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 月 谈
2007年第一期
半月评论绿水青山也是政绩----------------------------------------------------------2
专题报道
来自绿色GDP试点的报告-----------------------------------------------------3
绿色GDP试点迈出可喜的一步-------------------------------------------------4
绿色GDP待闯三道关---------------------------------------------------------6
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教育均衡是政府的责任------------------------------------------------------9
新郑：“十年一剑”促均衡 ---------------------------------------------------10
政治观察
新班子当有执政新理念------------------------------------------------------11
中国工会提出新维权观------------------------------------------------------13
谈天说地
谨防个人意志变为组织决定--------------------------------------------------15
听证会须坚持民主科学底线--------------------------------------------------16
绿水青山也是政绩
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GDP的上升毫无疑问是政绩。但是，实现绿色GDP的发展，保护了绿水青山同样是政绩，而且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
绿色GDP是扣除经济发展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值，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观念之上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绿色GDP更能科学地衡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短短两三年时间，“绿色GDP”在我国由一个冷僻陌生的专业名词，正在迅速走向一个能实实在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和战略；由学界开始走向社会；由政府文件、工作会议和宣传培训开始走向决策者、管理者和公众。在这种大背景下，全国10省市的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全面铺开。这充分表明，绿色GDP核算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由理念倡导向试点核算推进的重要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资源能源瓶颈时期，再也不能承受资源枯竭带来的挑战；中国社会进入人均GDP 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矛盾多发期，再也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环境代价到底有多大，一直只停留在粗略的估算水平上。正如国家权威部门所言，核算出来的某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例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再例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这明摆着是痛苦和损失，但同时医疗产业大发展，GDP也跟着大发展。中国在20多年来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这“增长”又是通过多少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赤字换来的呢？因为缺乏权威性、科学性，这种估算难以成为发展决策和政绩评价的依据。
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和指导思想上转变发展观念，找到一个科学的，既能反映发展速度，又能评价发展质量的工具。因此，国家提出采用绿色GDP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并提出利用这个指标来考核领导政绩，其主要目的是逐步引导各级领导转变发展理念，并将理念付诸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观念，改变环境问题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能考虑的错误思想。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开展绿色GDP核算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一套国际公认并采纳的绿色GDP核算制度。尽管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也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地迈出第一步。
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同时也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中的又一重大举措。启动试点本身就是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10个试点省市的积极参与，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核算过程本身也带来许多有用的信息。如万元GDP能源资源消耗等指标，让我们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确定污染治理重点、规划产业环保功能区、协调区域发展方向，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要针对核算中发现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完善现行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形成核算结果发布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核算监督管理制度。
绿色GDP核算工作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突破口，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工作，确保工作质量和目标顺利实现。
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仅是为了得到一组数字，目的之一是要把绿色GDP核算体系指标纳入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促进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提高其科学决策的水平。
绿色GDP要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上，不能过于迷信技术手段。从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看，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保护。所以，在强调下大力气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公众参与。
绿色GDP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当前还面临诸多技术难题、观念挑战和制度缺失。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必须先把这个工作干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地扎实向前推进。
来自绿色GDP试点的报告
编者按,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体系，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这10个试点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目前试点调查和核算工作基本完成，进入专家验收评审阶段。
这次试点具有开创性、先导性。通过试点，检验了绿色GDP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可行性，完善了核算框架和技术方法，并为全国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积累了人才、资料、经验。
建立绿色GDP是一项长期的、跨部门合作、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这次试点克服重重困难，可以说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试点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矛盾。
绿色GDP从概念走向应用，试点地区在全国先行一步，其经验、探索和存在的困难无疑对其他地方有重要借鉴意义。本刊记者分赴试点地区，采撷到试点过程中的第一手信息并与大家分享，旨在推动这一工作。
绿色GDP试点迈出可喜一步
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倒逼地方“主动”试点.
浙江主动要求参与试点的过程很有代表性。
朱天福，浙江省统计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浙江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经过。
对于这次试点，浙江是“主动要求的”，因为浙江的资源承载能力实在有限。朱天福首先向记者细数起浙江的“家底”。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GDP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耕地减少、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代价。
对此，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有精彩的归纳，“粗放型增长模式所引发的诸多资源、环境问题，正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把浙江压迫到了一个节点位置。”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多次表示，浙江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如存量土地减少、水荒等；而在这个相对高的基数上，期待经济保持高增长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制约。
因此，当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10月联合印发《关于征集开展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试点省市的通知》后，浙江马上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省委、省政府指示要积极参加试点。2004年11月22日，浙江省环保局和浙江省统计局联合向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提出申请，随即得到了批准。2005年3月，浙江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先易后难，重点突破
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探索绿色GDP核算的一个有益启示是---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切入，从一个局部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一个更全面的信息和分析材料。比如，芬兰的木材和林木产品实物流量的核算、法国的水资源核算、挪威的能源核算等等，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打开突破口。
对于这次试点，有关省市均充分考虑了自己的现实状况，都有各自的侧重点。
浙江此次试点对象仅选取了生态环境领域的“三废”，即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并没有涉及耕地、矿物、森林等资源，生态破坏等内容。
四川省首次调查了全省所有工业污染源，并依据调查数据建立工业污染源统计动态数据库，为四川绿色GDP试点及排污交易制度等提供较真实全面的第一手数据。
而重庆市则首先把水和环境纳入了绿色GDP核算的研究。
架构立体“火力网” 配套政策也跟上
推行绿色GDP试点工作，必须有一系列政策、法律、规划等与之相呼应，形成一个立体“火力网”。记者了解到，这种“火力网”目前正在迅速形成当中。 >>详细
四川省2006年制定出台了《四川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建设“生态四川”。与绿色GDP相似，《纲要》也设计了一系列考核指标，包括环保产业占GDP比重、森林覆盖率、退化土地恢复率、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主要河流年水消耗率、地下水超采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降水PH值、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旅游区环境达标率等等，并确定了计算方法，指定了数据来源单位。
,纲要》将四川省划分为成都平原、盆地丘陵、盆周山地等个生态建设区，分别是出优先、限制、禁止的产业。例如，川西北高原是长江、黄河的重要地，规划大力发展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有机食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者；合理发展畜牧产业及相关产业链；禁止无序开发水能资源；禁止发展严重破坏沼泽湿地及其水资源涵养功能的产业，禁止侵占湿地开发草场。
