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08年第1期
半月谈2008年第1期目录编读往来新年致读者本刊消息本刊推出“我与改革开放30年”征文活动半月评论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本刊特稿水乡旱情的背后
专题报道中国农村合作组织迎来发展的春天更多、更新、更强———农村合作组织在成长四大成长“烦恼”待破解
高举旗帜 科学发展回乡创业引领民工潮悄然转向自主创新托起京津高铁小小玉米芯趟出节能减排新路子金沙江畔新移民
政治观察
2008部委新举措（下）
前瞻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百姓关注四部法
经济纵横中国“智造”时代正在到来外资银行试点“上山下乡”
江河湖泊行黄河源头打响生态保卫战
科教国家资助政策阳光普照贫困生
走进高效农业种蘑菇致富一方人
奥运连着你我他奥运小知识
身边楷模喝的是苦水，绽放的是美丽
军事天地从军情较量看美俄新战略
文化
“南海Ⅰ号”见证水下考古新跨越
半月说法说说部分企业突击“辞工”现象
百事咨询糖在养猪中的妙用
读者之页请人代收代送邮件要谨慎
谈天说地家电下乡要迈好“三道坎”
谨防政府采购蜕变为“红包采购”
校园话题我说责任感
国际时事喜看中日关系“迎春之旅”
谁杀害了贝·布托聚焦印度导弹防御系统欧洲新三剑客“亲美”的背后伊核问题新观察独具魅力的加蓬面具
小测验国内外半月大事半月评论2008年第1期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200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研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安排部署200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显然，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基本方向，当务之急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关键之举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根本之策是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立足当前，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是突出亮点；长远来看，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始终是“三农”工作主调。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过去几年成为农业发展最好、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实惠最多、干群心气最顺的时期之一。但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滞后，农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效益偏低，农民与市民相比收入偏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一段时期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持续出现结构性上涨。为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必须稳定农产品生产，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农产品市场，进而稳定人心、稳定社会。中央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强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表明中央切实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农业自身发展来看，现代农业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必须强化基础建设，发展现代化装备的生态农业；现代农业是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必须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成为高效农业；现代农业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必须保障13亿以上人口的粮食安全，并成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途径。我国农业面临资源约束越来越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越来越大、科研应用推广越来越难、基础设施任务越来越重等制约因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农民增收形势看，城乡收入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3年增加的收入还没有城市居民1年增加的收入多。由于水电等资源能源价格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不断涨价，增收效果仍不十分明显。显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农业增产增收。
目前，农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隐忧，基础脆弱是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保持农业农村发展势头，促进农民增收，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弦要始终紧绷。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促进农业生产不停滞不滑坡，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不脱销不断档，努力实现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不大涨不大落，积极争取农民增收势头不回落不放缓，务必做到新农村建设不松懈不走样。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内涵丰富，涉及面广：
———大幅度增加农业农村投入。中央决定抓住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机，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投入。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幅度”三个字，这就表明增长幅度将大大高于往年，甚至是成倍增长。此外，中央还提出“三个调整”，即调整耕地占用税使用方向，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使用范围，确定部分资金用于乡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调整涉农项目配套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逐步减少或取消县及县以下配套。这也表明中央试图从多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不仅加大投入的范围和力度，而且改进投入的方式和途径。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突出强调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农业生产条件。其要求是“四个狠抓”，即狠抓农田水利建设，狠抓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狠抓农业机械化发展，狠抓生态保护和建设。不仅指明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抓什么，而且指出了应该怎么抓。中央强调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具体措施是“五个加大力度”，即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施力度，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持力度，加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力度，加大国家扶贫开发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讲明了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方向，又讲明了投入的要求。
———完善新农村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配套政策。中央继续强调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人才支撑，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等；特别强调切实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工作安排、财力分配和干部配备等方面体现重中之重的要求。
编者按：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确定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可以说非常及时。在人们的记忆中，湖南、江西是“水资源大省”。湖南境内，洞庭湖吞吐长江，接纳湘、资、沅、澧四水；江西境内，鄱阳湖名扬天下，赣江等五大水系浩浩汤汤。每到汛期，有时湖南、江西几天的降雨量就能抵得上北方地区全年的降雨量。然而，近年来“水乡泽国”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旱情。持续干旱，不仅对农业生产和居民饮用水带来威胁，也带来河流枯水、航运中断等一系列问题。痛定当思痛！为此，本刊记者深入湘、赣、川、渝，就农田水利设施现状进行了调研，发现除了气候因素外，水乡大旱的背后存在着诸如水利设施欠账过多等一系列问题，记者的见闻发人深省。
水乡旱情的背后本刊记者 谭剑 杨三军 程正军 郭远明
目睹“水乡泽国”之大旱
2007年12月上旬，记者在湘江长沙段看到，很多地方河床浅露，往日百舸争流的壮阔场面已然不再。由于江河流量严重偏少，水体的自净能力下降，水体污染加重。
一些缺少水源的农村饮水发生了困难。湖南邵阳县黄荆乡长乡村的村民们定量分配井水，3天分一次，每户分一担，但随着旱情的持续，就连这口“救命井”也干枯了，村民们只好到1公里外的地方寻找生活水源。
持续的干旱也危及不少湘江沿线城市的用水。北顶长江、毗邻洞庭湖的华容县，境内有通长江的8条水源，但由于水量锐减，华容县有20多万人饮水出现困难。
不仅湘中、湘南干旱显露，有“水窝子”之称的洞庭湖区干旱迹象也日益明显。南县中鱼口镇石码头村地处洞庭湖洼地，是整个湖区地势最低的地方之一，就连这个“水窝子”也在连年抗旱。村党支部书记颜正辉说，过去石码头村是淹怕了，这几年却年年旱。如今村里家家户户都买了柴油机，随时准备抽水抗旱。据2007年12月上旬的统计，湖南全省31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旱，农作物受旱面积600多万亩，因旱造成8万多人、4万多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1500多座水库、15万处池塘干枯。
遭受旱灾袭击的还有江西。江西继2007年七八月份发生全省性大旱之后，9月份开始又出现秋冬连旱，多数地区连续60多天基本无雨，江河水位持续下降，导致江西部分城镇供水紧张，抗旱形势严峻。江西省水文局局长谭国良介绍，2007年9月以后，江西五大水系和鄱阳湖地区21个水文站出现低于历史最低记录的极枯水位。
江西都昌县狮山乡下杨咀村村民余俊昌告诉记者：“去年９月以来，这里就没有下过一场能把地面打湿的雨，而入冬以来更是滴雨未下。村里60多岁的老人家都讲，自出生就没有见过秋天和冬天这么旱。湖（鄱阳湖）里的水太低太远，水抽不过来。全村上千人靠喝4口井水和沉淀的池塘水过活。”严重的秋冬连旱已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都昌县计划冬种面积是56万亩，因干旱只播种了35万亩，如今这35万亩的油菜、小麦、蔬菜等全部遭受严重干旱。
水利基础设施“半死不活”
一面是干旱日益严峻，一面是杂草丛生的水沟、垮塌淤塞的渠道、年久失修的排灌机埠……穿行于干旱下的三湘大地，记者深切感受到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严重“透支”。
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于保障洞庭湖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非常关键。记者采访中见到，作为湖区农业“命脉”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普遍超期服役、带病运行，尽显疲态。以排涝设施为例，洞庭湖区共有排涝装机67万千瓦，其中已建成的大型排涝工程36处，但这些设施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备严重老化，多数泵站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
