零”突破。
提到沈阳军区202医院这几年的对口支援，湟源县医院副院长党福林动情地说：“我们想他们，还希望他们再来。”党福林说：“每一批来的专家虽然只在我们医院待2个月～3个月，可是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我们医院和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当我们在业务上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我们就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随时向他们咨询。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帮我们解决问题，提出建议，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甘肃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处副调研员蒋雪萍说，3年来，在卫生对口支援工作中，甘肃省已经为约30万基层卫生人员进行了培训，极大地提升了基层卫生的服务水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自1995年以来，医科院系统各医院接收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各类医技人员进修150人次，派遣援藏医疗队11批，45人次。仅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就先后有10余名医务工作者参加了医疗援藏工作。
据介绍，5年来，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部属（管)单位对口卫生援藏项目371项，投入资金3.89亿元。其中，部属(管)单位先后选派援藏医疗队和专家16批46人次；免费培养进修生167人；提供人才培训经费50万元。
卫生支农需要从“工程”变为制度
目前我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已经在中西部的多个省份实施，成效非常显著，特别是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结合后，有效解决了农村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基层医护工作者认为，目前大城市的大医院派人下乡送医、送药、送技术、送设备，在解决农民看病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对口帮扶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短期的解困救助上，而应当探索建立对口帮扶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对已取得良好效果的地区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发挥“后期效应”。
记者采访了解到，卫生对口支援工作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受援单位存在注重医疗服务而忽视预防保健工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二是支援队员的专业与受援单位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三是由于部分受援卫生院基础设施落后，设备缺乏，医疗队员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针对这一问题，有关专家建议，为发挥对口支援的效果，必须改变以往一味重视“硬件支援”，而转为加强医疗技术等的帮扶，即一方面大力推进二级以上卫生机构支援乡镇卫生院试点工作，积极开展乡村两级卫生人员在职学历教育，建立受援乡镇卫生院人员到支援医院免费进修制度，强化乡镇卫生院人员专业技术培训；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城市医师晋升高一级职称前到农村服务一年的规定，尽快出台有关农村卫生人员职称晋升办法，确保高职称、高素质人才“下得去、留得住”。
向光明使者敬礼！
———“健康快车”见闻本刊记者
这是一座流动的医院，专在穷乡僻壤巡回，医生都是眼科专家，为白内障患者手术免费，它就是被誉为“光明使者”的“健康快车”。
10月24日早晨5点，天还没亮，停靠在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外的“健康快车”上已是灯光明亮，一派繁忙。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的范萌护士长带领基地医院的几名护士来到患者休息的车厢，为当天上午需要手术的患者测量血压，冲洗眼睛，做手术前的准备；检查前一天手术患者的手术效果；由于绝大多数患者是六七十岁的农村老人，眼睛看不见，医护人员要手拉手，搀扶着他们进出检查车厢。
在检查室，当医生和护士为75岁的李淑青大妈摘去右眼上的纱布时，她眨了眨5年前因白内障失明的双眼，看到面前的医生、护士，她惊喜地双手紧紧拉着护士喊：“看见了，看见了，我又能看见了！我咋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重见光明。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医生！”老人说着，眼角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李大妈只是“健康快车”救治的近7万名患者中的一位。
,健康快车”是一列流动的、专为生活在偏远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的眼科火车医院。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7年7月香港回归之际，赠送给内地人民的礼物，在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目前，“健康快车”已由当初的1列发展到3列。10年来，沿着铁路线，“健康快车”专门开往“老少边穷”地区，截至目前，已经在安徽、四川、广西、甘肃、青海、贵州、内蒙古、宁夏、西藏等22个省份的68个车站停靠，累计为近7万人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治疗，使他们恢复视力，重获劳动、生活能力。因此，“健康快车”被誉为“光明使者”，深受边远地区患者欢迎。
,健康快车”由4节车厢组成，车上配备的是国际一流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是来自北京等地大医院的眼科专家。10月8日以来，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两名眼科专家和3名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在当地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沁阳医院的配合下，已为这一地区361名农村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实施了手术。在停靠这里的3个月间，他们将为1200多名患者实施救治手术，并对当地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
沁阳市山王庄镇盆窑村74岁的马文电老汉也是10月23日在“健康快车”上手术复明的患者。他激动地告诉记者：“能重见光明真是太好了！在火车医院里住了两天两夜，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是医生护士照顾。走路他们在前面双手拉着，吃饭给你端到面前，上厕所也是他们扶着。”
在患者眼中，为他们重新带来光明的医生护士是“白衣天使”，而在这些医护人员心中，在“健康快车”上工作的经历也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侯宪茹博士告诉记者，他为有这样的经历和收获而自豪。2004年他在“健康快车”上工作了一年，先后到了广西、青海、云南，今年又到了陕西和河南，在“健康快车”上，他给近2000名患者做了手术。虽然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平均每天要做30多台手术，要为几十名患者做检查，常常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能吃上午饭，非常劳累，但是，看到病人重见光明的喜悦和激动，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村老人，他们表达重见光明的激动之情，没有美丽的词汇，有的给你磕头，有的就紧紧拉着你的手，反复说我看见了，太好了！最难忘离开青海站时，患者和患者家属及周边老百姓，纷纷提着鸡蛋、土特产来送行，很多人都流着泪，恋恋不舍。”
担任车长的卫生部“健康快车”管理办公室的郭义贵介绍，据卫生部统计，中国内地约有500万名白内障患者，同时，每年新增病例多达50万人。在甘肃定西地区，“健康快车”在那里3个月时间就做了1100多例手术，但当地的白内障患者还是很多。郭义贵说：“临走的那天，车下围了黑压压一大片人，看到我们真的要走，一下子全都哭了，拦着火车不让走。那场面，我们车上的人也很难过，每个人都泪水涟涟……”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充分体现了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为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群众看病难的状况，促进城乡卫生协调发展，自2005年起，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启动了“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如今，这一项目的实施情况怎样，卫生部下一步又将有怎样的新部署？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卫生部副部长刘谦。
卫生部“对口支援”新部署
──访卫生部副部长刘谦本刊记者
记者：“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启动近两年了，进展情况如何？您怎么评价？
刘谦：“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促进城乡卫生协调发展，提高农村卫生服务水平，维护亿万农民健康的一项重要举措，自开展以来，深受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医务人员的欢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组织中西部地区518所城市大中型医院的万名医务人员奔赴600个贫困、边远县的县医院、中医院以及1300所乡镇卫生院，已诊治农村病人200万人次。两年来，支援项目已培训当地医务人员56万人次，支援医院免费接收人员进修培训近3000人次，提高了当地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帮助开展适宜技术4400多项，填补了多项当地的技术空白。
记者：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卫生服务方面的差距也比较大。卫生部在缩小城乡卫生差别方面有什么新部署？
刘谦：目前，卫生部正在抓紧制定《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管理办法》，探索建立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的基本制度，主要有六方面内容：
第一，建立医务人员定期到基层工作制度。各级卫生部门要组织城市公立医院与农村医疗机构结成帮扶对子，选派城市医师定期到农村进行对口支援。对口支援工作要以支援县级医疗机构为主，下派医务人员要坚持以临床一线医师为主，每一个专业适合的城市医师都要到农村支援工作一年，到期才能轮换。
第二，推广医疗卫生适宜技术。城市医师到县级医院要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为主，根据实际能力和水平，也可以开展一些疑难重症诊治服务，但必须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考虑可持续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县医院应该建设成为农村医疗中心和技术指导中心。
第三，建立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制度。各地要有计划地在现有基层医务人员中选拔年轻技术骨干，到城市医院进行为期半年以上的进修。从今年开始，卫生部实施西部卫生人才培养项目，为西部地区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业务技术骨干，并通过他们为农村培养更多适用的卫生人才。
第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巡回医疗服务。城市三级医院要定期选派高年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到县医院开展技术帮扶工作，县医院要组织医务人员定期到乡镇开展巡回医疗，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建设。
第五，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以县级中医院建设为龙头，以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为重点，重点加强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中医药建设，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基本卫生保健中的作用。
第六，落实财政经费保障措施。各地卫生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安排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的必要经费，重点是派出医院的经费补助和人才培养、巡回医疗等费用。
记者：“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是加快农村卫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点工程，深入推进这项工作的有什么新的要求？