另据记者了解，四川，一些市、县也专门为保护环境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规，这些法规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例如，阿坝藏族羌族群自治州专门立法规定水电企业必须保证下游河道不断流。
试点意义：不只是为了核减GDP数字
截至目前，10个试点省市都还没有公布核算结果。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绿色GDP核算是一个体系，最后的指标固然重要，但对于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过程也很重要。
试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0个试点地区的积极参与，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试点省市完成了涵盖30%的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以及3万份家庭问卷的调查，调查同时涉及除环保和统计部门以外的卫生、农业、水利、城建、交通等相关部门。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
--搞清污染实物量、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是基础性工作，通过核算，把基础性工作抓起来。为环境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浙江省尽最大可能扩展了样本量，最后确定调查样本单位约4000家。10个试点省市数据一汇总，浙江省有效样本单位是全国最多的，占试点调查总样本单位的21.5%。朱天福兴奋地说，一系列付出为分析浙江环境污染状况、环境治理善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核算过程带来许多有用信息，帮助政府了解哪些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相应的，这些部门将成为治理重点。
辽宁省通过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发现，造纸业是增加值污染扣减指数最高的行业，扣减指数为60多。换句话说，造纸业创造增加值的60%以上需要拿出来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
环境退化成本算起来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核算表明，在辽宁，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是最值得关注的，2004年辽宁省城市大气污染造成不少城市居民过早死亡，约2万個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住院，1.1万人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由于饮用水污染造成农民癌症死亡人数3189人，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109.83亿元。
辽宁在试点总结报告中特别写到，“对全省环境退化成本和GDP污染扣减指数有一个初步测算，对各行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第一次有了透彻的了解，第一次获得了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价值数据。”
--深入开掘绿色GDP核算的过程和结果，为环境税收、生态补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四川省环保局副局长隋川成介绍说，环保部门通过对水、废气的损失初步核算，算出四川省应用治理成本高达121亿元，占当年GDP的2%左右，而实际治理成本才14亿多元。
淡化单纯经济增长指标，增加一系列与绿色GDP相关的环保指标，日渐成为一些地方干部考核制度呈现的新气象。浙江省委组织部此前刚刚确定的26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中，新增加了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万元GDP能耗及降低率、万元GDP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指标，用政绩考核的杠杆改变官员版式面追求GDP的理念。
,开展绿色GDP核算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最后的那个绿色GDP值。试点只是起点。”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个观点，环境价值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科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求证去伪的过程，对此项工作不能期望一步到位。他说，试点工作不能等到所有理论都完善、所有方法都天衣无缝了再开始。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政策是：“星中国当前环境与资源的严峻形势，无论有多大困难，绿色GDP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
绿色GDP待闯三道关
试点之前，有人说绿色GDP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面临无数难关。
10省市的试点，虽然只是推行绿色GDP长征中的一小步，但却迈出了从理想到现实的一大步。
试点不只是探索、创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是试点的目的。10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遭遇的困惑、困难、困境，对绿色GDP的未来更具启示意义。
困惑：不应该敏感的绿色
记者采访了解10省市试点情况，恰遇各省“谈绿色变”的敏感期。某媒体“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的报道，把试点省市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样一来，记者到相关部门的采访要求，有的被婉拒，有的被敷衍。
公允地讲，试点省市和不应该是是首先被批评的对象。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设想在全国各地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不参加或者“只做不说”，暗含这样一个信息：绿色GDP在有些地方并未得到完全认同。
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要承受之改变，同时由于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也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一目了然。目前，许多地方仍然唯GDP至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要进行绿色GDP核算，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做不做”的问题上，有些地方由于观念陈旧选择了放弃。而试点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到了“心魔”。地方统计部门普遍反映，由于对环境业务不熟悉而“感到无从下手”、“感到任务不明确”。由于调查统计工作琐碎、繁难，一些地方工作人员感叹：课题中最为繁重和基础工作的调查由我们地方来做，我们提供基础数据，国家课题组则计算这些数据。
国家环保总局一位领导对地方在试点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从好奇到怀疑、从期望到失望、从信心百倍到赶快交差。
目前，各试点省市的核算工作已经结束，正在接受国家课题组的验收。有媒体报道，有的试点省已经表态“初步决定不参加验收”。而核算的具体结果，到目前为止，10个试点省市还没有一家公开公布。
关于没有发布的原因，试点省市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公布数字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经过核算，某某年GDP的5%要扣除掉’，这个数字能说明什么呢？”二是对于公布结果有顾虑。认为当我们把一个新砝码加进去的时候，在看到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负面效果。在污染损失评价中，人为操纵的空间过大，一些地方官可能会为了出下线，既不专心抓发展，也不专心抓环保，而是跑到评估单位“攻关”去了，绿色GDP的执行结果可能出现偏差。
困难：事非经过不知难
其实，在绿色GDP试点之前，有许多困难是可以预料到的，比如理论不完善、没有可借鉴经验、数据不全、资源环境难以估价等等。即使国家课题组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在地方具体试点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还是不断摆在面前等待解决。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此次试点工作，其经费来源是中央和地方各自筹集、各自负担。国家课题组估算地方核算经费大约在100万元～160万元之间，在试点过程中，落实经费成为开展核算工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朱天福说，国家课题组的预算编制是一份标准的学术课题的经费预算模式，都是些“劳务费、交通通信费、印刷复印费”，并没有考虑到试点调查过程中的实际难处。由于财政厅对绿色GDP核算这个新生事物不了解，只拨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仅够省一级的，下面经费还是自行筹备。目前，一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再参加2007年的试点工作，其理由正是“经费不足”。
对于绿色GDP核算而言取得真实、详细的数据是最基础的工作，遇到的难题也最多。“拿到一个数据很不容易，即使是环保部门下面的监测站，我们去拿数据也要做很多协商工作，按说这些数据都应是公开的。”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斯拉夫感叹道。
辽宁在试点过程中反映，由于绿色GDP的基础支撑数据还不完善，难以满足调查和核算需要。比如大气健康和水农业调查的数据没有达到设想要求，对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带来很大难度，个别指标只是在省级层面，不能分解到各市，也影响了核算的质量。
大量需要直接测量的原始数据采集难度更大。一些调查方案不够细化或者过于完美，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对地方调查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由于“难度很大或者设计比较偏向理想化”等因素，浙江最终没有开展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水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等三个项目。
,打个比方说吧，建筑类型调查即便服仅在杭州进行，按照1%的样本量，大致就需要调查人员数清楚20个小区的每一个窗户、墙面等；再如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建立起模型至少需要搜集到一些医疗机构近10年的档案资料，难度可以想象。”朱天福说。
各省在试点过程遇到的另一普遍性问题是人才问题。由于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环保领域的问题比较陌生，实际工作中感到难度很大。为此，国家课题组先后对地方工作人员进行了三次技术培训。王金南形容这个过程是“边培训、边核算、边总结、边提高”。另外，由于地方统计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人手不够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困境：绿色GDP不能“孤军取胜”
环保是一项大战略，绿色GDP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要发挥作用不能“孤军取胜”。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开展绿色GDP核算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推动。”
绿色GDP核算的相关制度建设对保证核算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而现实中，绿色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亟待建立的相关制度包括：资源环境统计制度、相关标准法规制度工作制度，以及研究如何利用绿色GDP核算过程和结果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如环境税收、环境补偿，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
绿色GDP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环境、海洋、农业、卫生、建设、统计等多个部门，因此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合作得好，可以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合作不好，难免相互掣肘，工作就难以开展。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就曾遇到环保与统计两个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