,‘龙王沟’水库的右干渠被滑坡冲垮好多年了，至今也没钱整修，只能看着水库里的水白白流走。今年春灌时，周边1000多亩地只有‘靠天吃饭’了。”隆冬时节，在四川渠县三板乡大雾村，70岁的老农陈思安叹着气说。大雾村地处川东北丘陵地区，在去年四川遭遇的特大旱灾中，这个村未能幸免。更为严重的是，2004年、2005年、2007年，渠县还遭遇了三次洪涝灾害，当地农业生产损失惨重。
渠县水利局副局长任蛟说，全县93座水库中，只有一座是中型水库，其余的都是小二型水库，这些水库大都修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计标准低、损毁老化严重，病险水库就有70座。全县82.6万亩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不足30万亩，其他就只能“靠天吃饭”。
渠县农机局副局长郑代明说，渠县地处丘陵地区，很多农田用水靠提灌，然而，提灌站运行情况很差，“老本”快吃不动了。全县现有提灌站约450座，能正常运行的不到150个。没有提灌站，遇上干旱年份，一方面眼看着江河水白白流淌，另一方面却无水可用。
留不住水，也是湖南、江西一些地方抗旱中最头疼和无奈的事。龙潭水库是江西乐安县城的供水来源，但几十年来只有一个简易的土坝在拦水。乐安县水利局局长王贵香告诉记者：“这个土坝只能拦蓄10万吨水，到了旱季，为县城供水都成问题，更不要说为周边农田提供水源。”
由于受到水利基础设施功能发挥极不正常的影响，湖南洞庭湖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受到制约。2007年4月至5月，洞庭湖区旱情并不算严重，却到处稻田缺水，棉田干裂，大量棉苗枯死。６月份连续几天降雨，又使得大多数棉田积水不能及时排出，棉苗大片死亡。
此外，许多地方的水利网络缺少“心脏”，抗灾减灾能力较低。丰都县是重庆市2006年特大旱灾中受灾较重的区县之一。丰都县水利局局长张承银说，丰都县各类水利工程有8809处，而中型水库只有1座，其余都是微小型水利设施。由于骨干水利工程太少，水利网络缺少“心脏”，水利设施抵御特大干旱的能力极其脆弱。2006年丰都县持续干旱70多天，17座小一型水库支持了近40天，而小二型水库、山坪塘、凼、池等微小型水利设施几乎没有支持能力，仅十几天就干涸了。重庆市水利局局长朱宪生说，重庆市有各类水利工程20.2万处，但大都是微小型水利设施，全市至今没有一座大型农业灌溉水库，仅有的52座中型水库中有一些是“有肠无肚”，全市还有837座病险水库急需整治。
水利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四大体制障碍亟待破除
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彭述明说，近10多年间，四川省级财政预算内资金每年用于水利设施建设的投资长期保持在1.5亿元左右，与财政收入增长失衡，加上通胀因素，实际是负增长。
在农业大县乐至，县水利局水利工程师谢祖国说，乐至是四川丘陵地区最旱的县之一，旱地占全县的75％，一个山头就是一个旱片死角，出路只能是建微水工程。然而，工程建设受资金不足的制约很大，以往每年只能解决两三个村，这两年省上加大了投入，每年也只能解决5个村，而全县共有606个行政村。从1999年开始搞集雨节灌工程建设，到2006年7年中一共才解决了21个村。资金安排谁先谁后，引发了不少矛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的旱涝交错灾害，暴露出当前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和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四大薄弱环节：
一是缺资金、缺人力。按照国家水利投资“分级负责，分级管理”政策，10万立方米以上、1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二型水库由乡镇一级负责投资和管护，100万立方米以上、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一型水库由县级负责投资和管护。而兴建一座小二型水库动辄耗资几百万元，这对于“饥饿型”的县级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另外，土地承包到户，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和取消“两工”（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后，用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村提留不复存在。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逐年增多，农民投工投劳急剧减少，导致农村水利建设陷入“一无资金二缺人力”的尴尬境地。
二是“重建轻管，重用轻护”。建工程国家有补助，管工程难筹钱，这一问题造成众多输水渠道跑、冒、滴、漏严重，许多塘堰淤积严重，蓄水池无人管而干涸损坏，工程年久失修，供水效率极差，形成了“风调雨顺忘了水利，一遇灾害才想到水利，特大灾害突击投入水利”的怪圈。
三是城乡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九龙管水，政出多门”弊端。农村水利设施管护市场化进程缓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解决水利设施长期缺乏管护问题，重庆市一些区县进行了以承包、租赁、拍卖等为主的经营权管理制度改革。但在推行过程中，因水库投资较大，且存在防汛安全责任，加之产出效益较低、回报周期较长，这项制度改革并不为投资者看好。
四是“重水电、轻水利”，在农村水利建设上“等、靠、要”现象突出。地方往往热衷于投资开发水电，因为经济效益显著；而在直接服务农业生产的水利建设上，等国家拿钱、靠外援支持、要财政补助的现象相当突出，缺乏适应水利发展需求的投入机制。
摆脱“靠天吃饭”困局，水利建设是关键所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别是2006年的大旱之年，四川干部群众深刻感受到有水之利、缺水之苦和无水之痛。农业灌溉方面，全省骨干工程灌区受旱面积不到总灌面的1/10，粮食生产保持稳中有升；而无水利工程的地区，受旱面积高达耕地总面积的72％，秋收粮食减产幅度高达35％~86％。
人畜饮水方面，在去年旱情最严重的时候，四川全省有近千万群众面临严重缺水困难，不少群众顶着烈日要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挑水背水。然而，老旱区仪陇县26万余名曾经饮水困难的群众，却从容度过这次特大旱灾，关键是靠历时两年建成的1.96万处“人饮解困工程”。
反思近年来抗灾减灾工作的经验教训，四川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加快水利发展、加大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力度的问题，并列出了一整套水利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规划。2007年前10个月，四川全省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不含小水电开发）共投入资金48亿元，其中财政资金31亿元，投资额度创历史最高水平。更可喜的是，四川以产权为核心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开始突破，截至目前，全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共改制37.5万处，占总数的60％。
水利建设与管理新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四川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各地“农民用水者协会”也逐渐成为小型水利建设与管理的主体，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管水热情。目前全省共组建以“农民用水者协会”为主的用水合作组织1367个，管理灌面达244.1万亩，涉及农业人口300余万人。?
朱宪生认为，包括重庆市在内的中西部地区水利事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加大投入，探索建立以国家投入为基础的多元化水利投入机制，让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的水利存量资产“活”起来。二是在加大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国家还应加大对小型、微型水利设施的投入力度。三是在目前国家及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应推广农村用水合作组织，走“自建、自有、自管、自用”的路子，以调动社会资金投入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四是应全面推进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编辑：孙爱东 颜彦）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迎来发展的春天
编者按：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要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把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
户组织起来，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小生产模式。培育并壮大各种类型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有助于改善农
民在生产、流通领域中的弱势地位，有助于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有助于农产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控制
。一句话，有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如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全国已有3000余万户农
民加入了15万个专业合作组织。组织起来有力量，合作组织吸引着科技、人才、金融、信息涌向农业；组
织起来有效益，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收入普遍比非成员农户高出20%以上。
中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快速成长。面对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压力，面对国内消费越来越高的对数量,
结构以及品质要求，农村合作组织需要更广阔的空间来长大，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扶持来变强。
更多、更新、更强
———农村合作组织在成长本刊记者 王汝堂 林嵬 董学清
目前，农村合作组织正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在越来越多农民组织起来的同时，农村合作组织本
身在进行着嬗变、创新，在聚合着各种生产要素茁壮成长。
被增收与发展“逼”出的选择长镜头之一：前两年，在山东省滕州市，马铃薯每公斤只卖0.25元，当地农民含泪将堆积如山的马铃
薯埋掉。而与此同时，马铃薯在南方超市里的售价是每公斤4元钱。
长镜头之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河南省内黄县代六村就成了尖椒种植专业村。然而，种植面积的
增大和产量的增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村支书代林生说：“尖椒越是丰收，商贩越是压价,
农民在价格上没有话语权。”
长镜头之三：在山东省寿光市文家街，当地有种植韭菜的传统，按传统种植方式，韭菜根部易发生虫
害。为防虫害，农民大量使用高毒农药，导致农药残留超标。“毒韭菜”被市场拒之门外。
产销对接错位、对市场化营销不熟、产品质量无保证，这是三地农民曾经的痛苦，也是家庭经营体制
下小农经济普遍遇到的“中国式难题”。这些曾经之痛，逼迫中国农民被迫思考这样的问题：农民怎样才
能增收？生产怎样才能发展？民间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当农民发现组织起来是条捷径时，展现在他们眼前
的是“无限风光”。
现在，滕州已成立统一的马铃薯协会，联合各乡、村马铃薯合作社发展生产，全县马铃薯种植由5万
亩扩展到50万亩，销售收入近10亿元，仅此一项全县农民平均增收900多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
，在滕州这个农业大县，几乎所有农村产业都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粮食协会、蔬菜协会、养猪协会等不