刘谦：继续做好这项工程的组织实施工作，有以下四个方面具体要求：
一是要严格按照项目方案要求，如数选派人员，坚持派驻时间。对县级医院要派去5名高素质医师，派去的医师要在县医院连续工作一年，支援医院要保证他们原有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变，不得随意抽调回来安排其他工作。
二是要落实城市医师到农村服务的有关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都要按照专业对口、技术适宜的原则，安排好每一位医师的对口支援任务。对安排落实不力的单位，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管理，对不执行或不完成支农工作任务的个人，不予晋升技术职称。
三是要做好工程实施的管理工作。各省级卫生厅局要完善有关规定，监督医院落实各项规定，严格管理、规范使用好财政经费，防止挤占、挪用或损失浪费。对口支援双方医院要建立完善考勤制度和绩效评价制度。
四是做好县医院和二级以上医院支援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今年，县医院和二级以上医院支援乡镇卫生院的工作已扩展到中西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市）范围由375个增加到592个，中央财政也增加了相应的补助经费。新增的地区要借鉴其他地区的好经验，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好。（专题采写：郭久辉 王艳明 关桂林 颜园园 叶建平 顾玲 / 策划、编辑：林双川 苏娅）
2007年第22期专题报道
“文化中国”喷薄欲出中宣部社科规划办主任 张国祚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一度令西方望尘莫及。然而，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走进了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出现了许多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大师和文化巨匠，进而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地理大发现，取得了工业革命的成功，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晚清政府还在自我陶醉时，中国已被西方甩在后面。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尤其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物质生活的越来越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迅速增长之势。为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解放文化生产力，文化由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据统计，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文化事业经费累计达到580.82亿元，年均增长22.5%。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逐渐向农村和西部倾斜，5年累计对农村投入159.44亿元，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全面铺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人民的文化权益正在得到越来越强有力的保障。
随着国家一系列鼓励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我国文化产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据《2006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统计，当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比2005年增长17.1%，增速高出同期GDP增速6.4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45%。迅猛发展的文化产业，为群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
与此同时，群众自发性的文化活动在全国呈现遍地开花之势。传统文化热、网络文化热、乡土文化热、都市讲堂热、城市文博和收藏热等文化热潮的兴起，昭示的正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求知求乐求美的迫切需求，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强大的民间基础。
历史上，每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文化繁荣兴盛的机遇期。目前，我国的文化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虽然改革开放使中国创造了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乃至“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外汇储备大国”、“经济大国”等一项项桂冠从海外舆论传来，但是我们这个有悠久文明史的大国，却没有赢得“文化大国”的美誉。综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共占4%。这种状况显然同中国发展的规模不配套、不适应。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加快文化发展步伐。
为此，党的十七大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大报告深刻阐述了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意义，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战略任务，即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十七大报告强调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工作重点，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强调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
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然蓬勃发展。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科学、大众、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犹如喷薄欲出的红日即将升起在地平线上。
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思行? 邓靖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显著改善。
在广大农村，随着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全面铺开，农民群众存在的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看书难、看电影难等突出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到2006年，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累计投入资金36.4亿元，基本实现了已通电50户以上自然村的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目前已整合的数字资源达到60TB，相当于1500万册图书或者5.6万小时的视频节目，辐射上亿人口。有关部门规划，到201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网络；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村村有文化活动室，每个社区有文化中心；基本实现全国农村每月放映一场电影；建成农家书屋20万个，争取尽快基本覆盖行政村。
在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是解决居民就近便捷享受文化服务问题。目前，我国许多大中城市根据各自实际情况，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思路，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深圳实施的“一公里文化圈”，提出每1.5万常住人口就拥有一个图书馆，市区所有图书馆一卡“通借通还”，市民出户一公里就能享受到公益性文化设施提供的服务，全市所有公益性文化场馆全部免费开放，基本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近在咫尺，群众随时随地可以获得。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这一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文化设施还较为落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任务十分艰巨。
为此，党的十七大作出了“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等重大部署。
要贯彻好十七大精神，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
一是实现领导和工作机制创新。要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财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分工负责，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人民团体积极参与的领导和工作机制，形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合力。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预算、扶贫攻坚计划，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二是实现投入机制和投入方式创新。中央有关文件规定，中央和省级财政每年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的筹措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浙江省台州市在全国首创“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即凡政府建设工程、总投资3000万元以上公共建筑等项目必须在总投资中提取1%的资金用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这一做法已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投入方式创新上，业界和学界普遍呼吁，要推行重要公共文化产品生产、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益。
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化，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简化审批登记程序，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以兴办实体、赞助活动、免费提供设施等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各类文化基金会和文化投资公司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三是实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行机制创新。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人事和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实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建立健全竞争、激励、约束机制，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四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技术手段创新。要加快应用高新科技，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信息化、网络化水平。
神州涌动八大文化热潮
热潮之一：建设和谐文化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了系列重大部署：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等等。由此，全国掀起了和谐文化建设的热潮，并成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
先进模范引领社会新风尚
今年9月18日，各地群众投票选出来的53位全国道德模范及254位提名奖获得者聚集北京，接受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和中央领导接见。这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一件大喜事。
