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一、近代中国社会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点
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是正确认识近代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正确制定革命路线和方针的基础。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列宁对中国社会的预见和论述，在对近代中国实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认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内部的矛盾，又有外部的矛盾；既有对立阶级的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就有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近百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社会前进。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本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沦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对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初步发展，中国由完全的封建社会变为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的半封建社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性质畸形的社会，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使中国实际上丧失了主权国和独立国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祸害和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也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着显著的优势。
第三，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顿大的作用；但它既受外国资本的严重排挤和打击，又受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抑和阻挠；同时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因而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四，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封建势力——无论是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还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都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人民，是近代中国最反动的势力。
第五，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政策，又由于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广泛存在，造成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上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制约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
2．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侮过中国；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总是以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因此，中国要在世界的东方屹立起来，中国人民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不能相互代替，而是彼此联系、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从而改变买办的和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打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又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只有国家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毛泽东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实现现代化，对于巩固国家政权、振兴民族经济、维护尊严和主权是至关重要的。
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有很多论述。1848年，恩格斯在评论德国等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达到满足。1915年，列宁在批驳考茨基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时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按照列宁的分析，这种“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实现共产主义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显然，党的一大没有认清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必须确定现阶段革命的任务和相应的斗争策略。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指南。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二大分清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仍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合作，以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将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由于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革命胜利后先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三大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国民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1925年1月党的四大突出的历史功绩是，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也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由于受彭述之等“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观点的影响，中共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的提出过程，体现了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特点。在中共四大前后，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刘少奇、彭湃、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等，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论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共四大的不足。特别是毛泽东在这期间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做出了特殊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并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显然，这种“左”倾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可能的分化，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彻底解决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娴熟地处理了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对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地理论思考和科学总结，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完善和深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经验，相继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完整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才能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才能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才能确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才能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现代工业，实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体现了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从而使我们党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但由于各个时期革命形势和主要斗争对象的不同，决定反对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阻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
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所豢养，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相结合。尤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逐步形成的官僚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成为买办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之一。毛泽东指出：“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中所说的“人民大众”，主要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阶级包括富农、中农和贫农，三者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占农村人口的5甲c，他们有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带有半封建性，但一般自己也参加劳动。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要把富农和地主阶级有所区别，不能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一般不剥削别人，经济上能自给自足，政治上没有权力，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70％，贫农没有土地或有很少土地，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似之处，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和阶层，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立场、生活条件看，多数可以归人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身受三重压迫，有很大的革命性，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富于政治敏感性，在革命中往往是最先觉悟的部分，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知识分子身上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倾向，则必须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加以克服。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但在某一特定时期，又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因此，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政策。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较少，但是它除了具有国际工人阶级的一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外，还有特殊的优点：第一，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因而最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并相对集中在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型企业中，易于形成统一和强大的力量；第三，与广大农民具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天然的联盟，比较容易得到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支持；第四，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总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6．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范围，但又有着严格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特点：一是革命领导权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只是追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时代条件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三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四是革命目标与革命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要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7．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只有完成前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搞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两个革命的界限，就会犯“左”倾错误；割裂两个革命之间的衔接，中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二次革命论”，就会犯右倾错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紧密衔接的两个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两者不是相同比例的，其中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总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三、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这一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相应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依据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对创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1)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提出
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国民革命时期，邓中夏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取得政权，政权无产阶级不去夺取，资产阶级就会去夺取。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个革命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没有发展前途；可以由劳动平民来组织新的国家。毛泽东在比较了中外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后，提出中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一个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由于国民革命的失败，毛泽东等设想的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当时没有得以实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这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工农民主政权。1935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华北事变后的形势，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即将“工农共和国”口号先后改为“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以吸收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所谓“三三制”，是指在政权组成人员上，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既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和一切赞成抗日民主的人士，孤立了顽固派，有利于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好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推广到全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政体)，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由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根据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形势，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的思想。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完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2)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政治纲领一般包括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即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国体实质上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即一定的社会阶级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去反对敌人以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国体和政体必须相适应，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公式“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其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则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力量，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内。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由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决定的。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其依据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虽然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过渡形式，将来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但目前这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与欧美式的“三权分立”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国家标榜民主政治，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内阁制”或“总统制”，以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为基本形式。实际上，这些党派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哪个政党上台，均代表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某些阶层的利益，都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而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代表由有选举权的全体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是全体人民的真正代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与苏联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制度虽然都实行民主集中制，但也有不同之处。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它的苏维埃政权中不包括资产阶级在内。中国的无产阶级首先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建立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平等合作，带有统一战线的特点。