一而足。
滕州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是山东乃至全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已达到15万个，从2002年到2006年的短短4年间，加入合作组织的成员总数已达到3870多万，是
2002年的7.2倍，其中农户成员3480万，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比2002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合作组织迎来发展新机遇近年来，国家各项扶持政策送来缕缕春风，合作组织“名利双收”。2007年7月20日，河南荥阳市益
民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跟祥兴高采烈地从郑州市工商局局长赵中祥手中领到营业执照，成为河南省首
家拿到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张跟祥说：“这个执照我们已盼了多年。过去，我们空顶着‘合作社
’的名，没有法人资格，光能搞生产，经营是短腿。现在合作社不光有资格申请贷款，还能承担国家的建
设项目，发展的天地越来越广阔。”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这部法律不仅给数以万计的各种合作组织集体正了名,
还明确了国家对合作社的多项扶持政策。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已制定专门文件，明确对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在财政、税收、信贷、用地、用电、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资金5.15亿元，各省级财政2004年以来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已超过4.6亿元。
农村合作组织四大新特点事实上，近年来合作组织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成倍跃进，还体现在合作质量上的多方面跃
升。在新一轮合作热潮中，合作组织凸现一系列新特点：
———合作形式多样化。合作组织多数由农村种养大户、技术能人、经纪人等牵头兴办，基层农技服
务站、供销社以及农业企业也是兴办合作组织的重要力量。在合作机制上，不仅有劳动、技术、产品的联
合，还有资本的联合；在合作的领域上，覆盖了种植、养殖、水产、林果、园艺、农机、农产品加工、农
资经营等多个方面，涉及了大部分特色和优势农产品。
———服务区域扩大化。近年来，适应扩大生产规模和开拓市场的需要，合作组织之间的行业性联合
和区域性联合步伐加快。目前山东已发展联合社、联合会等专业联合组织4000多个，占全省合作组织总数
的近16%，并出现了山东省畜牧合作社联合社等全省性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合作层次高级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单一的生产资料购买、生产技术服务等合作,
向开展标准化生产、进行无公害基地认证、品牌包装等经营领域的合作拓展，把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
生产和经营环节统一起来。
———组织运行规范化。多数合作经济组织有比较规范的章程、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部分发展较好
的合作社将所得利润按社员交易量进行二次分配，有的建立了风险基金、公积公益金，用于风险防范和公
益事业。
生产环节：破解中国式技术难题农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模式，使中国农业生产遭遇了标准化难题，农药与化肥等有害物质残留超标
给农产品蒙上了阴影。一些专家认为，如果经营体制不创新，农业标准化生产将走入死胡同。不过，在许
多地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已破解了这道难题。
在寿光市文家街，为了加强管理，当地农民成立了韭菜协会，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改用低毒低残
留农药，推广豆饼和酵素菌肥。协会还编写了《韭菜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发放到每个会员手上。
但有些菜农仍不按协会规定办事，协会后来划分小组，5户会员一组，互相担保，1户不按标准生产,
其余4户受牵连产品也不准上市。这样，技术标准推广的难题被协会一举攻克。协会还引进了抗病虫力强
的良种独根红，推广透光覆膜，实行“强控早盖”技术，使韭菜品质不断提高。现在协会会员种出的新品
种韭菜又粗又壮味道好，十几株就有1斤重，有的单株重达80克，被誉为“韭菜之王”，直接进入国际市
场。
在农业大省湖南，2007年9月6日成立了首家“种粮专业合作社”，“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聘请为
名誉理事长。这家由湖南隆平米业高科技股份公司为龙头的种粮合作社由9个基层种粮专业合作社组成,
入社农民达到3000多户，种粮面积可达到10万亩。袁隆平说，合作社就是要把农业技术和服务送到农户,
就是要把一家一户的种田变成联合式生产。
此前，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的丰产工程，即通过提高科技，种三亩田生产出四亩田的粮食。“希
望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推广先进的农业科技，早日实现‘种三产四’目标。”袁隆平说。
销售环节：“惊险的一跃”跳出花样现在，每到尖椒收获季节，代六村尖椒市场一片繁忙：市场内3公里长的大道两侧，500多间收购门市
堆满火红的尖椒，引来全国10多个省的椒商。这个豫北最大的尖椒市场，是由代六村尖椒合作社带起来的
。
合作社从农户手中收购尖椒，再将尖椒卖给外地客商。稳定住价格，就打开了产业发展空间，在代六
村尖椒合作社带动下，整个六村乡尖椒种植扩大到4万多亩，迅速形成了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尖椒市场。
抱团增量，提升在市场中的话语权，是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的传统方式。山东莒县夏庄的花生合作社
，让农民卖花生如同搞“期货交易”。农民将花生卖给合作社后，如果当时不支取现金，合作社就按当天
的市场价格打好收条，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以后一年以内的时间里随时来结算货款。
如果在结算货款当天，花生价格高于农户销售时的价格，就以结算货款当天的价格为准；如果农户收
条上的价格高于结算货款当天的价格，就以农户手中收条上的价格为准；如果农户在一年期满后仍没有结
算货款，则在一年到期之日，按一年内的最高价格自动进行结算。
在上海，郊区农民合作社“进城”与城区商业网络结合，形成时令特色农副产品展示展销平台，从而
疏通产销阻碍，缩短从田间到餐桌的距离。在浙江，省级香菇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串联起30多家合作社，形
成上下贯通的预警组织系统，能够提供香菇生产的总量预警与价格预警，有效避免了农产品生产常有的盲
目性。
融资环节：
金融合作一小步，产业发展一大步最近，在山东临沭县青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合作社，社员李洪山拿到了用于购买仔猪的2000元借款,
这些贷款的利率远低于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李洪山说，这种借款不但使用费用低，关键是手续简
单，特别方便。
临沭县利用上级拨付的75万元扶贫资金，另从5个村中愿意加入资金合作社的社员手中筹集资金80多
万元，成立了青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合作社。按照每股1000元的标准，绝对贫困户为全额资助户，直接由
政府扶贫资金每户赠予一股；低收入户为部分资助户，政府扶贫资金和农户资金各占一半；其他为全额出
资户，不予补助。这个互助资金用于支持社员农户发展生产经营性项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农副产
品加工等，借款数额最多不超过5000元，使用期限一般为3个月到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
目前，缺少信贷担保手段是导致农民贷款难的原因之一，合作组织的开拓创新为金融机构与农业的对
接提供了载体。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东后庄村是养鸡专业村，贷款难长期制约养殖业进一步发展。该村
养殖大户杨长喜、李平卫等6位农民成立了一个专为村民贷款提供担保的协会。协会成员每人拿出5000元
钱存入信用社作为担保金，农户需要贷款时，向担保协会提出申请，协会60%以上会员签字、信用社审查
后，农户就能得到贷款；农户贷款逾期不还，信用社可直接扣除协会的担保金，担保金不足时，由担保人
的私有资产作为补偿。
担保协会出现后，催生了当地农业产业化进程。嘉应观乡大刘庄村在贷款担保协会成立前，村里仅有
7户养鸡户，存栏鸡仅7000只。担保协会成立后，短短１年时间，养鸡户达50多户，鸡存栏达到9万只。如
今，以村、组为单位或以经营类别为主体的农民贷款担保协会，在武陟县呈“星火燎原”之势，显示出旺
盛的生命力。
更多、更新、更强——农村合作组织在成长
目前，农村合作组织正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在越来越多农民组织起来的同时，农村合作组织本身在进行着嬗变、创新，在聚合着各种生产要素茁壮成长。
被增收与发展“逼”出的选择
长镜头之一：前两年，在山东省滕州市，马铃薯每公斤只卖0.25元，当
地农民含泪将堆积如山的马铃薯埋掉。而与此同时，马铃薯在南方超市里的售价是每公斤4元钱。
长镜头之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河南省内黄县代六村就成了尖椒种植专业村。然而，种植面积的增大和产量的增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村支书代林生说：“尖椒越是丰收，商贩越是压价，农民在价格上没有话语权。”
长镜头之三：在山东省寿光市文家街，当地有种植韭菜的传统，按传统种植方式，韭菜根部易发生虫害。为防虫害，农民大量使用高毒农药，导致农药残留超标。“毒韭菜”被市场拒之门外。
产销对接错位、对市场化营销不熟、产品质量无保证，这是三地农民曾经的痛苦，也是家庭经营体制下小农经济普遍遇到的“中国式难题”。这些曾经之痛，逼迫中国农民被迫思考这样的问题：农民怎样才能增收？生产怎样才能发展？民间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当农民发现组织起来是条捷径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无限风光”。
现在，滕州已成立统一的马铃薯协会，联合各乡、村马铃薯合作社发展生产，全县马铃薯种植由5万亩扩展到50万亩，销售收入近10亿元，仅此一项全县农民平均增收900多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在滕州这个农业大县，几乎所有农村产业都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粮食协会、蔬菜协会、养猪协会等不一而足。
滕州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是山东乃至全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达到15万个，从2002年到2006年的短短4年间，加入合作组织的成员总数已达到3870多万，是2002年的7.2倍，其中农户成员3480万，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比2002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合作组织迎来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国家各项扶持政策送来缕缕春风，合作组织“名利双收”。2007年7月20日，河南荥阳市益民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跟祥兴高采烈地从郑州市工商局局长赵中祥手中领到营业执照，成为河南省首家拿到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张跟祥说：“这个执照我们已盼了多年。过去，我们空顶着‘合作社’的名，没有法人资格，光能搞生产，经营是短腿。现在合作社不光有资格申请贷款，还能承担国家的建设项目，发展的天地越来越广阔。”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这部法律不仅给数以万计的各种合作组织集体正了名，还明确了国家对合作社的多项扶持政策。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已制定专门文件，明确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财政、税收、信贷、用地、用电、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资金5.15亿元，各省级财政2004年以来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已超过4.6亿元。