近年来，用榜样的力量来引领全社会，成为全国上下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文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人们注意到，这几年是学习宣传先进模范人物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时期：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李素芝、许振超、宋鱼水、杨业功、王顺友、丁晓兵、方永刚、李中华、邓平寿、林强……一个个名字在大江南北广为传颂，一件件事迹感动中国，而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随之深入人心，成为引领和谐文化风尚的强大力量。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全国道德模范时深刻指出，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随着公民道德建设活动不断深入，正确的道德观念如参天大树，深深植根在人们的心中，化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和谐文化建设在全国蔚然成风。
在北京市知名的富裕村韩村河，村党委明确提出：虽然富裕起来了，我们村不能出“兜里鼓脑袋瘪”的暴发户，更不要不知荣辱的“不孝子孙”，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在湖南省长沙市，社区居民开展“邻里节”活动，人们互相走访，共话邻里情，共赞邻里事；在山东省，热心公益事业、爱心捐赠渐成社会新风尚，全省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献血……
精品力作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电影《张思德》、《太行山上》，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延安颂》、《插树岭》，话剧《立秋》，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舞剧《红河谷》，歌曲《吉祥三宝》，长篇小说《笨花》、《国家干部》……这些银幕荧屏热映、舞台盛演不衰、群众广为传唱、图书市场走红的文艺作品，均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之列。
由党中央倡导、中宣部具体组织实施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社会影响日益深远，成为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力量。
,五个一工程”从创立实施之日起，就以自己的品格和鲜明的导向，大力倡导文艺关注现实、服务群众，唱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添砖加瓦。电影《大转折》、《大进军———席卷大西南》等，艺术地再现了解放战争的磅礴进程，讴歌了党和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通过讲述普通工人张大民一家生活道路上经历的坎坷与辛酸，歌颂了老百姓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和锲而不舍的乐观主义精神；歌曲《从头再来》，直面现实，用生活化的语言，唱出下岗工人自强不息的追求……
与此同时，贴近群众、得到群众认可，成为“五个一工程”奖评选的基本要求。演出场次、票房收入、发行数量、传唱程度等，这些代表群众接受度的指标成为入选“五个一工程”奖的重要条件。《激情燃烧的岁月》、《希望的田野》等电视剧，平均收视率创下新高；《离开雷锋的日子》以3000万元夺得1996年电影票房之冠，美术片《宝莲灯》票房突破2500万元；陕西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演出400多场而不衰，苏州滑稽戏《一二三，起步走》演出达3600多场，并被多个院团、剧种移植改编。正因为这样，“五个一工程”推出的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愈来愈好看，愈来愈耐看，愈来愈让人喜欢看了。
事实证明，“五个一工程”的实施，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评奖活动本身，对全社会来说，它已经并且正在发挥着激励、导向、示范、精品、育才五大作用，在构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繁荣文艺创作的进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政府推动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
近几年，我国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强，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为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如“十一五”期间，国家发改委和文化部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9.4亿元，带动地方配套资金约25亿元，新建和扩建2.67万个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
各地还积极创新文化服务的形式。如广东省积极创新机制，构建了“广东流动图书馆”、“广东流动博物馆”、“广东流动服务演出网”三大公共文化流动服务网络，盘活了文化资源，实现群众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青岛市实施“新农村文化家园”工程，市政府提出要经过3年的努力，基本建立起设施完善的文化服务网络，实现“一镇一站、一村一室、一人一册”和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还转变观念，将文化工作提到与经济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为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提供更多条件。
在文化大省云南，旅游文化节、丽江雪山摇滚音乐节闻名遐迩。今年“十一”，当地纳西族的婚俗文化节也首次登场；“恐龙的故乡”禄丰县在办恐龙文化节，西盟佤族自治县则有司岗里文化狂欢节。再将视线转向北京、上海，类似的文化节会每年多达数百起。这些文化节会，都不再只是吸引投资的手段，而是日益成为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特有的“名片”，成为民众共享文化成果的载体。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傅谨点评：现在，各级政府更加重视文化发展，也更加懂得如何促进文化发展。这一点，对于建设“文化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热潮之二：传统文化热
前不久，国家就除夕、清明、端午、中秋列入法定假日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一弘扬传统文化的举措，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宁波市民梁小姐高兴地说：“清明忙扫墓，端午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赏月，以后都有时间和心情去做了。”长期为保护传统文化奔走的学者冯骥才也兴奋地评点，这一措施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文化身份、民族情感、民族的精神方式”。
沸腾的情绪、欢腾的姿态，从中折射出的是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社会热潮。从于丹登上百家讲坛解说《论语》引起轰动，到各地纷纷开办国学班，一度沉寂的传统文化伴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开始重新热遍中国大地。
文化自信带来传统文化勃兴
60多年前，美国人李敦白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来到上海。在今年10月18日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高峰论坛上，这位已经变成“中国通”的老人深有感触地对数百位听众说：“这些年，我目睹了上海乃至中国所发生的巨变。但近年来，我感觉中国在发生一种更大的变化，那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觉醒和复苏。”长期为中美贸易和文化交流牵线搭桥的李敦白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腾飞。
经济发展、国家强盛让中国人重新找到了文化自信。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文化的勃兴：媒体推出各类宣讲国学的节目，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各地冒出一大批国学班、读经堂；一些“学术明星”如于丹、易中天等逐渐进入寻常百姓视野。以出版传统典籍闻名的某出版社，前几年销售陷入困顿状态，几乎面临倒闭，这几年原来的书拿出来重印，都有不错的销量……
连西方媒体都注意到了中国的这股“传统文化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现在的中国人虽然仍热衷于学英语、看好莱坞电影、吃麦当劳，但近几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也开始关注自己的传统文化。
历史学者葛兆光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也曾兴起过一轮传统文化热。但由于特别迫切的现代化追求，那股热潮主要是让“传统”为“落后”还债。借着批判传统文化，中国人在找寻导致落后的种种原因。而眼下这一轮新的热潮恰恰反过来，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更加强大的中国重新焕发的文化自觉，要表现自己的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
传统文化的“现代叙事”
当下传统文化的复兴，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与现实紧密结合，形成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叙事”。
台湾著名文化人龙应台几年前在上海图书馆举办演讲时，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比作两个篮子，让听众将一些词汇分别丢入其中。结果，听众纷纷将“仁义”、“感恩”、“忠孝”、“家庭”等词汇丢入“传统”的篮子，而将“开放”、“法制”、“民主”、“自由”、“竞争”等归为现代。然而，龙应台提醒听众：不要陷入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当中，其实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适应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读读四书五经，可以帮助当代人在现代化中找回传统文化”，她建议说。龙应台无疑有着先见之明。
数年后的今天，于丹在“百家讲坛”凭借对《论语》的讲解，在全国走红。虽然其解说未必深刻，但由于她成功地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原料，做出了指导现代人立身处世的“心灵鸡汤”，所以受到亿万观众的热捧。
今年8月，武汉大学乾元国学讲堂在珞珈山上开班，一些人不惜花2.8万元来听24天课。湖北海豚传媒公司副董事长方媛媛说：“从国学中可以学到不少人生哲学，还能学会怎样用感恩的心对待员工，加强团队凝聚力，这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
专家指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整个社会迫切需要强大的文化作为精神动力，并为种种现代伦理、道德、情感困惑做出解答，这些都使得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开发成为一种必然。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傅谨点评：国家强盛，必然带来文化繁荣。中华文化走出自卑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这个理念表明我们的执政党正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汲取力量。对于这轮传统文化热，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鼓励和引导，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热潮之三：民间收藏和都市文博热
,盛世兴收藏，乱世买黄金”。如今，从繁华都市到内陆小镇，文物收藏日渐成为中国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国际拍卖会上，来自中国的买家频频举牌，成为推动中国艺术品价格上涨的坚实动力。作为城市文化名片，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在华夏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有专家预言：当今的中国国运昌盛，我们正迎来历史上第四个收藏的黄金时代，这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艺术品拍卖：借助市场语言重拾文化价值
2007年11月6日，中国嘉德2007秋季拍卖会上座无虚席，人们翘首以待国宝级珍品———明代仇英《赤壁图》的亮相。此幅作品在预展时就受到各方藏家的极大关注。终于，这件藏品的拍卖开始了。当拍卖师报出4000万元人民币的起拍价后，马上就有买家举牌应价，随之而来的是买家争相加价，竞价迅速飙升至5000万元、6000万元……随着拍卖价格的一次次攀升，场上不断爆发出热烈掌声。经过反复争夺，《赤壁图》最终以7952万元人民币成交，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一个新纪录诞生了，它不仅刷新了中国嘉德拍卖价格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中国绘画拍卖成交价的世界纪录，标志着中国绘画作品的拍卖成交价首次超过1000万美元级别。
