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5年底，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地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的冒进情绪和行为。对此，周恩来、刘少奇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和反对冒进，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越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1956年5月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中共八大把它确定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强调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这一方针的执行虽然经历了曲折反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果和经验。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2．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方面的五种关系，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在处理这方面关系问题上没有犯大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同时他强调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一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更多更快些。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凋，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毛泽东从农业关系到几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到1962年，中央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思想。
3．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5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作了探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政策思想，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这些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久，他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国家的计划生产为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市场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此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1956年底都谈到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可以允许一部分私营经济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子恢等提出合作社可以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可以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些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以不同方式表示肯定，予以支持。邓小平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当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让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刘伯承常说的四川民谚“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这个道理。他反复强调，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要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这是一个大政策，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
第二，关于管理体制改革。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中共八大后，在周恩来、陈云的主持下，完成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的起草任务。其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毛泽东肯定了鞍山钢铁公司“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
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写入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为以后历次宪法所肯定和完善。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民主共和政体，也有别于苏联实行的苏维埃制度。
2．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其要点是：第一，这一方针的基本内涵。所谓“长期共存”是指，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都可以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同存在；所谓“互相监督”是指，各党派之间互相监督，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第二，实行这一方针的基本依据。毛泽东指出，这个方针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方面，我国的民主党派与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历史上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它们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共产党应该继续同各民主党派合作，长期共存。另一方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包括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对共产党更有益。民主党派能够对共产党提供单靠共产党自己的党员所不能提供的监督。
3．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国家管理的结构形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国内各民族人民都能够积极地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让各民族人民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自己当家作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以达到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目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4．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这个方针作了详尽的阐述。第一，这个方针也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第二，这个方针的具体涵义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实行这个方针，不仅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地位。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这就是：(1)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4)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5)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6)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两条，即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
5．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立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1月，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单列一章阐述知识分子问题，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进步，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尊重他们的劳动，制定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时，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三、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1．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一次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从此以后，建设现代化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加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精简整编，建立各军种和兵种，颁布并实施有关制度、条例，创办军事院校，建立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体系，研制先进武器、尖端武器，等等。
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同时，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正常进行。
2．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955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指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7年4月，毛泽东公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和台湾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意愿。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为国防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又建议国共两党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准备。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关于对台工作的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方针。“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当局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相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但是，这些主张在当时未能实现。
3．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的支援。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任务，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问题的具体纲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1953年12月，周恩来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并发展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5年底，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地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的冒进情绪和行为。对此，周恩来、刘少奇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和反对冒进，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越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1956年5月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中共八大把它确定为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强调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这一方针的执行虽然经历了曲折反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果和经验。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2．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方面的五种关系，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在处理这方面关系问题上没有犯大原则性的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同时他强调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加重一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更多更快些。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凋，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毛泽东从农业关系到几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到1962年，中央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思想。
3．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5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作了探索，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政策思想，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这些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共产风”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不能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久，他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陈云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重要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国家的计划生产为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市场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此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1956年底都谈到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可以允许一部分私营经济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子恢等提出合作社可以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可以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一些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以不同方式表示肯定，予以支持。邓小平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当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让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刘伯承常说的四川民谚“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这个道理。他反复强调，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要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这是一个大政策，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
第二，关于管理体制改革。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中共八大后，在周恩来、陈云的主持下，完成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的起草任务。其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毛泽东肯定了鞍山钢铁公司“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
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写入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为以后历次宪法所肯定和完善。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民主共和政体，也有别于苏联实行的苏维埃制度。
2．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其要点是：第一，这一方针的基本内涵。所谓“长期共存”是指，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都可以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同存在；所谓“互相监督”是指，各党派之间互相监督，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第二，实行这一方针的基本依据。毛泽东指出，这个方针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一方面，我国的民主党派与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历史上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它们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共产党应该继续同各民主党派合作，长期共存。另一方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包括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对共产党更有益。民主党派能够对共产党提供单靠共产党自己的党员所不能提供的监督。
3．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国家管理的结构形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国内各民族人民都能够积极地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让各民族人民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自己当家作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以达到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目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4．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这个方针作了详尽的阐述。第一，这个方针也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第二，这个方针的具体涵义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实行这个方针，不仅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地位。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这就是：(1)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4)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5)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6)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两条，即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
5．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立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1月，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单列一章阐述知识分子问题，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进步，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发挥知识分子的才能，尊重他们的劳动，制定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同时，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三、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1．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
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一次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从此以后，建设现代化国防，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加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始终是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精简整编，建立各军种和兵种，颁布并实施有关制度、条例，创办军事院校，建立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体系，研制先进武器、尖端武器，等等。
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此，毛泽东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同时，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正常进行。
2．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955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指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1957年4月，毛泽东公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和台湾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意愿。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为国防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又建议国共两党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准备。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关于对台工作的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这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方针。“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当局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相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但是，这些主张在当时未能实现。
3．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的支援。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任务，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问题的具体纲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1953年12月，周恩来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并发展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