绿色核算不是目的，不是通过绿色核算就可以实现科学发展，还有大量实实在在工作需要做。微观上，要提高公民参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程度，对企业经营活动要有一个资源环境评估，提倡循环经济模式，限制破坏性生产。宏观上，绿色核算的数据和信息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为区域发展重新定位，为产业调整、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技术支撑。
教育均衡是政府的责任
近年来，郑州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郑州市政府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龚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政府必须担起的责任。
龚立群认为，优质教育费源短缺是发展不均衡造成的。由于发展不均衡，教育城乡差别、校际差别过大，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成为当前基础教育阶段的主要矛盾。
,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问题，目的是改变薄弱学校的面貌。”龚立群指出。近年来，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郑州大力实施了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就学的“两免一补”政策、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学校寄宿制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加强了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郑州还结合实际，加大对办学条件较差、教学质量较低、社会声誉不高的一批中小学进行了全面改造，加强了教师的流动和交流，使一批农村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的落后面貌得到改善。
在郑州市推进教育均衡化的探索中，新郑起步比较早，成效显著，得到教育部的肯定。龚立群说：“新郑经验证明了，只要政策措施到位，区域内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是可行的。目前新郑的经验正在郑州其它县市区推广。”
郑州市在推进教育均衡化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督政”比“督学”更重要。龚立群说，要落实教育均衡发展的规划，必须以政府及时、足额的教育投入作保障。因此，我国各级政府的教育督导机构，不应仅仅是督学，而应加大对政府教育工作的监督力度。
而郑州正是抓住了“督政”这个关键环节。2004年以来，郑州市连续3年每年对所辖各县市区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重点评估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等四个方面，有效提高了县市区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2005年督导评估中，查出有6个县市区财政少拨付教育经费共计2400多万元，督查评估结果在全市公开通报，所欠经费得以及时追补。2006年，郑州市农村学校取消了义务教育学杂费，在政府教育负担增加的情况下，各县市区都基本做到了经费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新郑：“十年一剑”促均衡
取消“择校”，各高中校长抓阄抽取生源是河南省新郑市高中招生的一道风景。而支撑这一风景的，是当地政府转变教育发展思路，扶弱促强，使城乡学校实现从硬件到师资均衡发展的举措。这就是得到教育部肯定的“新郑模式”。
新郑市是一个60多万人口的县级市。 1997年以前，新郑市仅有两所普通高中。那时，新郑每年中招都要上演“择校大战”：新郑一中好学生“挤破头”，二中却为生源差“皱眉头”。上高中难，上一中更难，引来社会一片责难声。
从1997年起，新郑市政府在投资新建三中时，开始改革招生办法，逐步减少一中优先录取名额，使三所高中均分生源。即由教育体育局对中招上线考生电脑排位，由三所学校抓阄抽取，使各校生源基本均衡。2004年以后，新郑市又新建了两所高中，变为5所高中均分生源。
均衡生源为校间打造了平等竞争的平台。一中校长助理王福民说：“以往一中录取的都是尖子生，老师即使睡大觉，好学生照样上大学。如今要想保住名校的牌子，就得下工夫了。”二中教师苏凯霞说：“按过去那种招生办法二中再努力也赶不上一中。现在比高低，拼的是实力。”2006年河南省高考理科状元就出自二中。
生源均衡仅是为改变“择校”迈出的第一步，政府重点扶持弱校，使各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基本相当，才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
在“扶弱促强”原则指导下，近年来新郑每年投入近亿元资金，重点改善薄弱学校和建设新校。新郑还通过从优势学校抽调骨干充实新校、弱校的办法，推动师资均衡。新郑三中建校之初，就从一中抽调了10名骨干教师和管理人员。
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 2003年，新郑市在实现城乡教师同工同酬的基础上，给边远农村教师每月增加了50元津贴；有计划地优先安排农村教师进修；抽调名师到薄弱学校任职、兼课。经过多年坚持，新郑农村教师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在生源、硬件、师资等基本均衡的前提下，各校竞争激烈，比肩前进，促进了教育规模和水平的整体提高。 2006年，新郑市高中在校生已是9年前的5 倍。20D6年高考5所高中上线率不相上下，而新郑市高考上线人数、上线率等指标，已连续6年居于全省前列。
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带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新郑模式”的魅力所在。依据初中综合考评成绩，给初中学校分配高中入学名额，是新郑市的另一个创造。
过去，由于乡镇初中办学条件差，有的地方甚至连续几年没有一名学生考上高中。从1998年起，新郑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每年对乡镇和学校进行综合评估，将各校初中生人数、巩固率、办学条件、教育管理、教学成绩等都纳入评估，并据此分配高中招生名额。每年中招前，根据各初中综合评估得分，一个乡镇一个分数线确定上线名单，再由电脑按成绩排位分组，高中校长抓阄。
这一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升学竞争”转向了“办学竞争”。特别是乡镇党委、政府兴办和支持义务教育的职责得到了体现，一度衰落的山区初中又红火了起来。记者了解到，目新，新郑城乡中小学在硬件设施等方面差距已不大。全市已有145所普通中小学达到郑州市标准化学校标准，占学校总数的83％，是郑州所辖各市县达标率最高的。而初中学生巩固率也由10年前的60％提高到96％以上。
,新郑模式”历经10年发展，逐渐步人良性循环，赢得了群众支持。记者在新郑市街头进行随机访问，学生家长无不对“无择校烦恼”感到欣慰。
但是，均衡教育是否会影响教育品牌和特色的争议在新郑一直没有停息。一些想上一中却被分配到二中的学生家长就曾到市政府上访，按综合考评成绩给乡镇初中分配高中招生名额，也曾被指责为“人为制造教育不公”
但实践证明，均衡与特色并不矛盾，只有均衡才能实现广泛的优质。曾任新郑一中教务主任、如今担任新郑二中校长的陈明说：“在资源基本均衡的条件下，新郑各学校都在争创特色。一中是老牌名校，多年形成的深厚文化积淀和校风仍是其优势；二中以人性化管理凝聚师生，正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长朱德民总结说，均衡教育资源，必须要有恒心，仅凭一股热情，搞一阵风是不行的。地方党委、政府能否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持“扶弱促强”的均衡政策，最为关键。
新班子当有执政新理念
当前，我国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一些地方的换届工作已经完成。这意味着，又有很多领导干部走上了新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工作。履新的领导干部们都在积极谋划以新的发展、新的建设、新的成绩为党的十七大献礼。愿意有所作为，主动有所作为，这是好现象，干事业就需要有这样一种劲头。但新人不能走老路，更不能走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错误的老路，不能走与科学发展要求不相符的老路。实践证明，老办法、老路子已经走不通了。所以，我们希望新班子要有执政新理念。
执政新理念体现在经济发展中，就是心甘情愿坚持科学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
加快发展，进一步把经济总量做得再大一些，依然是新班子要面对的中心工作。但经济发展绝对不能为快而快，为GDP而GDP，更不能一说发展就是加大投资，就是开工上项目。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只考虑经济活动活跃与繁荣，却不管这种活跃与繁荣能持续多久，能产生多少实际效益；只考虑工程项目本身、甚至仅仅是建设期间带来的一点利益，全然不考虑为此浪费了多少资源，破坏了多少环境，付出了多少隐性代价；只考虑发挥低劳动成本优势赚得一点辛苦钱，忘记了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量延后成本迟早要我们支付。结果他们的一番好意，一腔热血，在重复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下，不仅没有实在的收获，反倒把这几年宏观调控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更有甚者，经济建设过分挤占本来应该用于社会事业和其他方面的资金还将引发一系列问题。所以，无论就我国的经济家底还是所处发展环境都不允许我们再走这样一条路了。
坚持科学发展观，既不能浪费资源，又不能破坏环境，还要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把眼前与长远统筹考虑。这样的发展确实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快，体现在数字报表上可能没有过去那样好看，发展起来可能也比过去要难一些。但这样的发展才是真实的发展，才是靠得住的发展，也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发展。因此，新班子、新干部一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自觉性，把主要精力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换上来，放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上来，放到走自主创新道路上来，放到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上来。
在新的发展与建设中，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不折不扣地完成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目标，鼓励、引导企业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
执政新理念体现在社会建设中，就是聚精会神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做到社会公平正义共建共享。
随着我国总体实现小康，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新特点。比如，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敏感，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日益拉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如何在进一步做大蛋糕和更公正地切好蛋糕之间，我们要有新抉择。又比如，改革发展使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既在根本上相一致又在客观上存在矛盾与冲突，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需要新思路。还比如，过去那种党委政府包揽一切、包办一切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吃力不讨好。干部劳神费力半天，群众一点不买账。在社会关系更加多样、社会活动更加活跃、社会空间更加扩展的背景下，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也需要新思维。
执政新理念体现在能力建设上，就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我们要尊重科学，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要遵循客观规律；我们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维护法律权威，一切执政行为都在法律赋予的范围内展开，自觉、积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努力使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需要指出的是，执政新理念的真正确立有待于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支撑。领导干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而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为我们领导干部创造政绩提供了广阔舞台。但如果我们仅仅是为政绩而政绩，甚至把政绩变异为形象工程，数字游戏，忘却了政绩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政绩就变了味，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警醒的,
中国工会提出新维权观
在2006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的有关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职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明首次鲜地提出，要“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并将之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半月谈》记者就这个话题采访了全总研究室主任李滨生。