这是历史的一刻，它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品拍卖市场异常红火的缩影和见证。
近年来，经济的强劲发展、社会的安定繁荣、民间资本的快速积累，为文化艺术品收藏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雅昌艺术网统计：2000年全国有13家拍卖公司，总成交额仅10.6亿元；到2005年，全国拍卖公司达到84家，总成交额一跃达到157亿元。2007年上半年，仅在北京市，各类文化艺术品拍卖会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场。据一家权威媒体统计，目前全国文化艺术品收藏爱好者达到7000万之众。在一次次拍卖热潮的洗礼中，大众对文化艺术品的价值认知被提升到空前高度。
中国文物收藏市场的热情也搅动了世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大批中华文物在血与火的浩劫中流散到世界各地。如今，中国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正吸引全球的中国艺术品回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底，回流文物已逾4万件，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
城市文博事业：在阳光照耀下百花齐放
在民间收藏热潮涌动的同时，城市文博事业也攀上了高峰。
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消息说，在“十一五”期间全国将力争新建重点博物馆300座以上，使地级以上中心城市都拥有一座功能齐全的博物馆，每个少数民族拥有一座以上的民族、民俗博物馆。
在这一次的博物馆发展热潮中，一批私人博物馆尤其引人注目。1996年，京城收藏鉴赏家马未都设立私立博物馆的报告被批准，名字叫“观复”。1997年1月18日，“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正式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私立博物馆（2007年更名为观复博物馆）。2005年，我国政府下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博物馆领域，大大激发了私人博物馆的发展热情。
2006年底，上海首个民间收藏博览馆文化群落正式开馆，首批20余家私人收藏馆集体入驻迎客。这些还只是上海民间收藏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上海“养在深闺”的家庭博物馆已达上百家。据了解，北京的博物馆已将近200家，主题多样，包括书画艺术珍品、明清古典家具、陶瓷器、青铜器、老爷车、皮影戏、老北京民间游戏等等。在全国范围内，有关油灯、啤酒、盐乃至台风的各类新博物馆也在建设之中。
著名收藏鉴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点评：收藏热是国泰民安的象征。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收藏投资目前还不能算是一种成熟的投资方式，但可喜的是，中国的收藏市场已经觉醒，投入这一领域的资本逐年增加，这一市场资源的稀缺已经日益显现。我相信随着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的收藏将与世界融合，收藏作为投资理财的重要渠道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各类博物馆雨后春笋般崛起，不仅是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且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热潮之四：都市“讲坛”热
自1997年湖南一家电视台推出余秋雨“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的电视演讲，开启我国电视讲坛节目的先河后，“百家讲坛”、“东方讲坛”、“荆楚讲坛”、“西部论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等讲坛类电视节目接二连三地涌现。
据记者了解，目前“讲坛”热在全国已呈遍地开花之势，而且热遍了荧屏内外。北京、天津、武汉、上海……在全国许许多多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市民热衷于参与讲座、讲坛活动。这种以“明星学者”、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为主讲人的文化讲座形式，在提高民众素质、推动文化普及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百姓打开一扇求知的窗
每逢周六，在湖北省图书馆“名家讲坛”现场，都能见到王莉咏的身影。从2004年开始，3年多来，几乎每一场讲座，她都没有漏掉。迄今为止，王莉咏的听讲笔记已有厚厚3大本，共计15万余字。
对于目前的这股“讲坛热”，王莉咏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认为是在民众需求的促动下形成的，“现代人未必有时间、耐心去详细翻阅典籍，讲坛通过主讲者的理解和诠释，使得原著中的精华可以更快、更容易地被普通人接受。这样深入浅出的知识传授方式，怎能不受到人们的欢迎呢”？
,种桃种李种春风”。每一次讲座，小而言之，只是一次知识的传播，大而言之，则是文明薪火的传递。它不但可以让尘封的历史在普通人面前明亮起来，更可以让他们充实自我，更好地面对未来。
在上海，“东方讲坛”从2004年5月开讲以来，越讲越红，场场爆满，常常出现这样的景象：这边晚到的老大爷，从随身包里拿出折叠的小板凳，从从容容坐下；那边匆匆赶来的母女，什么也不顾，席地而坐。上海图书馆的免费公益性讲座，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磁场”，深深吸引着广大市民乃至周边城市的读者，每次站着的人都会将走道挤满。
在武汉，湖北省图书馆的讲座至今已开办近200场，内容涉及文艺、文学、社会、心理、科学、保健等多个领域，深受听众欢迎。湖北省图书馆因此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成为省内知名文化品牌。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表示，虽然“讲坛”热只是这多元文化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但她却是一种标志，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因为能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有没有“现代化”的能力，这都取决于人们的科学文化素养、思想道德水平、思维认识能力，“讲坛”热的出现，说明人们热衷于求知，希望完善自我，谋求更好的发展。
多种方式演绎“讲坛”热潮
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目前“讲坛”热已经形成了多种形式。除传统的现场讲授外，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方式也参与进来。
国内的电视讲坛节目，最火爆的当数央视“百家讲坛”。为贴近受众，“百家讲坛”改变传统的讲课模式，由主讲人在讲述中设置层层悬念，再如抽丝剥茧般解开重重迷雾，抓住受众的“眼球”。在“百家讲坛”的引领下，全国各地电视台纷纷推出类似节目。
与此同时，网络上的“讲坛”热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据了解，为呼应市民对讲座的热情，上海市图书馆讲座实现了网上“你点我播”，可供在线点播的讲座约250个。今年8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组织的“荆楚讲堂”亮相，采取网上系列知识讲座的形式，力求以实用的知识、丰富的形式，打造网络文化教育的主流品牌。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点评：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有更多、更高精神层面的需求，需要更多的知识来源。多种形式的讲坛类节目的出现，正好切合他们的需求。讲坛类节目将学术领域的价值转化为公共价值，这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热潮之五：乡土文化热
剪纸、泥塑、雕刻、木偶、花鼓灯、黄河号子……过去一度被冷落的乡土文化的“声”与“像”，如今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目光。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近年来，我国各地出现的乡土文化热，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回归。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开始从乡土文化中寻找精神营养。
农民剧团唱遍乡野
,一送里格红军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秋风寒……”当这首老歌再次在江西省宁都县梅江镇北门村响起的时候，偌大的草坪周围挤满了农民。这是不久前，宁都卫东农民剧团的一次演出。这次演出持续了７天。村里的农民说，演戏的日子比过年还热闹。
近年来农民剧团在全国各地纷纷兴起。在江西省，农民小剧团已经发展到1218家。2005年，永新县高溪乡梅花村率先成立农民股份制业余剧团。两年来，这个小剧团演遍了湘赣边界50多个行政村，演出100多场。仅今年元宵节期间，演出收入就达1.8万余元。在浙江省，农村和民营剧团演出也空前活跃。2006年，浙江民营剧团平均每团全年演出达258场，全年为农村演出约17万场，观众1.7亿人次，营业额达3.88亿元。
唱戏是中国农村文化活动中最为传统的一种形式，而农民开拍电视剧，更昭示出民间文化生生不息的创新力量。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竟成镇，文化站负责人周元强从1992年至今，一共拍摄了28部电视剧。竟成镇里村1/10的老百姓都在他的电视剧里做过演员。这些电视剧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追捧。他们还评出了镇里自己的“百花奖”。虽然奖品只是一张奖状，但村民演员一样有做明星的感觉。
乡土文化热遍神州
与此同时，各种地域性乡土文化也千姿百态地绽放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并从乡野走进城市，走入庙堂，成为时尚。
在西北地区，传统地方戏秦腔开始重新流行。2007年3月，秦腔“四大”、“四小”名旦在西北巡演，场场爆满，在有的地方戏迷甚至像追星族一样手捧鲜花去接站。东北的二人转，更是带着浓重的乡土味玩转了关内关外。从东北的小屯到上海金茂大厦的剧场，从黑土地的小舞台到央视的荧屏，东北二人转走进全国各种大型晚会和文艺演出。
古老的、以自然形式存活于民间的原生态文化，近年来，以前所未有的“招摇”方式，让世人眼前一亮。今年７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首次举办“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一批原生态民族文化遗产，引起世人关注。黎平肇兴侗族“喊天节”、施秉水龙表演、锦屏隆里舞龙艺术等，这些曾经幽居大山深处的“天籁之声”和原始舞蹈出现在世人面前，很多人被深深地震撼了。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更是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的“名片”，在2006年的欧洲巡演中，《云南映象》吸引了20多万观众。
双重呵护托起文化传承
乡土文化的兴起，不仅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化自觉，也与政府的大力扶植分不开。近年来，我国由政府推进的乡土文化保护工程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其标志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建立。从2002年至今，中央财政已经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费达2.36亿元，国务院批准确定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达518项。
为了加强对乡土文化的扶持和引导，一些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江西省赣州市，当地文化部门率先在全国出台对民间小剧团的支持政策，其中包括资金支持和人才培训。仅宁都县赖村镇围足村农民业余剧团，就已经保留和传承了50余个传统优秀采茶戏剧目。当地的农村剧团不仅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也肩负起民间文化薪火相传的使命，成为优秀民俗文化的坚守者和弘扬者。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傅谨点评：乡土文化热再次证明，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在农村，看戏不仅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公共活动。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保护好这种草根文化，充分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
热潮之六：广场文化热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大大小小的广场出现在全国各地，成为不少城市的标志和亮点。在富裕的沿海省份，乡镇甚至村子中也开始建起广场。这些广场的出现，带动了广场文化的兴起，不仅大大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更为展示老百姓自己的才艺搭建了舞台。
“广场不在大，在于有文化”
有人将广场比作城镇的“眼睛”，通过它可以追寻所在地的文化个性。这扇“心灵之窗”究竟是“神来之笔”还是“鱼目混珠”，则取决于广场上所开展的文化活动的品质。