农村合作组织四大新特点
事实上，近年来合作组织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成倍跃进，还体现在合作质量上的多方面跃升。在新一轮合作热潮中，合作组织凸现一系列新特点,
———合作形式多样化。合作组织多数由农村种养大户、技术能人、经纪人等牵头兴办，基层农技服务站、供销社以及农业企业也是兴办合作组织的重要力量。在合作机制上，不仅有劳动、技术、产品的联合，还有资本的联合；在合作的领域上，覆盖了种植、养殖、水产、林果、园艺、农机、农产品加工、农资经营等多个方面，涉及了大部分特色和优势农产品。
———服务区域扩大化。近年来，适应扩大生产规模和开拓市场的需要，合作组织之间的行业性联合和区域性联合步伐加快。目前山东已发展联合社、联合会等专业联合组织4000多个，占全省合作组织总数的近16%，并出现了山东省畜牧合作社联合社等全省性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合作层次高级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单一的生产资料购买、生产技术服务等合作，向开展标准化生产、进行无公害基地认证、品牌包装等经营领域的合作拓展，把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生产和经营环节统一起来。
———组织运行规范化。多数合作经济组织有比较规范的章程、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部分发展较好的合作社将所得利润按社员交易量进行二次分配，有的建立了风险基金、公积公益金，用于风险防范和公益事业。
生产环节：破解中国式技术难题
农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模式，使中国农业生产遭遇了标准化难题，农药与化肥等有害物质残留超标给农产品蒙上了阴影。一些专家认为，如果经营体制不创新，农业标准化生产将走入死胡同。不过，在许多地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已破解了这道难题。
在寿光市文家街，为了加强管理，当地农民成立了韭菜协会，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改用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豆饼和酵素菌肥。协会还编写了《韭菜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发放到每个会员手上。
但有些菜农仍不按协会规定办事，协会后来划分小组，5户会员一组，互相担保，1户不按标准生产，其余4户受牵连产品也不准上市。这样，技术标准推广的难题被协会一举攻克。协会还引进了抗病虫力强的良种独根红，推广透光覆膜，实行“强控早盖”技术，使韭菜品质不断提高。现在协会会员种出的新品种韭菜又粗又壮味道好，十几株就有1斤重，有的单株重达80克，被誉为“韭菜之王”，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在农业大省湖南，2007年9月6日成立了首家“种粮专业合作社”，“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聘请为名誉理事长。这家由湖南隆平米业高科技股份公司为龙头的种粮合作社由9个基层种粮专业合作社组成，入社农民达到3000多户，种粮面积可达到10万亩。袁隆平说，合作社就是要把农业技术和服务送到农户，就是要把一家一户的种田变成联合式生产。
此前，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的丰产工程，即通过提高科技，种三亩田生产出四亩田的粮食。“希望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推广先进的农业科技，早日实现‘种三产四’目标。”袁隆平说。
销售环节：“惊险的一跃”跳出花样
现在，每到尖椒收获季节，代六村尖椒市场一片繁忙：市场内3公里长的大道两侧，500多间收购门市堆满火红的尖椒，引来全国10多个省的椒商。这个豫北最大的尖椒市场，是由代六村尖椒合作社带起来的。
合作社从农户手中收购尖椒，再将尖椒卖给外地客商。稳定住价格，就打开了产业发展空间，在代六村尖椒合作社带动下，整个六村乡尖椒种植扩大到4万多亩，迅速形成了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尖椒市场。
抱团增量，提升在市场中的话语权，是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的传统方式。山东莒县夏庄的花生合作社，让农民卖花生如同搞“期货交易”。农民将花生卖给合作社后，如果当时不支取现金，合作社就按当天的市场价格打好收条，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以后一年以内的时间里随时来结算货款。
如果在结算货款当天，花生价格高于农户销售时的价格，就以结算货款当天的价格为准；如果农户收条上的价格高于结算货款当天的价格，就以农户手中收条上的价格为准；如果农户在一年期满后仍没有结算货款，则在一年到期之日，按一年内的最高价格自动进行结算。
在上海，郊区农民合作社“进城”与城区商业网络结合，形成时令特色农副产品展示展销平台，从而疏通产销阻碍，缩短从田间到餐桌的距离。在浙江，省级香菇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串联起30多家合作社，形成上下贯通的预警组织系统，能够提供香菇生产的总量预警与价格预警，有效避免了农产品生产常有的盲目性。
融资环节：金融合作一小步，产业发展一大步
最近，在山东临沭县青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合作社，社员李洪山拿到了用于购买仔猪的2000元借款，这些贷款的利率远低于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李洪山说，这种借款不但使用费用低，关键是手续简单，特别方便。
临沭县利用上级拨付的75万元扶贫资金，另从5个村中愿意加入资金合作社的社员手中筹集资金80多万元，成立了青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合作社。按照每股1000元的标准，绝对贫困户为全额资助户，直接由政府扶贫资金每户赠予一股；低收入户为部分资助户，政府扶贫资金和农户资金各占一半；其他为全额出资户，不予补助。这个互助资金用于支持社员农户发展生产经营性项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借款数额最多不超过5000元，使用期限一般为3个月到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
目前，缺少信贷担保手段是导致农民贷款难的原因之一，合作组织的开拓创新为金融机构与农业的对接提供了载体。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东后庄村是养鸡专业村，贷款难长期制约养殖业进一步发展。该村养殖大户杨长喜、李平卫等6位农民成立了一个专为村民贷款提供担保的协会。协会成员每人拿出5000元钱存入信用社作为担保金，农户需要贷款时，向担保协会提出申请，协会60%以上会员签字、信用社审查后，农户就能得到贷款；农户贷款逾期不还，信用社可直接扣除协会的担保金，担保金不足时，由担保人的私有资产作为补偿。
担保协会出现后，催生了当地农业产业化进程。嘉应观乡大刘庄村在贷款担保协会成立前，村里仅有7户养鸡户，存栏鸡仅7000只。担保协会成立后，短短１年时间，养鸡户达50多户，鸡存栏达到9万只。如今，以村、组为单位或以经营类别为主体的农民贷款担保协会，在武陟县呈“星火燎原”之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记者：王汝堂 林嵬 董学清）
四大成长“烦恼”待破解
本刊记者 林嵬 王汝堂 董学清
农村合作组织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然而，乍暖还寒，利益不协调、管理不规范、人才短缺、资金贫乏
等问题阻碍着合作组织的长大、变强之路。破解合作组织“成长的烦恼”，还需要进一步对其多支持、给
空间。
合作容易“合股”难目前，虽然合作组织面广量大，但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仍停留在合伙型、契约型等“原生形态”,
没有进入“股份制”等较高级的合作形态。
河南新乡大召营镇独联养殖协会由养鸡大户王清国创办，并注册了“新绿”牌鸡蛋商标。目前协会为
会员提供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组织销售等服务。1999年创办以来，最多时会员达300多户，年销售额
近亿元，但目前已萎缩至86户。
独联协会“越长越小”，根本原因是协会成员资金独立，联而不紧。一开始，养殖户都靠协会联系销
售，但随着养殖户规模变大，纷纷自己销售。入会时规定，每养1000只鸡交3元钱管理费，现在这个钱根
本收不起来，协会办公电话费每月要1000多元，都靠会长、副会长垫付。统一供应便宜饲料，原本是吸引
入会的一个条件，可负责供应饲料的会员，慢慢从协会中分离，成了专业饲料供应商，协会被“架空”。
王清国说，开始我们也想把协会发展成企业，联合才会紧密，但现在看来很难走通。一是大家分散时
盼联合，联起来又各顾各，农民的经营观念很难扭转。二是协会曾经想办一个批发市场，让大家赚更多钱
，吸引大家“合股”，但资金缺乏。这几年，协会没从银行贷过一笔款。为了贷款，我们找到县长，找信
用社，但由于协会是“统一购销、分户经营”，没有贷款主体，贷不到款。
河南中牟县姚家乡罗宋村西瓜合作社实行统一销售，解决了农民“卖瓜难”，但全村310户瓜农，只
有100户入社。合作社负责人宋赵成说：“合作社引来客商，总不能不让非合作社的社员卖瓜，许多人觉
得加不加入合作社都一样卖瓜，加入合作社还要交会费，不如省一块是一块。”
管理者“一方独大”
许多合作社均存在“组织利益”与“农户利益”不统一的问题，农户很少参与合作组织的管理，“一
人一票”的管理制度没有被严格执行。
河南省禹州市自1991年开始引种日本大白萝卜，一度是全国最大的大白萝卜生产基地，但近年来大白
萝卜却越种越少。在大白萝卜发展中，禹州市出现了十多家“公司+协会+农户”的合作组织，但由于大部
分协会为萝卜收购、加工企业创办，虽然能为农户提供一定的产供销服务，但在实际销售中，却屡屡出现
“公司压农户”现象。
禹州市农委一位负责人说，在收购过程当中，公司和协会往往是先赊购，再向农民付钱，而一旦销售
形势不好，公司往往占压农民资金，导致农民宁愿把萝卜卖给外地客商，也不卖给协会，最终形成“双输
”局面，合作组织最终解体。
专家指出，我国农民合作组织与国外的同类组织最大的区别是，国外的合作组织只有一个利益主体,
即农民利益，而我国农民合作组织中往往有企业参与其中，造成管理方“一方独大”。在这种格局下，许
多农民合作组织只是在生产环节联合或产销合作，而真正的合作组织应是农户所有、农户控制、促进农户
共同利益的自助组织。
缺人才少知识办合作社需要人才和知识，从当前农村实际来看，真正清楚合作社如何规范运行的人少之又少，大多
数人对如何办好合作社仍是雾里看花。如今，农村青壮年大多进城务工经商，农村留守人员以老人、妇女
和孩子为主，有些地方有办合作社的想法和要求，却找不到一个“明白人”来牵头兴办。
记者在山东莱阳市采访了解到，成立于1995年的莱阳市祝家疃村“王宇敏合作社”，是山东省由农民
入股成立的首家合作社。合作社托起了全村的蔬菜产业。然而，这家有“开创之功”的合作社后来却垮了
台，原因是村委会直选后新班子决定由村里收回合作社重新发包，农民的合作组织竟被当成了村集体财产
。
当前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工作中，应有针对性地培养合作组织人才。山东省供销社办公室副主任张荣庆
认为，与其花大力气培育个体农民，促其学习技术、研究市场，不如将精力花在培育合作经济组织人才上
。通过培育一批精干的合作经济组织人才，点燃各地合作经济的星星之火，对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将产
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资金问题还是“瓶颈”
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带领下，许多农村形成新的产业基地，但由于缺乏资金，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河
南封丘县留光乡青堆村农民合作社引入美国树莓，个大、口感好，在当地市场售价高达每公斤60元。合作
社还申请注册了“新青源”牌商标，建立了直通北京的销售网络。然而，随着全村700亩树莓进入盛果期
，群众欢喜之余有些发愁。
由于买不起冷藏运输车辆，合作社只能用普通长途车运输，在运输途中增加了损耗。由于树莓上市期
集中，合作社只好把鲜果储存在距村18公里外的一家冷库，这样每公斤要支付1.4元的费用。
合作社计划自建一座中型冷库，总投资达200万元。到银行贷款，得到的回答是，联户担保一共只能
够贷款2万元。面对难题，一些群众想到了招商引资，但一听说是与农民合作社合作，很多企业老板就迟
疑了。一些投资者认为，合作社是农民的组织，凡事都需要经过理事或社员的通过，决策成本过高，而且
合作社每3年要换届，人事上难以相对稳定。
专家指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和贷款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