工会强势维权引人关注
过去，在人们眼里，工会的作用不过就是“发个电影票”、“搞点小福利”。但近年来，工会组织却一改默默无闻的角色，以姿态，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切实维护职工利益、维护改革发展大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李滨 生介绍，目前工会维权作用与影响正日益扩大。近年来全国总工会重点加强在非公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农民工中组建工会，工会面迅速扩大。到2006年9月底，我国工会会员已达1.7亿，其中，农民工会员达到4000多万，约占全部会员的1/4。各级工会另辟蹊径和做实“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把农民工作为工会工作重点对象，集中力量为农民工办好十件实事，在推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就业培训和子女入学等突出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赢得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职工的充分肯定。通过矿物质服务和积极维权，工会凝聚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也取得新突破：在世界各地都拒不组建工会的跨国商业巨头沃尔玛，目前在华总部和各个分店全部建立工会组织，这堪称中国工会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国际工会运动中产生很大影响。
三大背景催生新维权观
近年来，我国工会这些有目共睹的作为，其实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指导下进行的。李滨生认为，中国工会新维权观的诞生有三大时代背景。
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广大职工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必须维护，实现，发展他们的利益，保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这就迫切需要工会组织，关注职工切身利益，构建和谐社会，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成分逐渐走向多元化，职工劳动关系日益复杂，而新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成熟，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现象突出。职工劳动，收入，社保等纠纷增多。导致群体性事多有发生。工会维权工作面临前所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工会维权工作必须适应新要求，打开新思路。拿出新举措。使声音更响。力度更大。效果更好。
三是工会多年来维权工作的经验总结，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工会工作作过一系列论述。奠定了工会维权理论基础。近年来。工会组织按照发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围绕新形势下的职工权益维护开展过多次调研，进行大胆探索。不断拓展和创新工会维权的新途径。包括提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加大在非公，外商企业组建工会。吸收农民工入会。开展社会化维权。双向维权。城际维权联动等。这些成功经验和做法。为形成中国工会新维权观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主动、依法、科学”是新维权观的本质要求
人们注意到，工会维权观的表述被冠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定语。李滨生认为，由于“国情”、“会情”的不同，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在维权模式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维权对象不同。西方国家工会维权对象主要是会员。我国工会坚持以职工为本。强调两个维护，不仅维护会员与职工利益。也要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运利益关系。
二是维权内容不同，西方国家工会主要是维护会员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工资收入。我国工会除维护职工的劳动经济收益外，还维护民主政治权利和精神文化需求等。
三是维权方式不同。西方国家工会常常采取罢工等过激手段来解决维权问题。而我国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劳动关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具有根本对抗性。我国工会以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为原则，强调通过协调，协商解决问题。不采取对抗等过激行为维权。
李滨生说,由此以坚持和谐发展。互利共赢为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特别强调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
,主动维权”，即要求工会主动介入，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出了问题再去解决。而是要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到有关法律政策的制订中去，加强源头维护。“依法维权”，则要是树立法制意识，依照法律规定来维护职工权益，并引导职工理性，合法的表述利益诉求，遵循法制轨道解决问题。科学维权就是把握好维权的“度”，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和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维权目标的制定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劳动和工资标准。用科学方法来维权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这一最新提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工会维权工作的新探索新经验，指明了中国工会维权的前进方向，是工会理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创新，必将对今年工会维权工作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李滨生总结说。
李滨生强调，当前做好维权工作，一定要坚持“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的维权格局，做到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他强调，“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是工会维权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展的根本保证。
李滨生解释说：当前一些职工权益得不到维护，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些是体制、政策的原因，有些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单单领先工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放在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中去考虑解决。因此，从根本上讲，工会维权要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配合、工会运作、职工参与，即把党政的主导性与发挥工会的主动性统一起来。
据了解，在这一维权观的指导下，当前我国工会正把围绕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建立建全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四大机制。作为工会维权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来着力推进。
谨防个人意志变为“组织决定”
近年来，“买官卖官”案件时有发生。剖析一桩桩“卖官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够成功“卖官”，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个人意志通过组织（人事）部门的动作，变为所谓的“组织决定”，从而在“组织决定”的掩盖下，顺利实现其“卖官”的目的。
中央分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拔作用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从近年来发生的“买官卖官”案件来看，一些地方提拔干部看似发行程序，貌似集体研究，而实质上提拔谁、安排在哪个位置上，一把手早已“胸有成竹”，事先已有“指示”，组织（人事）部门只不过是按照领导意图发行组织程序而已，其结果是程序上中规中矩，本质上体现个人意志。
纵观卖官者的所作所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将个人意志变为“组织决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大都是一把手，主政一方，大权在握，对选项人用人具有最终拍板权。还有一个不容光焕发忽视的因素是，一把手的用人权过大且缺乏统一而明确的规范和约束，可以一手遮天，翻去覆雨。在某些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即使对党委（党组）一把手的用人意见有不同看法，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言听计从，按一把手的意见办事。否则，不仅工作无法开展下去，组织（人事）部长的乌纱帽恐怕也戴不长。这也是卖官者能够将个人意志顺利变为“组织决定”的一个体制上的弊端。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须导致腐败，推动制约的权力同样必然导致腐败，推动制约的权力同样必然导致腐败。因此，要切实防止“程序其外，操纵其中”，就必须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干部作用条例所规定的原则、条件、程序选人用人。要坚持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民主推荐制度，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同时，组织（人事）部门要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档案，如实记录拟任人选项的推荐提名、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的情况，为实施责任追究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要科学规范一把手的用人权。有关部门要在抓紧试点的基础上，忙对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的用人权作出统一而明确的规范和限制，从制度上约束一把手的用人权，从而有效根除一把手将个人意志变为“组织决定”的行为。
听证会须坚守民主科学底线
一方面，“听证会”日益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行政法制建设和实施科学决策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听证会”又在人们的议论中，面临一场众目所瞩的“公共信任危机”。时下，一些“听证会”的尴尬，实际上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解读，那就是缺失了“民主”与“科学”。
如今，谁也不会怀疑“听证会”所带来的进步。以价格听证为例，相对于长期以来政府主管部门在制定公共事业收费中司空见惯了的随意性，“听证会”上的“唇枪舌剑”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家做主的骄傲，也让广大百姓切实维护了自身权益。
然而，几乎与“听证会”相伴而来的许多非议，也令人们对“听证会”应有的民主科学实质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疑惑。虽然事情过去一年多了，但不少市民对当时长沙市物价部门主持的岳麓山门票价格“听证会”记忆犹新。在那次“听证会”上，与会代表众口一词赞成门票涨价几倍。而在会场外，媒体对此的民意调查结果却分明显示，高达93％的市民反对门票涨价。更有甚者，“逢听必涨”，搞得人们闻“听”就怕。有报道指出，“听证会不能沦为涨价的幌子”，更道出了个别“听证会”假民主、真独断的实质，深刻地揭示了某些“听证会”里面的“猫腻”。
一项致力体现群众意愿、实现科学决策的改革举措，为什么往往会背离初衷？试析缘由，人们不难发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举办的“听证会”上，常常是政府部门在“主持”并“主导”听证，而听证的真正主体却只“听”不“证”，“听证”的本意被有意地淡出了会场。这就使得旨在通过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信息交流，调解利益冲突的“听证会”，成了个别利益共同者把玩的“游戏”，成了好看不好用的“银样蜡枪头”。事实上，如果“听证会”能够免却权力的干扰，能够真正发扬民主，切实贴近民意，那么，“听证会”就一定能够为科学决策服务，听证的结果也会为百姓所信服和理解。
,以人为本”是中央提出的执政新理念。“听证会”就是要听取真正的“民声”，并且为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鼓与呼。因此，“听证会”的听证程序、听证机制以及“听证”形式的完善，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我们期望，“听证会”应当是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绝不能成为一块扭扭捏捏的“遮羞布”。