在2006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特色文化广场评比中，杭州市独占5席，与北京市数量相同，并列全国之首。杭州文化部门自己分析，常年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广场文化活动，是获奖的主要原因。据统计，杭州现有大小文化广场超过120个，每年举办各种广场文化活动800多场。
2006年7月，杭州正式推出了周末特色文化广场活动，每个周末在广场上都会有一场免费演出。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杭州已经形成6个特色文化广场，演出达150多场次，35万人次免费观看。观众对这项政府埋单的周末特色文化广场活动充满了热情。周末到广场看免费演出，已成为很多家庭的保留节目。
特色文化广场吸引了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特别是业余文化生活单调的外来务工人员受益匪浅。来杭打工的安徽小伙子何跃辉说：“来杭１个月不到，已经看了３场演出，让我们对杭州充满了亲切感。”
人人都是主角
,没想到还能在自家门口看上最新的大片。”江苏省吴江市平望镇46岁的吕秀妹高兴地说。近年来，广场已经成为江苏吴江各乡镇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政府的精心组织下，居民们迈出家门就融入了欢乐的海洋。
2005年以来，吴江市成立了17支电影放映队，到各乡镇广场、工厂放映数字电影，每年放映将近3000场。《天下无贼》等原来只能在大中城市看到的新片、大片，开始走近乡村百姓。这个市倾力打造的“十镇联动”大型文艺巡回演出在当地刮起了一阵“文化旋风”，扇舞、评弹、黄梅戏、越剧、锡剧，百花齐放、精彩纷呈，参与的专业、业余演员近2000人次。
广场文化要搞得红火，关键是要调动起老百姓的参与热情。从2000年开始，山东省青岛市五四广场推出了“欢乐假日”广场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并把活动伸展至全市的各个社区广场，不仅有普通市民自己表演的各种文艺节目，还有专家讲解和示范演出。丰富的广场活动造就了如今青岛4000多支基层文化队伍，并出现了一批广场文艺的精品，也使“欢乐广场周周演”成为一个极具人气的文化品牌。
广场文化热还给传统文艺团体带来了机遇和活力。在杭州的周末特色文化广场活动中，主办方提出，承办单位每周都要推出新的节目，这极大地刺激了各大文艺院团的创作热情。杭州歌舞团团长邓京山表示，自从承办广场音乐会以来，他们对演员、曲目做了大量调整，乐队还从国外聘请指挥指导排练。新鲜的节目既吸引了观众，也推动了歌舞团自身的发展。
让广场文化扎下深根
推动广场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事。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市场化的运作思路，为广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安徽省芜湖市，当地政府就采取了以商业活动养活广场文化的形式，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
在一些乡村地区，还不够富裕，开展农村广场文化活动有难度，应该怎么办？专家的建议是，立足乡土文化，创新活动形式，多开展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民俗专家吴露生认为，农村广场文化一定不能照搬照抄城市广场的发展模式。把乡土文化作为农村广场文化的命脉，应是其发展的定位所在。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齐勇锋点评：作为群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空前活跃的广场文化，成为现代文艺贴近时代、贴近群众的新平台，也成为人民群众展示自己、丰富文化生活的大舞台。大力发展广场文化，对于提升城市的人气和品位，对于社会和谐氛围的营造，都具有重要意义。
热潮之七：网络文化热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开发出自己的《哈利·波特》和《指环王》游戏？”盛大网络董事长陈天桥雄心勃勃地追问。
盛大网络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娱乐企业。而在陈天桥信心的背后，是１.72亿中国网民，对信息资讯、文化娱乐的海量需求，以及网络文化热潮的迅速兴起。
五大现象见证网络文化热潮
目前，我国的网络文化热潮，可以从五大现象得到验证。
现象之一：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创办仅4年的“起点中文网”已成为靠收费盈利的商业文学网站，拥有700余万注册用户、逾8万名原创作者和9万余本原创小说，日网页浏览量最高逾1亿。而这，只是我国网络文学的一个缩影。从1994年第一部网络小说诞生，仅仅13年时间，我国目前已形成一个上下游完整的网络文学产业链。与此同时，在网上写作和发表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潮流。
现象之二：网络即时通讯越来越红火。截至2007年6月，QQ总活跃账户数超过2.7亿，同比增长12.5%，“网易泡泡”注册用户至少达到1200万。此外，即时通讯传输方式还增添了手机短信聊天、语音聊天、视频聊天等。QQ号码或者MSN账户，已成为部分中国青年的虚拟身份，在网上聊天和交友，也成为网络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现象之三：“博客”造就亿万网络评论家。2002年，从浙江义乌走出来的小伙子方兴东第一个组建“博客中国”。到2007年8月，中国互联网用户访问过博客类网站的有1.135亿，占网民的大多数。眼下在中国，九成网民有博客，人人都是网络评论家。
现象之四：搜索引擎造就网络“知道分子”。谁是当今时代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知道分子”？答案是：搜索引擎。对上亿中国网民来说，百度、谷歌早已颠覆了他们的求知方式，造就了一种新的“即时知晓”的文化。
现象之五：中国成为全球网络游戏的最大市场。据统计，2001年市场的规模为3000万元，2004年达到了36亿元，短短几年市场规模膨胀了100多倍。
网络文化需要引导
网络文化的兴盛，正在以一种崭新的模式，激发出文化产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28岁的网民“天下霸唱”，是金融投资行业的一名白领。与枯燥的工作相比，他更喜欢在网上写探险盗墓小说《鬼吹灯》。2006年，小说在网上发表后迅速走红，给“天下霸唱”带来了280万元版税的个人财富。如今，《鬼吹灯》系列图书已推出第6本，正在被改编为电影、动漫和网络游戏。专家指出，这是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第一个成功案例。
同样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是“老徐博客”。今年7月，知名演员徐静蕾的博客点击率突破1亿大关。凭借博客的旺盛人气，徐静蕾的《老徐的博客》成为畅销书。此后，她又推出了个人电子杂志《开啦》。据称，“老徐”收入超过千万元，而这恰恰就是网络文化产业所独创的“注意力经济”和“人气资产”。
,网络文化产业，拥有远比传统文化产业更加宽广和惊人的创造力。”上海市社科院互联网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健敏认为。然而，专家也指出，“网络文化热”目前是一柄既能够激活文化创造力、又能够破坏文化生态的双刃剑。如代表网络恶俗文化的“芙蓉姐姐”等人蹿红后，影响力迅速被网络扩散放大。不少学者忧心忡忡地指出，“芙蓉姐姐”现象是网络文化中出现的庸俗化、恶俗化倾向的集中表现。
张健敏认为，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化的力量在中国已经彰显，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给党和政府搭建了新的文化建设架构。眼下，中国网络文化虽有不和谐因素，但通过加强引导，采用适当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完全可以打造一个参与主体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共建的服务平台和创造平台，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副主任祁述裕点评：网络文化热值得重视和关注，其最大的价值是体现了民众的一种文化创作热情。如果不激发公民的文化创造力，文化发展将很难实现。
热潮之八：创意产业热
2000年6月，一只淘气可爱的蓝色大猫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此后，这部名为《蓝猫淘气3000问》的动画片席卷了全国1000多家电视台，每天吸引8000万固定观众，打破了洋卡通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当下中国迅速萌芽、成长的“创意产业”中的一枝奇葩。
一夜春风，万树花开。“创意产业”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和文化向心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成为各地发展“新经济”的切入点。
国产动漫的“蓝猫样本”
创意产业涵盖了影视、出版、音乐、建筑、广告、数码娱乐、软件开发、动画制作、时装设计等多个领域。作为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漫产业在中国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但是，原创不足一直是我国动漫产业的“软肋”，国内动漫市场份额八成被日本占领。
湖南三辰卡通原创制作的《蓝猫淘气3000问》，成为中国动漫界有代表性的成功样板。其极高的市场覆盖率和收视率，以及成功的产业链经营，打破了多数国产动漫“有创意、无产业”的尴尬。截至2004年底，三辰卡通集团下辖的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已推出图书40多个系列400多个品种，出版音像制品300种。从2001年秋季开始，“蓝猫”跨越行业迅速延伸到图书、音像、玩具、文具、自行车、食品饮料等十几个行业。
,蓝猫效应”带动了整个湖南省动漫创意产业的发展。目前全省已有较大规模动漫企业8家，教育培训机构9家，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年产原创动画1.5万分钟以上，年出版发行动漫书报刊1800多种共2200多万册。作为全国第一家开播的专业动漫电视频道“金鹰卡通”，现已覆盖全国17个省会城市、33个重点城市，覆盖人群达1.5亿。
化腐朽为神奇
上海“８号桥”时尚创意区，过去曾是一个废弃多年的老工厂，如今通过引入时尚元素，已完成了向休闲娱乐和艺术设计的“华丽转身”。
化腐朽为神奇，这似乎就是创意产业最大的魅力所在。“创意产业的价值，一是能直接产生价值，二是无需物质资源，它的资源就是人的智慧。”原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尹继佐说。
目前，上海创意产业已粗具规模，2005年创意产业增加值达到549.4亿元，占全市GDP的6％，这个比例已经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06年底，上海已授牌的创意产业园区达到75家，入驻创意产业类企业达2500多家。欧洲安博斯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上海极有可能继伦敦、纽约、东京之后成为全球第四大创意产业发展中心。
而在长三角地区，“创意产业”早已是春潮涌动。南京市计划在３年至５年内打造十大创意产业基地；无锡市早在2002年就创建了国内首家工业设计专业园区；杭州则喊出了“中国动漫之都”的口号，其一年一度的动漫节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推动中国经济变“轻”、变“绿”
,资本时代已经过去，创意时代已经来临”，世界经济的增长点正从制造业、信息技术传递到创意经济。我国也越来越重视创意产业对经济结构变“轻”、变“绿”的重要意义。《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快产业整合，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文化产业带。
与此相对应，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创意经济发展。中央财政设立了扶持动漫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上海创意中心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产业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点评：当前我们必须确立“文化可以创造永久性财富”的理念，推动我国文化积淀、文化资源、文化创意转换成为更多的财富；必须确立“文化是无形资产”的理念，使文化发挥比货币更大的渗透力。只有使整个国家激发出文化的创造力，我们才能够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求解文化发展的七个问题本刊记者
在党的十七大精神鼓舞下，我国文化热持续升温，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的勃兴、文化产业的崛起充满期待。在本刊“迎接文化中国”座谈会和国家行政学院“贯彻十七大精神，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高层研讨会上，一批活跃在文化研究、政策制定、产业发展、改革一线的专家，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言献策。他们认为，当前我国文化领域要着力解决七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深化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应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文化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副主任祁述裕认为，社会稳定除了取决于经济发展，还取决于文化的发展，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