2．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是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碎敌人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权。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解决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先后提出过“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等救国方案，并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斗争，但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人民革命战争实践中，不仅找到了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积累了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政权的丰富经验，创造了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特征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解决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
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纲领，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分两步走的，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接着就要不停顿地走第二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不能满足于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和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而是要以此作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进而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纲领，也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任务。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阐明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第二，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指出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作用，但不应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第三，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及民主与专政的相互关系，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只有对敌人实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民主；只有发扬人民民主，才能对敌人实行有力的专政。第四，阐明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同时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总之，《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要实行的经济纲领概括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1)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土地问题。因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不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掌握了70％～8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有20％～30％的土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农民，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逐步制定和完善了符合农村阶级关系和经济状况的土地政策和策略。分别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革命政策，变封建地主的土地为农民所有；二是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党在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对土地革命认识不足。国民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1928年中共六大明确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的阶级路线，调整了侵犯富农的策略，但土地所有权等问题尚未解决。、1931年前后，基本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进行土地改革势在必行。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同年12月，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强调必须注意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完整地概括了党的土地革命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新中国建立伊始，面对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经济极其困难的局面，党和政府在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土地制度的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土改的新政策。对待富农，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完成和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也调整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工农联盟得以巩固，推动了农村人民政权建设；为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发展农业合作经济，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广大农村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基层政权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农村初步确立。
(2)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形成，抗战时期达到顶峰，聚集了价值200亿美元的巨资，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它同外国垄断资本、本国地主经济相结合，成为买办、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不仅压迫工人和农民，而且压迫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2／3，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并垄断全国的金融业。毛泽东指出：“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双重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完成没收官僚资本的革命任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没收占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使新民主主义国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其次，无产阶级可以利用由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经济力量，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
(3)保护民族工商业
民族工商业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那部分企业。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出过偏差，走过弯路。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其次，是由民族资本的特点决定的。民族资本占现代工业的20％，大多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保护和发展它们，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均有意义。再次，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表现决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民主革命，是团结与争取的对象。最后，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需要。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团结全国的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予保护。”“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必须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操纵国计民生，中国更不可能由此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针对当时党内和一些地区违反党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
三大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经济方略，它的实行使中国逐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形成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主要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它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要物质基础，代表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国营经济必将得到全面发展。
合作社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包括生产、消费和信用方面的合作，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力，帮助小生产者养成互助劳动、集体主义的习惯和思想，给将来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创造条件。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资本家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私营经济，主要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保护的民族工商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又有不利于社会主义、剥削工人的消极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它的政策是利用和限制。要允许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同时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给予限制。认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和把私人资本限制得太死，都是错误的。
个体经济是指分散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的90％以上。个体经济有它的落后性，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必须保存。因为，一方面个体经济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另一方面随时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必须积极地引导个体经济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国家经济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其前途是很快地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
在七届二中全会后，党制定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简称“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四面八方”政策是处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系的准则。它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所形成的社会现实，有利于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因而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与政策。
4．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必然产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必须有这种文化为之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从五四运动以后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涵，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领导，即是指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这种领导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一，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虽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作用，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文化已经腐朽，抵挡不住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复古主义反动同盟的联合进攻，宣告退却了。第二，“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种文化生力军，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并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已经渗透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还应该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一，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这种文化带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本民族的历史、环境、语言、心理、风俗、习惯相适应。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引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这种文化决不排斥外国的进步文化，而是注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更不能搞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第二，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真理，强调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是一种“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把握科学真理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在方法上要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既不菲薄历史、割断历史，也不颂古非今。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抛弃，而要尊重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认真清理一切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与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划清界限。在文化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与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同反动的唯心论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赞同唯心论和宗教教义。
第三，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而也是民主的文化。它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主张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因此，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必须首先解决好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入实际，深人生活，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与要求，引导民众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力求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改革文字，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因为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大众化和民主化的目标，使之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化，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供了行动准则和基本模式，将引导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5．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党内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的领导人，不是混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区别，就是割裂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联系，给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科学阐明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毛泽东还指出，特别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一次强调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指出，党的将来纲领即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一切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为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的目标而奋斗，为新民主主义纲领和路线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
一、近代中国社会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点