2007年第一期
半月评论绿水青山也是政绩----------------------------------------------------------2
专题报道
来自绿色GDP试点的报告-----------------------------------------------------3
绿色GDP试点迈出可喜的一步-------------------------------------------------4
绿色GDP待闯三道关---------------------------------------------------------6
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教育均衡是政府的责任------------------------------------------------------9
新郑：“十年一剑”促均衡 ---------------------------------------------------10
政治观察
新班子当有执政新理念------------------------------------------------------11
中国工会提出新维权观------------------------------------------------------13
谈天说地
谨防个人意志变为组织决定--------------------------------------------------15
听证会须坚持民主科学底线--------------------------------------------------16
绿水青山也是政绩
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GDP的上升毫无疑问是政绩。但是，实现绿色GDP的发展，保护了绿水青山同样是政绩，而且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
绿色GDP是扣除经济发展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值，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观念之上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绿色GDP更能科学地衡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短短两三年时间，“绿色GDP”在我国由一个冷僻陌生的专业名词，正在迅速走向一个能实实在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和战略；由学界开始走向社会；由政府文件、工作会议和宣传培训开始走向决策者、管理者和公众。在这种大背景下，全国10省市的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全面铺开。这充分表明，绿色GDP核算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由理念倡导向试点核算推进的重要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资源能源瓶颈时期，再也不能承受资源枯竭带来的挑战；中国社会进入人均GDP 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矛盾多发期，再也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环境代价到底有多大，一直只停留在粗略的估算水平上。正如国家权威部门所言，核算出来的某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例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再例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这明摆着是痛苦和损失，但同时医疗产业大发展，GDP也跟着大发展。中国在20多年来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这“增长”又是通过多少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赤字换来的呢？因为缺乏权威性、科学性，这种估算难以成为发展决策和政绩评价的依据。
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和指导思想上转变发展观念，找到一个科学的，既能反映发展速度，又能评价发展质量的工具。因此，国家提出采用绿色GDP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并提出利用这个指标来考核领导政绩，其主要目的是逐步引导各级领导转变发展理念，并将理念付诸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观念，改变环境问题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能考虑的错误思想。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开展绿色GDP核算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一套国际公认并采纳的绿色GDP核算制度。尽管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也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地迈出第一步。
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同时也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中的又一重大举措。启动试点本身就是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10个试点省市的积极参与，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核算过程本身也带来许多有用的信息。如万元GDP能源资源消耗等指标，让我们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确定污染治理重点、规划产业环保功能区、协调区域发展方向，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要针对核算中发现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完善现行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形成核算结果发布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核算监督管理制度。
绿色GDP核算工作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突破口，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工作，确保工作质量和目标顺利实现。
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仅是为了得到一组数字，目的之一是要把绿色GDP核算体系指标纳入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促进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提高其科学决策的水平。
绿色GDP要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上，不能过于迷信技术手段。从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看，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保护。所以，在强调下大力气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公众参与。
绿色GDP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当前还面临诸多技术难题、观念挑战和制度缺失。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必须先把这个工作干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地扎实向前推进。
来自绿色GDP试点的报告
编者按,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体系，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这10个试点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目前试点调查和核算工作基本完成，进入专家验收评审阶段。
这次试点具有开创性、先导性。通过试点，检验了绿色GDP核算技术与方法的可行性，完善了核算框架和技术方法，并为全国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积累了人才、资料、经验。
建立绿色GDP是一项长期的、跨部门合作、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这次试点克服重重困难，可以说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试点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矛盾。
绿色GDP从概念走向应用，试点地区在全国先行一步，其经验、探索和存在的困难无疑对其他地方有重要借鉴意义。本刊记者分赴试点地区，采撷到试点过程中的第一手信息并与大家分享，旨在推动这一工作。
绿色GDP试点迈出可喜一步
资源环境形势严峻，倒逼地方“主动”试点.
浙江主动要求参与试点的过程很有代表性。
朱天福，浙江省统计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浙江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经过。
对于这次试点，浙江是“主动要求的”，因为浙江的资源承载能力实在有限。朱天福首先向记者细数起浙江的“家底”。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GDP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耕地减少、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代价。
对此，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有精彩的归纳，“粗放型增长模式所引发的诸多资源、环境问题，正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把浙江压迫到了一个节点位置。”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多次表示，浙江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如存量土地减少、水荒等；而在这个相对高的基数上，期待经济保持高增长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制约。
因此，当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10月联合印发《关于征集开展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试点省市的通知》后，浙江马上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省委、省政府指示要积极参加试点。2004年11月22日，浙江省环保局和浙江省统计局联合向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提出申请，随即得到了批准。2005年3月，浙江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先易后难，重点突破
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探索绿色GDP核算的一个有益启示是---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切入，从一个局部进行研究，试图得到一个更全面的信息和分析材料。比如，芬兰的木材和林木产品实物流量的核算、法国的水资源核算、挪威的能源核算等等，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打开突破口。
对于这次试点，有关省市均充分考虑了自己的现实状况，都有各自的侧重点。
浙江此次试点对象仅选取了生态环境领域的“三废”，即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并没有涉及耕地、矿物、森林等资源，生态破坏等内容。
四川省首次调查了全省所有工业污染源，并依据调查数据建立工业污染源统计动态数据库，为四川绿色GDP试点及排污交易制度等提供较真实全面的第一手数据。
而重庆市则首先把水和环境纳入了绿色GDP核算的研究。
架构立体“火力网” 配套政策也跟上
推行绿色GDP试点工作，必须有一系列政策、法律、规划等与之相呼应，形成一个立体“火力网”。记者了解到，这种“火力网”目前正在迅速形成当中。 >>详细
四川省2006年制定出台了《四川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6年至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建设“生态四川”。与绿色GDP相似，《纲要》也设计了一系列考核指标，包括环保产业占GDP比重、森林覆盖率、退化土地恢复率、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率、主要河流年水消耗率、地下水超采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降水PH值、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旅游区环境达标率等等，并确定了计算方法，指定了数据来源单位。
,纲要》将四川省划分为成都平原、盆地丘陵、盆周山地等个生态建设区，分别是出优先、限制、禁止的产业。例如，川西北高原是长江、黄河的重要地，规划大力发展以畜牧业为基础的有机食品；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者；合理发展畜牧产业及相关产业链；禁止无序开发水能资源；禁止发展严重破坏沼泽湿地及其水资源涵养功能的产业，禁止侵占湿地开发草场。