应从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来认识文化发展。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认为，文化的力量，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决定性要素，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竞争力是决定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这个国家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的最终力量。中国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历程，累积效应已经使中国从一个经济弱国变成经济大国，但我们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在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文化转换为财富的能力比较低，表现在我们的设计研发、品牌创造、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归根到底是文化价值观的问题，是将文化转换为财富的能力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认为,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命题，确立了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贾磊磊认为，现在我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不是一种对文化的宣传包装与销售策略，而是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因为相对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言，我们的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文化自身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还不够。
二、要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规范政府行为
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办公室孔建华认为，文化领域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大都同改革不到位和政府缺位直接相关，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所面临的是多年来想改而未改、改了未改好或没有改到位的问题。特别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任务艰巨。管理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地位，改善宏观调控、转变文化资源配置方式、推进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都离不开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部门利益，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府责无旁贷，但不少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财力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其实质是政府乱作为和越位。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傅谨总结说：一是一些地方大量建设豪华文化设施，公共财政在文化设施方面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了，却没有让最广大的普通民众得益。群众需要大量便于接近和使用的小型文化设施，而标志性文化建筑往往只是为政府官员的政绩“贴金”。二是一些地方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但对产业发展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不少地方提出发展动漫产业，每年投入上千万元资金，一哄而上，完全没有考虑到动漫产业是以创意为龙头的智慧密集型产业，对高科技与高智商人才的要求十分苛刻。结果不少企业都是冲着政府的资助来的，动漫产业变成了瓜分财政资金的“分肥工程”，大量资金打了水漂。
在解决政府缺位、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要防止出现传统体制的回归。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认为，现在我们提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这是件大好事。但是，一定要防止以往还没有改革到位的机制又出现回归，防止政府又开始出手做大量本不该政府做的事情。
三、要加快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即存量改革
专家认为，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从2003年才正式启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滞后。对此，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最大限度地解放文化生产力。
要解决好改革的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张晓明说，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把原来国有经济部门叫做存量部门，而把在改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他经济成分叫作增量部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是：通过开放市场，先做大增量，再盘活存量，因此被称作“增量改革”战略。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虽然不能机械地搬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做法，但对于加快存量部门的改革一定要给予足够重视。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核心文化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存量部门手里，如果不启动存量改革，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些复制性、重复性的工作，而大量优质文化资源、优秀文化人才，都被限制在原有的体制中。
要妥善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企事不分的问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认为，现在很多文化领域都存在企业承担事业单位职能，而事业单位又可以开展赢利创收的情况，结果造成市场竞争难以形成，而事业单位也难以发展。陈少峰建议，在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中应注意两大问题：一要强化内部竞争，提高质量。二要对事业单位实行绩效考核。比如图书馆，无论有没有人来借书，其待遇都是一样的，那么它肯定没有动力去热情服务。这导致我们大量的事业单位没有效率。
四、要进一步拆除文化市场的种种壁垒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要调动政府和社会两个积极性。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刘玉珠说，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光靠政府加大投入，并不能解决中国十几亿人口不同文化层次的消费需求问题。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定要在调动政府积极性的同时，把社会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特别是市场的积极性要得到充分发挥。
然而，在我国文化领域，市场壁垒还很多，资本还很难进入，真正的市场并未形成。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齐勇锋认为，由于文化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我国文化市场还存在着诸多市场壁垒和行政干预，条块分割依然严重，全国统一、有序的文化大市场并未形成，文化资源和要素难以自由流动，严重制约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在利用资本市场方面，我们现在对新媒体管理比较松，网游、动漫等已经完全市场化，百度、分众等很多企业到国外去上市，制造了资本百倍增值的神话，但是传统媒体却难以从资本市场获得支持。应该顺应文化传媒数字化、网络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相应的法规和细则，把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逐步推向资本市场，促其快速发展壮大。
五、要加快文化管理的法制化建设
专家指出，当前我国文化领域加强法制化建设的任务非常繁重，也非常紧迫。缺乏文化立法，不仅会削弱政府文化管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也不利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规范发展。
著名收藏鉴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认为，民间的或者说私立博物馆的发展尚缺乏政策法律上的支持。按照现行规定，私立博物馆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这种定性让人哭笑不得，这也给博物馆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他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业要实现全面健康发展，就必须要为博物馆管理立法。
马未都在经营“观复”的10年中，碰到了诸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国家的财政补贴和有力支持，这也是中国所有私立博物馆都面临的问题。他举例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同样是在私人捐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年都能获得纽约市政府的大笔拨款，原因很简单，欧美发达国家计算一家博物馆的财政贡献率并不仅仅看它的门票收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每年会为纽约市吸引上百万的游客，这些游客在纽约市的住宿、消费、娱乐的开支都会纳入大都会博物馆的贡献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养”博物馆是值得的。马未都深有感触地说，私立博物馆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不仅仅表现在资金补贴上，还有展馆场地的提供、税收的减免等等问题。传承民族精神和文化本身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所以私立博物馆在生存与发展上更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的鼎力支持。
在困难面前，马未都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观复”实行理事会制是一种探索，并且正在走向正轨。当被问及缺少政府的补贴，又难以靠门票收入做日常维护，“观复”拿什么去搏明天时，马未都幽默地回答：办法总比困难多！
六、要创造更为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
专家认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同，精神产品的生产特别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齐勇峰认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通过文化内容创新，产生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繁荣文化市场。经济建设可以不争论，但文化建设一定会有争论。文化发展和内容创新需要个性，需要流派，需要大师，需要标新立异，需要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谐环境。
对于网络文化、通俗文化、民间文化应给予更多的宽容。傅谨认为，长期以来，一些人对民间文化一直抱有偏见，总觉得民间文化粗糙、原始、不干不净，老想用阳春白雪的东西去改造、去代替，这其实是在扼杀民间的创造精神，是在破坏传统文化。
陈少峰认为，我们的一些文化作品没有观众、不受欢迎，根本原因是没有了解群众的真正需求和接受能力，没有做到真正的通俗化。文化官员和文化工作者尤其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来代替广大群众的需求和判断。只要没有黄色，不反社会，跟核心价值不冲突，通俗的东西就可以存在。
七、要防止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急躁冒进
专家提醒说，文化发展有自身规律，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乃至失败成本。目前，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不懂文化，不了解文化产业的运作规律，盲目跟风，急功近利，一些本意是推进文化发展的做法很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陈文玲也认为，文化发展有独特的规律，不能像搞运动和发展制造业一样发展文化产业。一般的经济规律是需求创造供给。而某些文化产品的发展规律正好相反，是供给创造需求。有文化产品的供给，才可能产生相应的需求，比如时尚产业就是如此。