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是正确认识近代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正确制定革命路线和方针的基础。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列宁对中国社会的预见和论述，在对近代中国实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认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内部的矛盾，又有外部的矛盾；既有对立阶级的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就有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是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近百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社会前进。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本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沦为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时对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结构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初步发展，中国由完全的封建社会变为有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的半封建社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性质畸形的社会，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使中国实际上丧失了主权国和独立国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祸害和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也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着显著的优势。
第三，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顿大的作用；但它既受外国资本的严重排挤和打击，又受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抑和阻挠；同时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因而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四，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封建势力——无论是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还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都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人民，是近代中国最反动的势力。
第五，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政策，又由于地方性农业经济的广泛存在，造成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上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制约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
2．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自鸦片战争以来，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侮过中国；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总是以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因此，中国要在世界的东方屹立起来，中国人民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不能相互代替，而是彼此联系、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从而改变买办的和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打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使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又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只有国家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毛泽东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实现现代化，对于巩固国家政权、振兴民族经济、维护尊严和主权是至关重要的。
3．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有很多论述。1848年，恩格斯在评论德国等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达到满足。1915年，列宁在批驳考茨基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制造出一个革命，实行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时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按照列宁的分析，这种“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实现共产主义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显然，党的一大没有认清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必须确定现阶段革命的任务和相应的斗争策略。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此提供了重要指南。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二大分清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仍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合作，以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将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由于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革命胜利后先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三大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国民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1925年1月党的四大突出的历史功绩是，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也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由于受彭述之等“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观点的影响，中共四大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的提出过程，体现了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特点。在中共四大前后，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刘少奇、彭湃、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等，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论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共四大的不足。特别是毛泽东在这期间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做出了特殊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并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显然，这种“左”倾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可能的分化，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彻底解决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娴熟地处理了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对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地理论思考和科学总结，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完善和深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经验，相继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完整概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才能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才能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才能确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才能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现代工业，实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体现了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从而使我们党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始终，但由于各个时期革命形势和主要斗争对象的不同，决定反对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同的。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阻碍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
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所豢养，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相结合。尤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逐步形成的官僚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成为买办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之一。毛泽东指出：“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中所说的“人民大众”，主要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阶级包括富农、中农和贫农，三者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占农村人口的5甲c，他们有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带有半封建性，但一般自己也参加劳动。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要把富农和地主阶级有所区别，不能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一般不剥削别人，经济上能自给自足，政治上没有权力，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的70％，贫农没有土地或有很少土地，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似之处，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和阶层，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立场、生活条件看，多数可以归人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身受三重压迫，有很大的革命性，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富于政治敏感性，在革命中往往是最先觉悟的部分，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知识分子身上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倾向，则必须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加以克服。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但在某一特定时期，又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因此，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政策。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领导权问题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决定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较少，但是它除了具有国际工人阶级的一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之外，还有特殊的优点：第一，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因而最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并相对集中在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型企业中，易于形成统一和强大的力量；第三，与广大农民具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天然的联盟，比较容易得到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支持；第四，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总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有远见、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6．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性质上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范围，但又有着严格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特点：一是革命领导权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只是追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时代条件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三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四是革命目标与革命前途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要在中国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7．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只有完成前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搞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两个革命的界限，就会犯“左”倾错误；割裂两个革命之间的衔接，中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所谓“二次革命论”，就会犯右倾错误。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紧密衔接的两个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两者不是相同比例的，其中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而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总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三、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这一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相应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依据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对创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1)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提出
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国民革命时期，邓中夏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取得政权，政权无产阶级不去夺取，资产阶级就会去夺取。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个革命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现在已经是帝国主义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没有发展前途；可以由劳动平民来组织新的国家。毛泽东在比较了中外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后，提出中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一个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由于国民革命的失败，毛泽东等设想的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当时没有得以实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这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工农民主政权。1935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华北事变后的形势，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即将“工农共和国”口号先后改为“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以吸收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所谓“三三制”，是指在政权组成人员上，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既保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团结了广大的中间力量和一切赞成抗日民主的人士，孤立了顽固派，有利于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好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推广到全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政体)，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由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根据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形势，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的思想。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完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2)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政治纲领一般包括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即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国体实质上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即一定的社会阶级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去反对敌人以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国体和政体必须相适应，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公式“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其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则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力量，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内。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由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决定的。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其依据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虽然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过渡形式，将来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但目前这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与欧美式的“三权分立”有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国家标榜民主政治，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内阁制”或“总统制”，以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为基本形式。实际上，这些党派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哪个政党上台，均代表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某些阶层的利益，都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而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代表由有选举权的全体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是全体人民的真正代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与苏联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制度虽然都实行民主集中制，但也有不同之处。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它的苏维埃政权中不包括资产阶级在内。中国的无产阶级首先要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建立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平等合作，带有统一战线的特点。