另据记者了解，四川，一些市、县也专门为保护环境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法规，这些法规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例如，阿坝藏族羌族群自治州专门立法规定水电企业必须保证下游河道不断流。
试点意义：不只是为了核减GDP数字
截至目前，10个试点省市都还没有公布核算结果。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绿色GDP核算是一个体系，最后的指标固然重要，但对于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过程也很重要。
试点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0个试点地区的积极参与，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试点省市完成了涵盖30%的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以及3万份家庭问卷的调查，调查同时涉及除环保和统计部门以外的卫生、农业、水利、城建、交通等相关部门。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
--搞清污染实物量、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是基础性工作，通过核算，把基础性工作抓起来。为环境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浙江省尽最大可能扩展了样本量，最后确定调查样本单位约4000家。10个试点省市数据一汇总，浙江省有效样本单位是全国最多的，占试点调查总样本单位的21.5%。朱天福兴奋地说，一系列付出为分析浙江环境污染状况、环境治理善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
--核算过程带来许多有用信息，帮助政府了解哪些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相应的，这些部门将成为治理重点。
辽宁省通过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发现，造纸业是增加值污染扣减指数最高的行业，扣减指数为60多。换句话说，造纸业创造增加值的60%以上需要拿出来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
环境退化成本算起来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核算表明，在辽宁，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是最值得关注的，2004年辽宁省城市大气污染造成不少城市居民过早死亡，约2万個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住院，1.1万人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由于饮用水污染造成农民癌症死亡人数3189人，因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约109.83亿元。
辽宁在试点总结报告中特别写到，“对全省环境退化成本和GDP污染扣减指数有一个初步测算，对各行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第一次有了透彻的了解，第一次获得了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价值数据。”
--深入开掘绿色GDP核算的过程和结果，为环境税收、生态补偿、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等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四川省环保局副局长隋川成介绍说，环保部门通过对水、废气的损失初步核算，算出四川省应用治理成本高达121亿元，占当年GDP的2%左右，而实际治理成本才14亿多元。
淡化单纯经济增长指标，增加一系列与绿色GDP相关的环保指标，日渐成为一些地方干部考核制度呈现的新气象。浙江省委组织部此前刚刚确定的26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中，新增加了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万元GDP能耗及降低率、万元GDP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指标，用政绩考核的杠杆改变官员版式面追求GDP的理念。
,开展绿色GDP核算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最后的那个绿色GDP值。试点只是起点。”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个观点，环境价值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科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求证去伪的过程，对此项工作不能期望一步到位。他说，试点工作不能等到所有理论都完善、所有方法都天衣无缝了再开始。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政策是：“星中国当前环境与资源的严峻形势，无论有多大困难，绿色GDP的研究与试验工作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
绿色GDP待闯三道关
试点之前，有人说绿色GDP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面临无数难关。
10省市的试点，虽然只是推行绿色GDP长征中的一小步，但却迈出了从理想到现实的一大步。
试点不只是探索、创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是试点的目的。10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遭遇的困惑、困难、困境，对绿色GDP的未来更具启示意义。
困惑：不应该敏感的绿色
记者采访了解10省市试点情况，恰遇各省“谈绿色变”的敏感期。某媒体“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的报道，把试点省市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样一来，记者到相关部门的采访要求，有的被婉拒，有的被敷衍。
公允地讲，试点省市和不应该是是首先被批评的对象。试点之初，国家课题组原本设想在全国各地区选择代表省份参加。自愿报名的结果是，西北地区省份无一参加。不参加或者“只做不说”，暗含这样一个信息：绿色GDP在有些地方并未得到完全认同。
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要承受之改变，同时由于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也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一目了然。目前，许多地方仍然唯GDP至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要进行绿色GDP核算，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做不做”的问题上，有些地方由于观念陈旧选择了放弃。而试点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到了“心魔”。地方统计部门普遍反映，由于对环境业务不熟悉而“感到无从下手”、“感到任务不明确”。由于调查统计工作琐碎、繁难，一些地方工作人员感叹：课题中最为繁重和基础工作的调查由我们地方来做，我们提供基础数据，国家课题组则计算这些数据。
国家环保总局一位领导对地方在试点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做了形象而生动的描述：从好奇到怀疑、从期望到失望、从信心百倍到赶快交差。
目前，各试点省市的核算工作已经结束，正在接受国家课题组的验收。有媒体报道，有的试点省已经表态“初步决定不参加验收”。而核算的具体结果，到目前为止，10个试点省市还没有一家公开公布。
关于没有发布的原因，试点省市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公布数字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经过核算，某某年GDP的5%要扣除掉’，这个数字能说明什么呢？”二是对于公布结果有顾虑。认为当我们把一个新砝码加进去的时候，在看到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负面效果。在污染损失评价中，人为操纵的空间过大，一些地方官可能会为了出下线，既不专心抓发展，也不专心抓环保，而是跑到评估单位“攻关”去了，绿色GDP的执行结果可能出现偏差。
困难：事非经过不知难
其实，在绿色GDP试点之前，有许多困难是可以预料到的，比如理论不完善、没有可借鉴经验、数据不全、资源环境难以估价等等。即使国家课题组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在地方具体试点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还是不断摆在面前等待解决。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此次试点工作，其经费来源是中央和地方各自筹集、各自负担。国家课题组估算地方核算经费大约在100万元～160万元之间，在试点过程中，落实经费成为开展核算工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朱天福说，国家课题组的预算编制是一份标准的学术课题的经费预算模式，都是些“劳务费、交通通信费、印刷复印费”，并没有考虑到试点调查过程中的实际难处。由于财政厅对绿色GDP核算这个新生事物不了解，只拨了100万元，而这些钱仅够省一级的，下面经费还是自行筹备。目前，一些省市明确表示不再参加2007年的试点工作，其理由正是“经费不足”。
对于绿色GDP核算而言取得真实、详细的数据是最基础的工作，遇到的难题也最多。“拿到一个数据很不容易，即使是环保部门下面的监测站，我们去拿数据也要做很多协商工作，按说这些数据都应是公开的。”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斯拉夫感叹道。
辽宁在试点过程中反映，由于绿色GDP的基础支撑数据还不完善，难以满足调查和核算需要。比如大气健康和水农业调查的数据没有达到设想要求，对关键技术参数的确定带来很大难度，个别指标只是在省级层面，不能分解到各市，也影响了核算的质量。
大量需要直接测量的原始数据采集难度更大。一些调查方案不够细化或者过于完美，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对地方调查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由于“难度很大或者设计比较偏向理想化”等因素，浙江最终没有开展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水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等三个项目。
,打个比方说吧，建筑类型调查即便服仅在杭州进行，按照1%的样本量，大致就需要调查人员数清楚20个小区的每一个窗户、墙面等；再如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建立起模型至少需要搜集到一些医疗机构近10年的档案资料，难度可以想象。”朱天福说。
各省在试点过程遇到的另一普遍性问题是人才问题。由于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环保领域的问题比较陌生，实际工作中感到难度很大。为此，国家课题组先后对地方工作人员进行了三次技术培训。王金南形容这个过程是“边培训、边核算、边总结、边提高”。另外，由于地方统计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人手不够也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困境：绿色GDP不能“孤军取胜”
环保是一项大战略，绿色GDP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要发挥作用不能“孤军取胜”。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除了东部各省，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开展绿色GDP核算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政策去推动。”
绿色GDP核算的相关制度建设对保证核算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而现实中，绿色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亟待建立的相关制度包括：资源环境统计制度、相关标准法规制度工作制度，以及研究如何利用绿色GDP核算过程和结果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如环境税收、环境补偿，尤其是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
绿色GDP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土资源、水利、林业、环境、海洋、农业、卫生、建设、统计等多个部门，因此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多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合作得好，可以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合作不好，难免相互掣肘，工作就难以开展。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就曾遇到环保与统计两个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
绿色核算不是目的，不是通过绿色核算就可以实现科学发展，还有大量实实在在工作需要做。微观上，要提高公民参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程度，对企业经营活动要有一个资源环境评估，提倡循环经济模式，限制破坏性生产。宏观上，绿色核算的数据和信息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为区域发展重新定位，为产业调整、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技术支撑。