文化产业发展要实事求是，按照产业规律办事，不要妄图一步登天。以动漫产业为例，张晓明说：大家都在谈一个问题，到底做原创，还是做外包？从现实看，现在做原创成功的企业并不多。不少企业提出了庞大的项目计划，实际上是在套取政府的资金，是把没有市场生命力的东西“卖”给了政府。中国还有一些企业是在做外包，先加入国际体系，替别人打工，学会做事，进入国际渠道，锻炼成熟之后，再做自己的原创产品。这种“先打工再创业”的发展道路可能更符合我国的发展阶段，日本、韩国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专题策划：本刊编辑部；采写：于磊焰、孙丽萍、曾曦、陈鹏、张舵、廖君、姚玉洁、余靖静；编辑：王秀真、薛凯）
2007年第23 期专题报道
2007：宏观调控凸显6大亮点
■ 本刊记者编者按：
对中国经济而言，2007年是不平静的一年。“三过”问题(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依然存在，结构性价格增幅持续走高。资本流动性过剩势头较猛，国民经济运行中积聚着一定风险。面对这些问题和风险。中央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力求使中国经济的巨轮沿着又好又快的轨迹前行。
2008年将是攻坚克难的一年。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两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人们十分关注，今年我国宏观调控呈现出哪些亮点?明年宏观经济走势如何?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措施将发生哪些变化?
亮点一：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调控效果正在显现
,有人表示宏观调控不起作用，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央行的货币政策，又会是什么情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反复强调，“宏观调控取得了预期成果”。
今年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共同发力，形成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统计显示，前3季度最终消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同比提高了1.3个和7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下降了8.3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
据权威部门预测，今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11.5％左右。这将是中国经济连续5年达到10％以上的增长速度。从前3个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一季度增长11.1％，二季度增长11.9％．三季度增长11.5％，经济增长波幅很小。而从5年来看，波幅始终保持在1个百分点左右。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指出，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已明显增强。
亮点二：更加注重协调配合，调控体系日臻完善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强化几大政策“组合拳”发挥联动作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鲜明特色。
之所以强化政策工具综合运用，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宏观调控形势有关。面对日益复杂的局面，单靠货币政策已经难以达到调控目标，财政、货币政策如何有效配合成为更重要的课题。
今年以来央行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还降低了银行储蓄的利息税，调整了证券和股票交易印花税。取消了553项高能耗、高物耗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此外，国家还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加强节能降耗的措施，提高了环境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健全了最低工资制度，推动和落实了最低工资的指导制度。
同时，中央出台了扶持加强生猪、油料、奶业发展，稳定价格等一系列调控措施。特别是今年财政部宣布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有助于回笼货币的措施，被视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加强宏观调控的“创新之举”。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认为，今年密集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更多地采用了财税等经济手段。虽然效果慢一些，但是有利于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
,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急需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樊纲表示，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配合，而当务之急是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通过改革资源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支持节能减排的政策体系等措施。积极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亮点三：结构优化成效初现，爱国环境治理迎来“拐点”
半年前，浩瀚的太湖，以蓝藻暴发的方式，表达了对环境污染的深刻拷问。这一事件让苏南乃至全国认识到：无论经济怎样繁荣发达，如果不能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人民群众就不会认可。
继200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33％，实现了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今年前3季度，全国单位GDP能耗继续下降，两项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总量也首次双双下降。温家宝总理指出，这是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拐点”。过去这些数字都是上升的。
指标升降向折射出科学发展的执着追求。经济上存在的所有问题总的看来是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也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
今年以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加大。一方面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据悉，今年前3季度我国投资增速总体有所回落，其中粗钢、水泥、电石、铁合金等高能耗产品产量增幡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今年我国将力争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3000万吨，落后炼钢产能3500万吨。水泥、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等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也不断加大。
外贸政策的调整也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继今年6月对包括钢坯、焦炭、天然石墨等142项“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调高或开征出口关税，我国又于7月1日起一次性取消553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调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从今年12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旧目录最大的不同是明确限制或禁止“两高一资”外资项目准入，同时进一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保护以及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新材料制造等产业。
在这些调控措施作用下，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国家发改委最新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大型燃气轮机、直流输电设备等实现国产化，发电设备、冶金成套设备、数控机床等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稳步提高。
,双下降”的环保“成绩单”固然非常可贵，更为可贵的是，在一些地方。产业提升和节能减排循环互动的趋势已露端倪。
在浙江，节能减排不仅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而且还造就了增势强劲的循环经济产业。许多浙江民企正在描绘新的资本“攻略图”，并开始掀起一股新的投资热——循环经济产业投资热。循环经济产业已经成为浙江工业增长最快的产业。
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当前我国产业结构重型化格局仍未改变，经济发展由偏快转向过热风险犹存，势必影响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让我们欣慰的是．我国的节能减排行动正在向纵深推进。国务院刚刚作出部署，能耗降低和污染减排完成情况将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严格的问责制。
亮点四：稳物价保民生，让人民生活得更踏实
2007年物价跌宕起伏，牵动着百姓的神经。今年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首次突破3％警戒线达到3.3％．此后一直维持在3％以上，10月份达到6.5％的高点，与8月创出的10年最高点持平。猪肉、食用油、柴油、液化气等价格上涨，给城乡低收入群体生活带来较大压力。
物价不稳，经济不稳定的风险将继续积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价格走势。及时采取措施保证供应、稳定价格。国务院11月14日专门研究部署稳定市场供应和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工作，强调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打牢农业基础的同时，调控模式也有所改善。政府改变了对肉禽制品“重消费、轻生产”的既有调控模式。开始加强对分散自发的市场流通体系的调控能力。
政府调控物价，还需一个过程，而人们的生活却不能停滞。为了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真正送到千家万户。确保让人民生活得更踏实，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正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行为，引导居民消费；落实学校食堂以及公共交通等公益性行业补贴政策，提高低收人人群社会保障标准．保证市场基本平稳。
亮点五：以人为本，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温家宝总理说，“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民富才能国强，发展成果最终要由人民共享。今年以来，一串串闪亮的数字见证了人民享受改善民生的成果。
——教育是民生之基。我们已经在农村实现了9年制义务教育，即免除学杂费和课本费，明年将在城市免除9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杂费。从今年秋季起，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计划招收免费师范生1.2万人，实行定向招生，重点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今年以前的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助学金只有18亿元，明年要达到350亿元。
——就业是民生之本。前3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20万人，已提前完成了全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的预期目标。8月底通过的就业促进法，把积极就业政策上升为法律。
——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今年以来，国家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积极推动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目前城市低保人数基本稳定在2200多万人。农村低保人数预计今年底将达3000万人。