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但是，这些规定比较笼统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另外，在大多数地方，政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习惯思维是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并不是支持发展
的重点对象。近些年，山东省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每年有几千万元，落到具体的合作经济组织头
上，连毛毛雨都算不上。然而，对于龙头企业，不少地方的扶持力度却大得异乎寻常，山东一些农业龙头
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政策性银行中贷到数亿元贷款。看来，在扶持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
要深化认识，其次要创新工作思路，第三还要打造长效机制，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更有
效的支持。
回乡创业引领民工潮悄然转向
20多年前，16岁的邓立翠因为家境贫困成了安徽无为县第一批走出去的“小保姆”，带孩子做家务她一个月挣12元钱；20年后的今天，这位昔日的“小保姆”已经在家乡创办起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年产值3000多万元，带动农户9000多个。
如今，像邓立翠这样离土再返乡的创业农民工已不是少数。记者调查发现，在安徽、湖北等中西部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潮开始出现“回流”，一股回乡创业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
由进城打工到返乡创业
在安徽无为县的苍头镇，记者见到了从“小保姆”变身为“女老板”的传奇农民邓立翠。蛾眉轻描、妆容淡雅，一身职业装的邓立翠正轻声慢语地与客户讨论着种鹅的供货事宜。然而，正是眼前这个柔弱的女子用非凡的魄力，放弃了留居城里的机会回到家乡重新创业，一举成为当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北京当了3年保姆，邓立翠开阔了眼界，但没有学到什么技术。在同乡的介绍下，她来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在那里学会了养鸡、养鸭、养奶牛，很快成为场里的养殖能手。正当场领导想把这个人才留下来迁为上海户口时，邓立翠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农村创业。记者前不久来到她的种鹅养殖基地，在一排走廊式的放养场内，羽毛如雪的鹅群不停地欢叫着。据介绍，养殖基地每年有200万羽“无为大白鹅”苗鹅远销全国各地。
如今，在无为县返乡创业者比比皆是。在安徽其他的劳务输出大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方兴未艾。太和县仅去年一年返乡创业农民工就带回资金6个亿。来自安徽省劳动部门的数字显示，目前安徽全省返乡创业农民工就达70余万人。
在湖北，近几年，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也越来越多。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湖北黄冈、咸宁等10个市（州）回乡创业农民工有5万多人，累计回乡投资137.4亿元。
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回流农民工相当于当前外出农民工的23％，其中回乡创业者占回流农民工的16％。
回乡创业正逢其时
无为县的返乡创业农民工李方义早年在外靠卖板鸭生活。在这一行干久了，李方义发现鸭毛、鹅毛因为腥臭常被人废弃，但收集起来清洁干净可以向羽绒厂卖个好价钱。于是，头脑灵活的李方义瞅准这一市场，转行干起了鸭毛、鹅毛收购，后来又逐步创办起鸭绒、鹅绒加工企业，如今在浙江萧山与人合股拥有了一家固定资产达3000万元的羽绒厂。
李方义说，之所以返乡创业总觉得“叶落要归根”，在外打拼多年还是想回家乡发展。另外，因为对家乡的资源、人脉、环境都比较熟悉，创业风险要比外面低。更重要的是，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推动在外的产业“慢慢转移回家乡”。据他介绍，目前他的羽绒厂所在的浙江萧山正在通过经济手段促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仅土地价格一项就高涨到每亩30万元。而在他的家乡，当地政府为了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每亩土地仅为几万元，加上家乡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回乡创业更有赚头。
一些招商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发达地区资源的紧张和土地成本的提高，以及当地产业政策开始转向扶持高新技术企业，那些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直接带动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潮的出现。
政府实施的“凤还巢”工程也激发了农民回乡就业的热情。为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各地政府还纷纷在优化服务上下功夫，提出“全程跟踪服务”、“保姆式服务”等口号，打造适合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软环境。在安徽的无为、铜陵、全椒等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都享受和外地客商一样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游子回家引发“多米诺效应”
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了劳务输出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深刻变动，引发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多米诺效应”。
湖北省政府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董伟才对记者说，农民工回乡创业实现了由普通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转变，形成了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创业的良性互动格局，真正实现了从外出打工“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回乡创业“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
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兴办的实体，大多属劳动密集型，用工量大、门槛低，吸纳了大批专业技能相对较低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据湖北省罗田县统计，农民工回乡创业每兴办一个实体平均可以带动15人就业。湖北黄冈等10个市（州）农民工回乡创业已为家乡提供就业岗位40多万个。
返乡创业农民工带回了东部的资本、技术，促进了劳务输出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无为县40余万人外出务工已经有近1万人返乡创业。他们把从沿海地区学到的技术、投资理念、管理经验及积累下的资金带回家乡，独资或参股兴办起1200多家企业。在全县9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以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就占94家，带来的税收占到全县财政收入近70%。
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为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回乡创业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依托当地资源条件，形成以某个专项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为“龙头”的规模化经营态势。无为县董桥村黄万勇返乡创办白鹅屠宰企业，带动无为和周边几万余户农民从事白鹅养殖，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白鹅产业链，年产值达６亿元。
此外，很多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还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在无为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集中的高沟镇，道路、敬老院等公益事业投入几乎全来自回乡创业的农民工。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吕连生认为，通过外出打工，千千万万农民接受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在打工中积累了财富、技术和市场经验，回到家乡创办企业，既可以带动农民致富，又带动了家乡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此外，返乡创业农民工还将带来农村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将成为继包产到户、税费改革后，引发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又一支重要力量！
小小玉米芯趟出节能减排新路子
梁希忠 潘全柱
“农民种植玉米→企业收购玉米芯（玉米脱粒后的棒核）生产功能糖→产生生物质废渣→代替煤炭用
于发电→草木灰还田”，这条完整的“玉米芯生产链”是山东省禹城市以创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成功实践。原本是废料的玉米芯，趟出了一条节能减排的新路子。
废料变原料
初冬时节，我们在禹城市看到了这样一个壮观的场面：满载玉米芯的农用车队排成1公里的长龙，源
源不断地开进福田、保龄宝、龙力等企业院内。一位来送货的农民告诉我们，玉米芯过去都被当作柴火烧
掉，现在1吨玉米芯能卖到570多元，废物成宝啦！
在德州农村，以前玉米脱了粒，玉米芯就成了废物，大都被农家焚烧，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德
州利用玉米芯资源丰富的优势，与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发高新生物技术，用玉米芯
研制出了低聚糖、木糖（醇）、低聚木糖以及多种衍生功能糖产品。
功能糖是糖（醇）类产品的统称，以功能性低聚糖、功能性糖醇、功能性膳食纤维等为主要代表，具
有热量低，口感好，能促进和改善人体生理机能的效用。功能糖主要用于保健营养补品和食品工业，以及
化工、药品、能源等非食品工业，是新世纪的朝阳产品。如今，深受都市人青睐的“木糖醇无糖口香糖”
就是功能糖的产品之一。
现在，禹城市年产功能糖超过50万吨，带动优质玉米种植基地500多万亩。仅玉米芯一项，每年就拉
动农民增收2.6亿多元。
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理事长石维忱说：“功能糖在禹城市实现规模化生产以来，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品种最多、市场占有率最高、品牌知名度最好的功能糖生产研发基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功能糖城’。
”目前，禹城市以玉米芯为原料的功能糖生产企业，其产销量占到国内市场的80%、国际市场的25%以上。
废渣变宝贝
在禹城通裕集团新园热电公司，一车车的木糖渣、糠醛渣等生物质工业废料运进厂内，这些燃料发电
后产生的灰渣基本为草木灰，可以直接还田。
董事长司兴奎说：“这个项目属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减排类型，原料是玉米芯提取木糖醇、糠醛等产
品后的废渣，用来发电每年可减排大量硫化物及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及气体。我们企业年消化当地10多家企
业产生的60多万吨废渣，发电7000多万度，相当于节煤20多万吨。”
据介绍，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联合考察认定后，通裕集团与英国碳资源管理公司签订了7年的“废气减
排”指标贸易合同，每年换取外汇200万美元。
在过去，玉米芯废渣是纯粹的废物。山东福田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公司每年产生玉米芯废渣28万
吨，过去每年运输废渣、租用场地堆放废渣的费用就达150多万元，且造成环境污染。如今，福田药业以
每吨30多元的价格把废渣卖给电厂。据了解，生物质发电生产每度电比用煤炭节约成本0.273元，发电产