教育均衡是政府的责任
近年来，郑州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郑州市政府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龚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政府必须担起的责任。
龚立群认为，优质教育费源短缺是发展不均衡造成的。由于发展不均衡，教育城乡差别、校际差别过大，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成为当前基础教育阶段的主要矛盾。
,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问题，目的是改变薄弱学校的面貌。”龚立群指出。近年来，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郑州大力实施了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就学的“两免一补”政策、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学校寄宿制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加强了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郑州还结合实际，加大对办学条件较差、教学质量较低、社会声誉不高的一批中小学进行了全面改造，加强了教师的流动和交流，使一批农村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的落后面貌得到改善。
在郑州市推进教育均衡化的探索中，新郑起步比较早，成效显著，得到教育部的肯定。龚立群说：“新郑经验证明了，只要政策措施到位，区域内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是可行的。目前新郑的经验正在郑州其它县市区推广。”
郑州市在推进教育均衡化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感受是：“督政”比“督学”更重要。龚立群说，要落实教育均衡发展的规划，必须以政府及时、足额的教育投入作保障。因此，我国各级政府的教育督导机构，不应仅仅是督学，而应加大对政府教育工作的监督力度。
而郑州正是抓住了“督政”这个关键环节。2004年以来，郑州市连续3年每年对所辖各县市区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重点评估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等四个方面，有效提高了县市区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2005年督导评估中，查出有6个县市区财政少拨付教育经费共计2400多万元，督查评估结果在全市公开通报，所欠经费得以及时追补。2006年，郑州市农村学校取消了义务教育学杂费，在政府教育负担增加的情况下，各县市区都基本做到了经费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新郑：“十年一剑”促均衡
取消“择校”，各高中校长抓阄抽取生源是河南省新郑市高中招生的一道风景。而支撑这一风景的，是当地政府转变教育发展思路，扶弱促强，使城乡学校实现从硬件到师资均衡发展的举措。这就是得到教育部肯定的“新郑模式”。
新郑市是一个60多万人口的县级市。 1997年以前，新郑市仅有两所普通高中。那时，新郑每年中招都要上演“择校大战”：新郑一中好学生“挤破头”，二中却为生源差“皱眉头”。上高中难，上一中更难，引来社会一片责难声。
从1997年起，新郑市政府在投资新建三中时，开始改革招生办法，逐步减少一中优先录取名额，使三所高中均分生源。即由教育体育局对中招上线考生电脑排位，由三所学校抓阄抽取，使各校生源基本均衡。2004年以后，新郑市又新建了两所高中，变为5所高中均分生源。
均衡生源为校间打造了平等竞争的平台。一中校长助理王福民说：“以往一中录取的都是尖子生，老师即使睡大觉，好学生照样上大学。如今要想保住名校的牌子，就得下工夫了。”二中教师苏凯霞说：“按过去那种招生办法二中再努力也赶不上一中。现在比高低，拼的是实力。”2006年河南省高考理科状元就出自二中。
生源均衡仅是为改变“择校”迈出的第一步，政府重点扶持弱校，使各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基本相当，才是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
在“扶弱促强”原则指导下，近年来新郑每年投入近亿元资金，重点改善薄弱学校和建设新校。新郑还通过从优势学校抽调骨干充实新校、弱校的办法，推动师资均衡。新郑三中建校之初，就从一中抽调了10名骨干教师和管理人员。
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 2003年，新郑市在实现城乡教师同工同酬的基础上，给边远农村教师每月增加了50元津贴；有计划地优先安排农村教师进修；抽调名师到薄弱学校任职、兼课。经过多年坚持，新郑农村教师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在生源、硬件、师资等基本均衡的前提下，各校竞争激烈，比肩前进，促进了教育规模和水平的整体提高。 2006年，新郑市高中在校生已是9年前的5 倍。20D6年高考5所高中上线率不相上下，而新郑市高考上线人数、上线率等指标，已连续6年居于全省前列。
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带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新郑模式”的魅力所在。依据初中综合考评成绩，给初中学校分配高中入学名额，是新郑市的另一个创造。
过去，由于乡镇初中办学条件差，有的地方甚至连续几年没有一名学生考上高中。从1998年起，新郑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每年对乡镇和学校进行综合评估，将各校初中生人数、巩固率、办学条件、教育管理、教学成绩等都纳入评估，并据此分配高中招生名额。每年中招前，根据各初中综合评估得分，一个乡镇一个分数线确定上线名单，再由电脑按成绩排位分组，高中校长抓阄。
这一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升学竞争”转向了“办学竞争”。特别是乡镇党委、政府兴办和支持义务教育的职责得到了体现，一度衰落的山区初中又红火了起来。记者了解到，目新，新郑城乡中小学在硬件设施等方面差距已不大。全市已有145所普通中小学达到郑州市标准化学校标准，占学校总数的83％，是郑州所辖各市县达标率最高的。而初中学生巩固率也由10年前的60％提高到96％以上。
,新郑模式”历经10年发展，逐渐步人良性循环，赢得了群众支持。记者在新郑市街头进行随机访问，学生家长无不对“无择校烦恼”感到欣慰。
但是，均衡教育是否会影响教育品牌和特色的争议在新郑一直没有停息。一些想上一中却被分配到二中的学生家长就曾到市政府上访，按综合考评成绩给乡镇初中分配高中招生名额，也曾被指责为“人为制造教育不公”
但实践证明，均衡与特色并不矛盾，只有均衡才能实现广泛的优质。曾任新郑一中教务主任、如今担任新郑二中校长的陈明说：“在资源基本均衡的条件下，新郑各学校都在争创特色。一中是老牌名校，多年形成的深厚文化积淀和校风仍是其优势；二中以人性化管理凝聚师生，正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长朱德民总结说，均衡教育资源，必须要有恒心，仅凭一股热情，搞一阵风是不行的。地方党委、政府能否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持“扶弱促强”的均衡政策，最为关键。
新班子当有执政新理念
当前，我国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一些地方的换届工作已经完成。这意味着，又有很多领导干部走上了新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工作。履新的领导干部们都在积极谋划以新的发展、新的建设、新的成绩为党的十七大献礼。愿意有所作为，主动有所作为，这是好现象，干事业就需要有这样一种劲头。但新人不能走老路，更不能走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错误的老路，不能走与科学发展要求不相符的老路。实践证明，老办法、老路子已经走不通了。所以，我们希望新班子要有执政新理念。
执政新理念体现在经济发展中，就是心甘情愿坚持科学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
加快发展，进一步把经济总量做得再大一些，依然是新班子要面对的中心工作。但经济发展绝对不能为快而快，为GDP而GDP，更不能一说发展就是加大投资，就是开工上项目。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只考虑经济活动活跃与繁荣，却不管这种活跃与繁荣能持续多久，能产生多少实际效益；只考虑工程项目本身、甚至仅仅是建设期间带来的一点利益，全然不考虑为此浪费了多少资源，破坏了多少环境，付出了多少隐性代价；只考虑发挥低劳动成本优势赚得一点辛苦钱，忘记了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量延后成本迟早要我们支付。结果他们的一番好意，一腔热血，在重复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下，不仅没有实在的收获，反倒把这几年宏观调控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更有甚者，经济建设过分挤占本来应该用于社会事业和其他方面的资金还将引发一系列问题。所以，无论就我国的经济家底还是所处发展环境都不允许我们再走这样一条路了。
坚持科学发展观，既不能浪费资源，又不能破坏环境，还要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把眼前与长远统筹考虑。这样的发展确实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快，体现在数字报表上可能没有过去那样好看，发展起来可能也比过去要难一些。但这样的发展才是真实的发展，才是靠得住的发展，也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发展。因此，新班子、新干部一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自觉性，把主要精力放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转换上来，放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上来，放到走自主创新道路上来，放到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上来。
在新的发展与建设中，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不折不扣地完成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目标，鼓励、引导企业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
执政新理念体现在社会建设中，就是聚精会神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做到社会公平正义共建共享。
随着我国总体实现小康，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新特点。比如，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敏感，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日益拉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如何在进一步做大蛋糕和更公正地切好蛋糕之间，我们要有新抉择。又比如，改革发展使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既在根本上相一致又在客观上存在矛盾与冲突，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需要新思路。还比如，过去那种党委政府包揽一切、包办一切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吃力不讨好。干部劳神费力半天，群众一点不买账。在社会关系更加多样、社会活动更加活跃、社会空间更加扩展的背景下，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也需要新思维。
执政新理念体现在能力建设上，就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我们要尊重科学，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要遵循客观规律；我们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维护法律权威，一切执政行为都在法律赋予的范围内展开，自觉、积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努力使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需要指出的是，执政新理念的真正确立有待于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支撑。领导干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而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为我们领导干部创造政绩提供了广阔舞台。但如果我们仅仅是为政绩而政绩，甚至把政绩变异为形象工程，数字游戏，忘却了政绩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政绩就变了味，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警醒的,
中国工会提出新维权观
在2006年底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的有关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职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明首次鲜地提出，要“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科学维权”，并将之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半月谈》记者就这个话题采访了全总研究室主任李滨生。
工会强势维权引人关注
