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成果
一、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又率领全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种因素，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模式，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模式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苏联模式也是如此。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建设中比例失调的问题突现出来。
毛泽东及时觉察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1955年底，他在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最后一天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讨论回应赫鲁晓夫报告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借鉴，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还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把国内外，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成为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取得的积极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但是，1957年以后，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些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仅在当时指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这些错误的东西，由于它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此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这两种发展趋向，又往往交替出现在全党的探索过程中，甚至出现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识变化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中。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纠正已经察觉的“左”的错误过程中，还是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观点。例如，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以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观点；刘少奇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以及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的观点；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以及加强执政党建设，执政党要接受党内外监督等观点；朱德提出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提出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
2．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
这里主要是指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就是说，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对当时和今后一个时期国情的判断、对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基本是正确的。这是中共八大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3．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这一重要思想和基本方针，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的。他在这篇重要讲话一开始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接着分析了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他说，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并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基本方针，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遵循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基本方针。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明了地回答。后人还往往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列宁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是，列宁由于经历的社会主义实践时间太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没有来得及展开论述，没有能够进一步阐述这些矛盾将是什么样的矛盾，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又是怎样，以及怎样解决这些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在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和谐的统一体，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直到1952年斯大林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毛泽东在考察苏联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命题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学说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在矛盾的性质、矛盾运动的特点、解决矛盾的途径、方式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矛盾双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些不相适应而相矛盾的方面，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它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存在状态、性质、解决途径等的深刻论述，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努力探寻正确、有效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2．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其要点是：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社会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是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近代中国实际出发，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长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同盟军来团结、争取。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具有对抗性的；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终于将这一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通过和平赎买顺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根本不同。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诸如，在经济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在论述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就是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目的，或者说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十分紧迫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
1．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做了有益的探索。毛泽东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确区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他又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根据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的实际状况的考察，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上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也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来源。
2．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
毛泽东在194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2年底，毛泽东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此后，随着“现代化”这个词汇的普遍使用，中国共产党也用“社会主义现代化”替代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新中国的发展目标。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现代化”来规定我们的奋斗目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终于形成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周恩来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5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
1．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会后第十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以“进京赶考”的心态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又反复强调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主要是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掌握，使党的干部容易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第二，执政党必须接受党内外的监督。1957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他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他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他坚信，只要不脱离群众和接受监督，虚心学习和不断地工作，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第三，必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第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第五，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2．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55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这是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际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新的理论概括。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方向；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顺利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水平，防止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五、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探索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者。虽然最终未能在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功，但他在探索中取得的初步成果，对后来者，却具有基础性、铺垫性的作用，从内容上、理论品格上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这些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建设目标，因而自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妥当。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分阶段的思想，同样给邓小平以启示。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
第二，毛泽东探索的成果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的成果，从认识论上说，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这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无论是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还是他提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事实上都集中体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一思想路线，从而为改革开放、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过程中所表现的敢于创新的精神和理论品格，对邓小平的成功探索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毛泽东非常强调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学，但是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目的，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探索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也体现了他敢于创新的理论品格。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敢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多次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探索是一种开拓，总会有成功和失误。尤其是面对全新的事业，面对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失误未必是坏事。正是由于有前人探索失误留下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后人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才会把事情做得更好，才可能走向成功。由于种种原因，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探索中出现失误，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最终导致十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相应的错误理论的发生。毛泽东在一些问题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为后来者在同一问题上的成功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做好。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科学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一、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又率领全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种因素，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模式，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模式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苏联模式也是如此。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管理体制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建设中比例失调的问题突现出来。
毛泽东及时觉察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1955年底，他在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最后一天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讨论回应赫鲁晓夫报告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借鉴，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还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把国内外，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成为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取得的积极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但是，1957年以后，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一系列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些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仅在当时指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这些错误的东西，由于它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此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这两种发展趋向，又往往交替出现在全党的探索过程中，甚至出现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识变化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中。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纠正已经察觉的“左”的错误过程中，还是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观点。例如，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以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观点；刘少奇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以及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反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的观点；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以及加强执政党建设，执政党要接受党内外监督等观点；朱德提出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提出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
2．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
这里主要是指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基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使我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面貌。在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就是说，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状况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对当时和今后一个时期国情的判断、对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基本是正确的。这是中共八大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3．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这一重要思想和基本方针，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的。他在这篇重要讲话一开始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接着分析了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他说，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并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基本方针，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遵循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基本方针。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明了地回答。后人还往往把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列宁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是，列宁由于经历的社会主义实践时间太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没有来得及展开论述，没有能够进一步阐述这些矛盾将是什么样的矛盾，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又是怎样，以及怎样解决这些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在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和谐的统一体，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直到1952年斯大林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毛泽东在考察苏联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命题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学说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在矛盾的性质、矛盾运动的特点、解决矛盾的途径、方式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矛盾双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矛盾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些不相适应而相矛盾的方面，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它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存在状态、性质、解决途径等的深刻论述，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引导人们在实践中努力探寻正确、有效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2．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其要点是：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社会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是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近代中国实际出发，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长期地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同盟军来团结、争取。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具有对抗性的；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终于将这一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通过和平赎买顺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根本不同。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诸如，在经济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在论述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就是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目的，或者说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十分紧迫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
1．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中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做了有益的探索。毛泽东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确区分。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他又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根据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的实际状况的考察，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上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也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来源。
2．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
毛泽东在194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2年底，毛泽东在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此后，随着“现代化”这个词汇的普遍使用，中国共产党也用“社会主义现代化”替代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新中国的发展目标。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现代化”来规定我们的奋斗目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终于形成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周恩来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5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
1．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要求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会后第十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以“进京赶考”的心态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又反复强调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第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主要是地位的变化和权力的掌握，使党的干部容易滋长各种不正之风，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第二，执政党必须接受党内外的监督。1957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他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他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他坚信，只要不脱离群众和接受监督，虚心学习和不断地工作，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第三，必须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第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第五，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2．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955年9月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这是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际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新的理论概括。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方向；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经济建设和其他工作顺利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水平，防止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五、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探索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早的探索者和开拓者。虽然最终未能在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功，但他在探索中取得的初步成果，对后来者，却具有基础性、铺垫性的作用，从内容上、理论品格上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这些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建设目标，因而自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妥当。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分阶段的思想，同样给邓小平以启示。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
第二，毛泽东探索的成果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的成果，从认识论上说，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这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无论是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还是他提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等，事实上都集中体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一思想路线，从而为改革开放、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若干重大理论过程中所表现的敢于创新的精神和理论品格，对邓小平的成功探索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毛泽东非常强调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学，但是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目的，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实际上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探索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也体现了他敢于创新的理论品格。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敢于创新的理论品格，多次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探索是一种开拓，总会有成功和失误。尤其是面对全新的事业，面对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在探索中出现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失误未必是坏事。正是由于有前人探索失误留下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后人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才会把事情做得更好，才可能走向成功。由于种种原因，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探索中出现失误，特别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最终导致十年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相应的错误理论的发生。毛泽东在一些问题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为后来者在同一问题上的成功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正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做好。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存在着一种连续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科学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