生的草木灰又是农作物的好肥料。
禹城还提出“生物炼制”的理念，龙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合作开发了“酶解工业纤维废渣
生产燃料乙醇项目”，利用玉米芯废渣生产燃料乙醇，实现了变废为宝。这一产业链既环保又经济，符合
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
在龙力公司新的生产线前，企业董事长程少博介绍说：“这是国内首条工业化纤维素乙醇生产线，两
年内公司的纤维素乙醇项目将达到年产5万吨的规模，年可消耗木糖渣20多万吨。”
在禹城，生产功能糖后的玉米芯废渣还可作为营养基料种植食用菌，从而扶持带动起1600多个养菇专
业户。种植食用菌之后的废弃物可作为肥料还田。
这样，玉米芯加工就形成了闭合式的循环产业链，实现了“从土地到土地”的完整循环，形成了“低
能耗、高产出，低排放、高效益，大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据介绍，今年以来，禹城市万元GDP综合能耗降低5%，COD、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8%、7%。德州市
委书记雷建国说：“在德州，无论是政策的制定，项目的选择，还是土地的利用，都必须注重科技自主创
新和节能减排，并以此为抓手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编辑：秦交锋）
前瞻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本刊记者 林双川
十七大提出“大部制”改革党的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特别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
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思路，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专家指出，所谓大部门体制，或叫“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
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
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十七大报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举措。
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即将进行的‘大部制’改革，是与我国经
济、社会体制发展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条
管理。如当年的机械工业部下辖9个管理部门，有管常规机械的，有管电子的，有管兵器的，有管飞机的
……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过细，管理对象与管理事务重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
。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管理部门的改革也不断深入。1982年至今，我国先后
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1998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
院的40个组成部门，一下又裁了11个，仅保留29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这些改革为
推进“大部制”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汪玉凯指出：目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仍然有28个，而日本是12个，美国是15个，英国是17个。与成熟
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部门设置依然较多，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如
我国的民航总局管空中运输，交通部管水路和公路运输，铁道部管铁路运输，而美国的运输部包含了海,
陆、空运输，一些国家把邮电也放在运输部管辖，这体现了“大运输”的思维。再如美国农业部的职能,
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多个部门的职能，体现出“大农业”概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
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汪玉凯认为：实行“大部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改“九龙治水”为
“一龙管水”，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大部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尽管大部制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照搬照套，需要根据我国国
情探索推进。”
谈及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哪些挑战时，汪玉凯分析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问题。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
的权力约束机制，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
二是党政权力对接问题。“大部制”改革最终会涉及党政部门权力的对接，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配合
推进。近些年来，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成效显著。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是下一步“大部制”
改革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是改革的策略和方法选择。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
利益。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很重要。
汪玉凯最后强调：“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应该
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改革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
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结合。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要借助专家力量，加上民众的
讨论，经过充分论证，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改革。”（编辑：薛凯）
中国“智造”时代正在到来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和科技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十七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部署，这也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跨国公司应该主动融入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与产业合作伙伴展开密切合作，为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国“智造”提供广阔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至全球第四，进出口总额则位居全球第三。科技方面，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报告，目前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已达到GDP的1.34%，且增长很快，大约会在2009年赶上欧盟。另一份由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已开始将基础性、突破性的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
就科技创新而言，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自1978年开始，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和全球经济的一大动力引擎。但同时劳动力密集型经济难以建立起附加值高、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产品的知识产权增值能力、市场竞争力、用户认可度也都比较弱，亟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陈述的，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就是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的过程。我认为，中国“智造”就是依托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通过赋予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的中国制造以创新DNA和巨大的智力附加价值，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欧洲、日本之后的又一个创新基地。在此进程中，信息技术和软件将发挥出巨大的推动力：研究表明，软件能够有效帮助市场创造本地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今天，中国不再只向世界输出玩具、大葱和打火机，我们在航空航天、计算机、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创新实力也在突飞猛进。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最大的家电市场、第二大互联网市场、第二大个人电脑市场，中国为相关领域的软硬件制造商、服务商、内容供应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加快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IT）以其强大的渗透力，正在给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变化。信息革命使信息采集、存储、处理以及网络化的信息互动成为现实。而这又引发了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型，让传统产业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信息化改造使其传统产业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对信息技术有着更加迫切的需求。今天，中国企业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在这样一个全球商业一体化的全新环境下，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无缝的沟通与协作、高效的信息搜索和共享，以及如何让信息为商业决策提供科学的支撑，成为众多企业需要应对的问题。
加快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是中国企业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在很多企业里，IT已经由原来“随业务而动”的技术手段变成为业务决策提供支撑的科学方法。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进而支持业务决策，将取代过去依靠经验判断业务走向的传统方式。
微软认为，“软件+服务”是信息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最优秀的软件和最有价值的服务相结合，利用Web2.0所提供的及时更新的成熟服务，配合丰富的用户前端体验，其功效远大于单一软件或单一服务。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软件+服务”的模式必将帮助他们将业务扩展到全球。
跨国企业当主动融入中国创新体系