过去，在人们眼里，工会的作用不过就是“发个电影票”、“搞点小福利”。但近年来，工会组织却一改默默无闻的角色，以姿态，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切实维护职工利益、维护改革发展大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李滨 生介绍，目前工会维权作用与影响正日益扩大。近年来全国总工会重点加强在非公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农民工中组建工会，工会面迅速扩大。到2006年9月底，我国工会会员已达1.7亿，其中，农民工会员达到4000多万，约占全部会员的1/4。各级工会另辟蹊径和做实“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把农民工作为工会工作重点对象，集中力量为农民工办好十件实事，在推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就业培训和子女入学等突出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赢得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职工的充分肯定。通过矿物质服务和积极维权，工会凝聚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组建工会也取得新突破：在世界各地都拒不组建工会的跨国商业巨头沃尔玛，目前在华总部和各个分店全部建立工会组织，这堪称中国工会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国际工会运动中产生很大影响。
三大背景催生新维权观
近年来，我国工会这些有目共睹的作为，其实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指导下进行的。李滨生认为，中国工会新维权观的诞生有三大时代背景。
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广大职工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必须维护，实现，发展他们的利益，保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这就迫切需要工会组织，关注职工切身利益，构建和谐社会，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成分逐渐走向多元化，职工劳动关系日益复杂，而新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成熟，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现象突出。职工劳动，收入，社保等纠纷增多。导致群体性事多有发生。工会维权工作面临前所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工会维权工作必须适应新要求，打开新思路。拿出新举措。使声音更响。力度更大。效果更好。
三是工会多年来维权工作的经验总结，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工会工作作过一系列论述。奠定了工会维权理论基础。近年来。工会组织按照发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围绕新形势下的职工权益维护开展过多次调研，进行大胆探索。不断拓展和创新工会维权的新途径。包括提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加大在非公，外商企业组建工会。吸收农民工入会。开展社会化维权。双向维权。城际维权联动等。这些成功经验和做法。为形成中国工会新维权观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主动、依法、科学”是新维权观的本质要求
人们注意到，工会维权观的表述被冠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定语。李滨生认为，由于“国情”、“会情”的不同，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在维权模式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维权对象不同。西方国家工会维权对象主要是会员。我国工会坚持以职工为本。强调两个维护，不仅维护会员与职工利益。也要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运利益关系。
二是维权内容不同，西方国家工会主要是维护会员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工资收入。我国工会除维护职工的劳动经济收益外，还维护民主政治权利和精神文化需求等。
三是维权方式不同。西方国家工会常常采取罢工等过激手段来解决维权问题。而我国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劳动关系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具有根本对抗性。我国工会以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为原则，强调通过协调，协商解决问题。不采取对抗等过激行为维权。
李滨生说,由此以坚持和谐发展。互利共赢为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特别强调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
,主动维权”，即要求工会主动介入，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出了问题再去解决。而是要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到有关法律政策的制订中去，加强源头维护。“依法维权”，则要是树立法制意识，依照法律规定来维护职工权益，并引导职工理性，合法的表述利益诉求，遵循法制轨道解决问题。科学维权就是把握好维权的“度”，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和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维权目标的制定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劳动和工资标准。用科学方法来维权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这一最新提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工会维权工作的新探索新经验，指明了中国工会维权的前进方向，是工会理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创新，必将对今年工会维权工作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李滨生总结说。
李滨生强调，当前做好维权工作，一定要坚持“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的维权格局，做到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他强调，“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是工会维权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展的根本保证。
李滨生解释说：当前一些职工权益得不到维护，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些是体制、政策的原因，有些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单单领先工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放在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中去考虑解决。因此，从根本上讲，工会维权要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配合、工会运作、职工参与，即把党政的主导性与发挥工会的主动性统一起来。
据了解，在这一维权观的指导下，当前我国工会正把围绕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建立建全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四大机制。作为工会维权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来着力推进。
谨防个人意志变为“组织决定”
近年来，“买官卖官”案件时有发生。剖析一桩桩“卖官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够成功“卖官”，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个人意志通过组织（人事）部门的动作，变为所谓的“组织决定”，从而在“组织决定”的掩盖下，顺利实现其“卖官”的目的。
中央分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拔作用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从近年来发生的“买官卖官”案件来看，一些地方提拔干部看似发行程序，貌似集体研究，而实质上提拔谁、安排在哪个位置上，一把手早已“胸有成竹”，事先已有“指示”，组织（人事）部门只不过是按照领导意图发行组织程序而已，其结果是程序上中规中矩，本质上体现个人意志。
纵观卖官者的所作所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将个人意志变为“组织决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大都是一把手，主政一方，大权在握，对选项人用人具有最终拍板权。还有一个不容光焕发忽视的因素是，一把手的用人权过大且缺乏统一而明确的规范和约束，可以一手遮天，翻去覆雨。在某些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即使对党委（党组）一把手的用人意见有不同看法，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言听计从，按一把手的意见办事。否则，不仅工作无法开展下去，组织（人事）部长的乌纱帽恐怕也戴不长。这也是卖官者能够将个人意志顺利变为“组织决定”的一个体制上的弊端。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须导致腐败，推动制约的权力同样必然导致腐败，推动制约的权力同样必然导致腐败。因此，要切实防止“程序其外，操纵其中”，就必须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干部作用条例所规定的原则、条件、程序选人用人。要坚持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民主推荐制度，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确定考察对象。同时，组织（人事）部门要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档案，如实记录拟任人选项的推荐提名、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的情况，为实施责任追究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要科学规范一把手的用人权。有关部门要在抓紧试点的基础上，忙对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的用人权作出统一而明确的规范和限制，从制度上约束一把手的用人权，从而有效根除一把手将个人意志变为“组织决定”的行为。
听证会须坚守民主科学底线
一方面，“听证会”日益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行政法制建设和实施科学决策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听证会”又在人们的议论中，面临一场众目所瞩的“公共信任危机”。时下，一些“听证会”的尴尬，实际上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解读，那就是缺失了“民主”与“科学”。
如今，谁也不会怀疑“听证会”所带来的进步。以价格听证为例，相对于长期以来政府主管部门在制定公共事业收费中司空见惯了的随意性，“听证会”上的“唇枪舌剑”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家做主的骄傲，也让广大百姓切实维护了自身权益。
然而，几乎与“听证会”相伴而来的许多非议，也令人们对“听证会”应有的民主科学实质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疑惑。虽然事情过去一年多了，但不少市民对当时长沙市物价部门主持的岳麓山门票价格“听证会”记忆犹新。在那次“听证会”上，与会代表众口一词赞成门票涨价几倍。而在会场外，媒体对此的民意调查结果却分明显示，高达93％的市民反对门票涨价。更有甚者，“逢听必涨”，搞得人们闻“听”就怕。有报道指出，“听证会不能沦为涨价的幌子”，更道出了个别“听证会”假民主、真独断的实质，深刻地揭示了某些“听证会”里面的“猫腻”。
一项致力体现群众意愿、实现科学决策的改革举措，为什么往往会背离初衷？试析缘由，人们不难发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举办的“听证会”上，常常是政府部门在“主持”并“主导”听证，而听证的真正主体却只“听”不“证”，“听证”的本意被有意地淡出了会场。这就使得旨在通过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信息交流，调解利益冲突的“听证会”，成了个别利益共同者把玩的“游戏”，成了好看不好用的“银样蜡枪头”。事实上，如果“听证会”能够免却权力的干扰，能够真正发扬民主，切实贴近民意，那么，“听证会”就一定能够为科学决策服务，听证的结果也会为百姓所信服和理解。
,以人为本”是中央提出的执政新理念。“听证会”就是要听取真正的“民声”，并且为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鼓与呼。因此，“听证会”的听证程序、听证机制以及“听证”形式的完善，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我们期望，“听证会”应当是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绝不能成为一块扭扭捏捏的“遮羞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