2．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是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碎敌人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权。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解决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先后提出过“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国”等救国方案，并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斗争，但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人民革命战争实践中，不仅找到了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积累了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政权的丰富经验，创造了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特征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解决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
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纲领，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分两步走的，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接着就要不停顿地走第二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不能满足于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和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而是要以此作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进而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纲领，也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任务。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主要内容是：第一，阐明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第二，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内部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指出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作用，但不应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第三，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及民主与专政的相互关系，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只有对敌人实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民主；只有发扬人民民主，才能对敌人实行有力的专政。第四，阐明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同时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总之，《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要实行的经济纲领概括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1)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土地问题。因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不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掌握了70％～8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有20％～30％的土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农民，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逐步制定和完善了符合农村阶级关系和经济状况的土地政策和策略。分别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革命政策，变封建地主的土地为农民所有；二是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党在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对土地革命认识不足。国民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1928年中共六大明确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的阶级路线，调整了侵犯富农的策略，但土地所有权等问题尚未解决。、1931年前后，基本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进行土地改革势在必行。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政策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同年12月，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强调必须注意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完整地概括了党的土地革命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新中国建立伊始，面对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经济极其困难的局面，党和政府在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土地制度的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土改的新政策。对待富农，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完成和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也调整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工农联盟得以巩固，推动了农村人民政权建设；为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发展农业合作经济，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广大农村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基层政权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农村初步确立。
(2)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形成，抗战时期达到顶峰，聚集了价值200亿美元的巨资，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它同外国垄断资本、本国地主经济相结合，成为买办、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不仅压迫工人和农民，而且压迫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的2／3，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并垄断全国的金融业。毛泽东指出：“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双重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没收官僚资本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完成没收官僚资本的革命任务，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没收占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使新民主主义国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其次，无产阶级可以利用由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经济力量，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
(3)保护民族工商业
民族工商业是民族资本家经营的那部分企业。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出过偏差，走过弯路。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其次，是由民族资本的特点决定的。民族资本占现代工业的20％，大多数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保护和发展它们，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均有意义。再次，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表现决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民主革命，是团结与争取的对象。最后，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需要。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团结全国的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予保护。”“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必须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操纵国计民生，中国更不可能由此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针对当时党内和一些地区违反党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
三大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经济方略，它的实行使中国逐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形成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主要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它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也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主要物质基础，代表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国营经济必将得到全面发展。
合作社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包括生产、消费和信用方面的合作，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力，帮助小生产者养成互助劳动、集体主义的习惯和思想，给将来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创造条件。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资本家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私营经济，主要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保护的民族工商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又有不利于社会主义、剥削工人的消极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对它的政策是利用和限制。要允许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同时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给予限制。认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和把私人资本限制得太死，都是错误的。
个体经济是指分散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的90％以上。个体经济有它的落后性，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必须保存。因为，一方面个体经济可以接受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另一方面随时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必须积极地引导个体经济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国家经济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其前途是很快地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
在七届二中全会后，党制定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简称“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四面八方”政策是处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系的准则。它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所形成的社会现实，有利于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因而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与政策。
4．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必然产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必须有这种文化为之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从五四运动以后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涵，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领导，即是指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这种领导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一，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虽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作用，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文化已经腐朽，抵挡不住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复古主义反动同盟的联合进攻，宣告退却了。第二，“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种文化生力军，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并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已经渗透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还应该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一，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这种文化带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本民族的历史、环境、语言、心理、风俗、习惯相适应。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引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这种文化决不排斥外国的进步文化，而是注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更不能搞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共产党人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第二，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真理，强调理论和实践相一致；是一种“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把握科学真理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在方法上要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既不菲薄历史、割断历史，也不颂古非今。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抛弃，而要尊重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认真清理一切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与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划清界限。在文化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与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同反动的唯心论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赞同唯心论和宗教教义。
第三，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而也是民主的文化。它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主张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因此，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必须首先解决好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入实际，深人生活，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与要求，引导民众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力求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改革文字，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因为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大众化和民主化的目标，使之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化，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供了行动准则和基本模式，将引导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5．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党内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的领导人，不是混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区别，就是割裂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联系，给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科学阐明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毛泽东还指出，特别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一次强调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指出，党的将来纲领即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一切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为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的目标而奋斗，为新民主主义纲领和路线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