今天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潜力巨大：过去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的惊人速度增长。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我们一个省的手机用户数量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这一有别于其他任何市场的特点，既为跨国IT企业带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它们仅仅把在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复制到中国，那肯定不能满足中国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我们就必须摒弃那种简单照搬国外所谓“成功案例”的做法，而是应汇聚全球智慧、加强本土合作，根据中国用户的需求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研发，以此打造出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
自主创新不是自我创新或封闭创新，它应该是开放、合作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是开放的和创新的国家。在过去的近30年中，通过改革开放，跨国企业为中国带来了资本、技术进步和高素质人才，为中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中国“智造”的要求，我们要创新合作方式，充分发掘国际科技资源的潜能，进一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跨国企业该如何发挥国际创新资源的优势，为中国的自主创新事业发挥有益作用呢？
以微软为例，近年来微软通过战略投资、联合创新、人才培养、技术合作和商业机遇分享等形式，促进中国本地合作伙伴的技术进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已对包括浪潮国际、中软国际、大连华信等企业进行战略投资，还扩大了与联想、夏新等国内领先企业联合创新的规模。截至2007年6月，微软已和国内4000多家合作伙伴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是信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我们提出了“IT=IQ(智慧)+IP(知识产权)”的观点。自2003年以来，微软通过与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合作，培训了1万多名软件架构师和高级项目管理人员。未来五年，微软将继续协助中国培养一大批软件人才。
当前，微软已将中国作为在美国以外投资最大、职能最完备、机构设置最全的创新基地。2006年1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在中国研发架构趋于完善，创新更加体系化和规模化。微软每年投入1亿美元用于在中国的研发。微软还将在北京和上海投资建设首个在美国本土以外的研发园区，促进与本地产业伙伴的交流与合作。
今天，良好的政策环境、强劲的创新潜力以及巨大的内需市场已使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经济实体。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和政策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中国运营的跨国企业要遵循融合与“双赢”的思路，主动融入中国创新体系，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一部分，与本地伙伴紧密合作，为推进中国“智造”、加速产业创新而不懈努力。[张亚勤：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河源头打响生态保卫战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干流流经的第一个县。玛多县境内曾经河流众多，水草丰美，湿地广布，尤其是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达4077个，素有高原“千湖之县”的美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多年的干旱和长期以来的超载放牧等一系列人为因素，在黄河源区引发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生态危机：天然草原加剧退化、沙化，湖泊河流干涸萎缩，4000多个湖泊中半数以上干枯，越来越多的牧民群众沦落为“生态难民”。
从2003年起，一场保卫和重塑“绿色生态屏障”的战役从这里打响。为了蓝天碧水和子孙后代，当地藏族牧民响应政府号召，拖儿带女地加入了大规模“生态移民”的行列。
一位藏族老人的伤心记录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最大的一对“姐妹湖”，之后便形成干流奔涌而下，一泻千里。两湖中间，有一座叫措哇尕则的山，被当地藏族人奉为“神山”，山顶上高高耸立着象征母亲河之源的“牛头碑”。站在山顶远望，扎陵湖和鄂陵湖如同两面巨大的蓝色宝镜，镶嵌在苍茫的群山之中。
年逾六旬的藏族老人索保就生活在措哇尕则山下海拔4300多米的草原上。索保自幼喜欢绘画，草原上的蓝天白云、山水牛羊、飞禽走兽，都能给他以激情和灵感。可是在索保心里，近几十年来草原的变化使他伤心又焦虑。
在索保老人家的一面墙上，记者看到了一幅记录当地山川万物变化的水彩画。从26岁起，细心的索保就通过绘画的方式记录了当地自然气候及河流湖泊和雪山草原的变化，几十年来从未中断。
索保老人的水彩画真实记录了黄河源头地区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历程：上个世纪70年代，远山上白雪皑皑，河水四处流淌，牛羊在碧绿的草原上自由自在地觅食；80年代，绿绿的草原已变成黄褐色，一些地方的青草已经退去，露出光秃秃的黑土，雪线明显上升；90年代，大片大片的草原变得枯黄，裸露的大地上沙砾遍地，不少雪山没了雪，相当数量的小河已经干涸……
在索保年轻时的记忆里，“姐妹湖”周围的草原是全县最好的。“我小的时候，这里的牧草有半尺来高，牛羊吃得又肥又壮。可是现在，这么大的草原上却养不活家里的几十只牛羊了。没有了草原，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啊？”面对严重退化、沙化的草原，索保显得情绪低落。
由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到2000年前后时，“千湖之县”已风光不再：半数以上的湖泊干涸见底，曾经水流不断的几十条大小河流有的成了季节河，有的则彻底消失了。1998年～1999年，横贯县境的黄河源头干流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跨年度断流，且时间长达半年以上。即使在七八月草原最美的季节，映入眼帘的也是一片荒凉，裸露的河床和湖底随处可见，牛羊在半沙半草的山间、滩地上艰难地觅食，牧草看上去只是草原的一种点缀。
青草不再，碧水难寻。加之水土流失面积扩大，鼠害猖獗，越来越多的藏族牧民无法在草原上正常放牧，迫不得已背井离乡，赶着牛羊过起“流浪”生活，沦落成为大草原上从未有过的“生态难民”。
,退牧搬迁，是我们最好的出路”
母亲河源头地区传出的生态警报响彻环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加快治理，恢复生态，重塑母亲河源头绿色屏障的行动也从此拉开帷幕。
今年59岁的藏族牧民扎合津是索保的老乡，他们都是自小在“姐妹湖”畔长大的牧民。长期以来，扎合津一家和乡亲们一直在扎陵湖畔的草原上以放牧为生。2004年，他和乡里的另外149户牧民响应政府号召，作为黄河源区第一批“生态移民”，自愿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草原，整体搬迁到100多公里之外的果洛州州府大武镇，住进了政府免费提供的新房里。
,我们是为了国家生态建设而搬迁的。”扎合津快人快语地说。如今，他和家人住在一套70多平方米的新砖瓦房里，家里还有了电视机。“如果我们继续在当地放牧，过不了十几年，那里的草场就会变成沙地了。退牧搬迁，是我们最好的出路，也是恢复草原生态的需要啊。”扎合津说。
扎合津说，政府号召牧民搬出草原，并出资为牧民建房，给生活补助，这项政策来得太及时了，要不然草原还会退化，牧民们就没办法生活了。“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保护家园是我们的义务，草原要是退化了、沙化了，我们何处安家？”扎合津的邻居巴旦说道。
与扎合津一道搬迁来的牧民们给自己的新家园起了个名字：“河源新村”，意即黄河源头牧民们新建的村子。他们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能过上幸福的新生活。村党支部书记边多说，2003年，青海省实施大规模退牧还草工程后，扎陵湖乡的牧民们成为首批搬迁对象。边多说：“现在，生态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积极参与草原保护已经成了牧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千湖美景有望再现
前不久，玛多县副县长万玛加在电话里兴奋地对记者说：“一年来，草原上已经干涸的湖泊中有60多个又有水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千湖之县必将美景再现啊！”
玛多县县长当周告诉记者，从2003年起在黄河源头实施的大规模退牧还草计划得到了当地牧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在政府提供住房、生活补助等优惠政策后，牧民群众开始自愿地从草原退化严重地区向条件较好的地方迁移。
他说，2005年，国家投资75亿元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启动实施，黄河源头地区牧民群众迁移规模进一步扩大。到目前，玛多县境内已有近400户、1500多名牧民实现禁牧搬迁，310多万亩天然草原实现休牧。经调查摸底，现在还有至少600多户藏族牧民要求搬迁。
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们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大自然的性格，随着政府生态保护工程措施的不断加强，牧民们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现在，保护生态已成为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的共识。人为破坏草原、水体生态的现象已基本没有了。借助科学化的治理措施，如果天气再帮点忙，再过几年或十几年，高原上水草丰美的景象一定会重现，千湖之县一定会恢复它原有的容颜！”当周充满信心地说。
让孩子都上得起学 国家资助政策阳光普照贫困生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加大对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在国家资助政策阳光的普照下，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阶段、高等教育各个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得到有效资助，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正在实现。
农村1.5亿名学生受惠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将全面实施
2007年，“两免一补”这项已惠及广大西部农村家庭的教育补助政策，把覆盖面扩大到了中东部农村地区。中央财政为此安排资金181亿元，全国1.5亿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惠。据测算，仅免除学杂费一项，西部地区平均每个小学生年减负140元、初中生年减负180元；中部小学生年减负180元，初中生年减负230元。
保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的受教育权，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环节。为此，国家还将继续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据悉，从明年春季学期开始，中央财政将进一步提高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进一步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中央还将出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测算单价标准，并对高寒地区给予特殊照顾。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2007年～2009年国家还将新增投入470亿元。这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财政累计资助经费，将由原来的2182亿元增加到2652亿元。