——健康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我国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加强医药价格管理，使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目前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为80％，明年要达到100％；参保基金达到100元，其中政府出资80元。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各地纷纷建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积极推进。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实行限高封顶的办法也正在研究探索中。
亮点六：“住房难”开始破题，安居梦想朝着现实迈进
,老百姓总告诉我：不要忘记房价。”“特别是近些年来房价上涨较快，人民有很大的意见。”……这些话语道出了温总理对民情民意的深刻理解，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也表明党和国家已经把住房问题当成了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
近几年，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调控声声紧、房价节节高”的状况，一大部分百姓买不起房或背负沉重债务买房。安居才能乐业，安居才能和谐。国际上的经验表明，住房问题。尤其是低收人家庭的住房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大问题。
让人欣慰的是，政府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几个月前，《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颁布，明确把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强化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回归公共政策，是旨在改善民生的再一次房改。百姓看到，安居的梦想已开始朝着现实迈进。2007年，国内所有城市和县城镇将全部建立廉租住房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住房困难户“应保尽保”。建设部不久前表示，要加强住房有效供应，确保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两限”普通商品住房、中低价位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等五类住房用地不低于居住用地的70％。
温总理最近再次向我们清晰展现了政府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基本思路。他说，政府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廉租房，让那些买不起房或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房、住得上房。他还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他们中有许多人工资也不是很高”。◇
2008：把“两防”作为调控首要任务
■ 本刊记者
从“一防”到“两防”，从“双稳健”到一“稳”一“紧”，从“又好又快”到“好字优先”……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勾画出一幅新的路线图。
从“一防”到“两防”：缓解通胀成为新任务 调控复杂性加剧
,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研究部署明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时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表述。从过去提出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一个“防止”到现在的两个“防止”，凸显出中国发展任务的新变化：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将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心。
稳定物价的重要性为何被提到如此高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张立群指出，当前物价上涨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结合起来，使人们对经济过热的担心进一步增加。
央行11月发布报告，提醒关注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份报告给出了三点理由：一是粮食价格引发价格上行的可能依然存在。二是能源价格存在上涨压力。三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推高价格总水平。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专家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物价面临着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双重通胀压力。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也形成了价格上涨压力。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际市场某些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到国内市场价格。而这一点，在今年粮食价格的上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提醒我们绝不能小视当前的“结构性上涨”。尤其是这一问题有可能影响到经济发展全局、普通群众生活时，更要高度重视。
明年宏观调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十分关键。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专家王兰军指出，解决价格问题，首先应采取措施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因经济过热引发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演化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从“双稳健”到一“稳”一“紧”：强烈的政策信号传递出中央对宏观形势的准确判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表明，已实施10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将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告诉记者：“货币政策从‘稳健’转为‘从紧’，发出强烈的政策信号。相比前几年，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已有较大不同，这一政策的出台也是基于政府对物价连续上涨、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等宏观形势的准确判断。”
作为国家通过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求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方针和策略的总称，货币政策走向与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我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那时面临通缩压力，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形势，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来自央行的最新信息显示，明年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指货币的总量要压下来。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多种方法的使用，比如票据对冲流动性，公开业务市场操作，提高利率等；一个是使用这些方法的力度要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从紧”的同时，明年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这样，自2005年以来“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明年将变成一“稳”一“紧”相搭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指出，考虑到改善民生、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重点建设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明年财政支出还会比较大，所以仍需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从“又好又快”刭“好字优先”：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把握宏现调控大势
今年以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全年经济增长有望超过11％，这将是中国经济连续5年达到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不过，也应该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等问题虽有所控制，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同时，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较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还相当突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可能趋缓。粮食、石油等重要初级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这些都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的颠簸和起落，将成为明年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人们注意到，在对明年经济工作目标和任务部置中，“稳中求进”和“好字优先”这两个提法格外抢眼。这八个字的核心要义，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稳”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进”是经济发展的方向；相比“又好又快”的说法，“好”字如今又被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好字优先，就必须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
专家指出，坚持好字优先．必须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把“两防”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施稳健自叮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帚政策，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着力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从严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和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反弹，优化信贷结构，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切实加强对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的调控，保障重要商品的有效供给，避免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实施有保有压的产业政策，不断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控总量意在调控GDP增长率。”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认为，如果我们一直维持现在超过10％的水平，经济过热必然发生，整个物价将很难真正降低，也就做不到稳物价。而调结构，专家指出，主要是要调整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提高需求拉动的比例。所谓需求拉动要落到内需拉动上。目前我们的内需靠房产拉动过多，应更多地转变到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增长公共消费上来。
,要加强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的生产，完善储备体系，提高价格调控预见性”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提法。周天勇认为，今年的猪肉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监控生猪的存栏数量的下降，以及猪饲料价格的上涨。这说明我们的预警机制还存在问题。今后要加强粮油肉奶的供应量与库存量的监控。还要严密监控国外这些产品价格的趋势。◇
(专题采写：车晓蕙 傅丕毅 吕福明 赵春晖/策划、编辑：颜彦 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