据记者了解，2008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并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这项政策的实行，将为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福音。
中职资助政策深得人心
高中资助政策填补空白
2007年5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出台。根据《意见》，所有中职学校的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将获得国家助学金的资助，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国家资助两年，第三年实行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
中职资助政策从2007年秋季开始启动，得到了各地的热烈响应。除了国家助学金外，有的地方还实行了学费减免，还有的发放了其他的专项助学金、奖学金。由于上中职的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和城市低收入家庭，这一政策得到了全社会的一致好评，在减轻学生家庭负担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政策出台后，许多初中毕业生主动选择了上中职，许多休学外出打工的学生重返校园。2007年秋季，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突破了800万大关。
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中，对高中生的资助政策还有待完善。为此，前不久国家决定将由中央财政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3亿元资金，用于资助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通高中阶段的农村家庭特困学生，资助总名额是30万人，资助的金额是每个学生每学年1000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加强资助困难学生方面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措施。
高校资助政策
形成多元化态势
目前，我国高校资助政策已经形成了覆盖面广的多元化态势。
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覆盖了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惠及约1800所高校的400万大学生。另外，今年还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一政策在促进形成尊师重教风气的同时，更为农村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女铺就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进一步推进。截至2007年10月底，银行已累计审批贷款学生332.9万人，累计审批合同金额308.6亿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国家在重庆、甘肃、陕西、江苏、湖北等5省、市开展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工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就是考入大学的学生，在其家乡所在的县、区向金融部门申请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也不需要任何抵押。由于申请方便及还款周期长(最长不超过14年)、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等特点，受到试点地区群众的广泛欢迎。
此外，“绿色通道”制度也为高校许多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解决了燃眉之急。2007年，全日制公办普通高校有42万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喝的是苦水，绽放的是美丽
──记重庆邮电大学学生高秋莉本刊记者 徐旭忠 刘鹏
她出身贫寒，却从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她年龄不大，却尝尽了人生“五味”。
她清瘦、文静，却如疾风劲草，自强不息。
她，就是高秋莉———一个从苦难中、大山里走出的女孩，重庆邮电大学法学专业04级学生。当她腼腆地站在面前时，记者实在很难相信这个文弱的女孩就是那个战胜了种种人生苦难，并赢得人们交口称赞的人。
高秋莉出生在新疆，父亲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她出生后，父亲一看是个“丫头片子”，当即就要母亲把她扔掉。母亲不答应，于是，母女俩很快就被赶出了家门。4岁那年，高秋莉随改嫁的母亲来到重庆市合川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至此，虽然生活漂浮不定，身边至少有母亲的呵护。可到7岁时，继父带母亲到外地做生意去了。从此，小秋莉几乎失去依傍，开始了一个人的、孤独困苦的童年。
为了一碗能填饱肚子的稀粥，年幼的她经常跑了东家跑西家，偶尔才能吃上一顿好心人送来的白米饭。每年，到了红苕、土豆收获的季节，她就背上箩筐，去把人家掉落在地里、路上的红苕、土豆一个一个捡回来，仔仔细细地放到地窖里──那是她近一年的口粮。能填饱肚子已属不易，但对这个孤零零的小女孩来说，最难熬的还是晚上。多少个暴雨倾盆、狂风大作的夜里，她一个人守着孤灯，警惕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夜半时分常被噩梦惊醒，只能蜷缩在被子里悄悄地流泪，不敢出声，也不敢入睡……
生活就像一块巨石，但巨石下依然有小草在顽强地生长———童年不幸的小秋莉也像别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背上书包走进学校。幸运的是，小秋莉赶上了国家“希望工程”等一系列助学措施的落实，她真圆了这个梦。
上学的机会来得多么不易，小秋莉比别的孩子有更深的体会。因此，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勤学苦读，上学路上、做饭间隙……她的学习成绩因此一直名列前茅。升初中时，高秋莉顺利进入合川城区的重点中学———合阳中学，高中又考入重庆市重点中学──巴蜀中学的宏志班。2004年，她考取了重庆邮电大学，成为家乡那个小山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采访高秋莉，她一直念念不忘国家、社会和诸多好心人对她的帮助：“希望工程”；巴蜀中学不但免收学费，每个月还发给她几百元生活补助；大学减免她一半学费，之后她又申请到了国家助学贷款；求学路上遇到的好心老师、同学的家长……
高秋莉说，人们的爱不仅从经济上接济了她，而且还帮助她从精神上站立起来。读高二那年，母亲因婚姻第二次破裂回到新疆，思想上又遭沉重打击的高秋莉一度对未来失去了希望，打算离开学校，是校长硬把她从火车站拉了回来。当时校长严厉地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高秋莉，你要记住，人不能选择怎么生，但能选择怎么活。”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她，此后，她也一直铭记在心。
如今，在高秋莉就读的大学里，她是自强不息的榜样。她品学兼优，每年都获得学校奖学金，大三时还获得国家奖学金，大四时又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与此同时，她还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典型。大学辅导员张丹说，高秋莉本可按相关规定申请每年1500元的生活费贷款，但她没有那么做，而是用课余打工来挣取自己的生活费，最忙时，她同时做了3份家教。
做家教、打工，让高秋莉每个月能够赚到600多元，但她的生活一直十分俭朴，省下来的钱，一方面用来偿还国家助学贷款；另一方面，她还悄悄地做了一件事──用一点一点归还的方式，踏上自己的感恩之旅。
在高秋莉的箱底，保存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那就是多年来人们借钱给她的小“账本”：1毛钱、1块钱、两块钱……一笔都没有漏掉过。如今，她用自己的打工所得，基本还清了这些钱。她告诉记者：“去还钱时，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都表示这点小钱不用还了，但我必须要还。这是我靠自己的劳动一分一分挣来的，它们凝结着我感恩的心。”
采访时，高秋莉正全力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她说，将来如果能当上老师，一定像曾经遇到的所有好心人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编辑：王秀真）
喜看中日关系“迎春之旅”
本刊记者 刘东凯
2007年的最后一周，中日两国媒体最热门的话题是中日关系。继2006年10月安倍前首相的“破冰之旅”和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于12月27日至30日来华进行“迎春之旅”，双方都期待迎来中日关系中又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
从破冰到融冰，从迎春到暖春，中日关系的回暖令世界瞩目。
回归主流
中日关系转圜的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关系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双方基于自身战略利益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此次福田访华的时机略显仓促，日方到最后一刻才通知中国外交部访问的具体要求。12月27日，福田首相上午还在日本国内开会，而他结束访华的日期定在12月30日，离日本最重要的节日元旦仅差1天。福田赶在年前访华，给中方留下一个言而有信的印象。
福田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原因，福田康夫在他访华期间做了清楚阐述：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已获得作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地位，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力量能够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日中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已经达到彼此不可或缺的地步。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部分原因，正是由于一些日本政治家未能正视这个现实，对中方率先提出的“战略对话”反应迟钝，含糊其辞。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等大国和大国集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战略对话，美国在朝核、缅甸、伊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越来越倚重中国的作用，使日本感到备受冷落。
安倍内阁调整了对华政策，提出“战略互惠关系”。福田访华时进一步提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符合时代潮流和世界潮流”，“日中两国应该正视彼此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创造性”地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些话反映了日本政界对于在新时期如何发展日中关系的深刻反思，也反映了对中日友好交往主流的理性回归。
放眼长远
值得一提的是，30年前邓小平访日时，日本政府给予他极高的礼遇，决定采取超过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的规格。
此次福田康夫首相访华，中方也给予他超规格的接待。这并非简单的礼尚往来，而是体现了中方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从长远角度处理两国关系的战略考虑。
实际上，即使在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低点的时期，中方也一直没有放弃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但当时日方却没有做出像今天这样的回应。
而福田康夫一上台就明确表示，“日本首相不应参拜靖国神社”，比他的前任安倍更进了一步。同时他承诺不修宪，放弃了安倍提出的价值观外交。
中国领导人敏锐地观察到了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果断决策。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会见福田康夫时指出的，中日双方应“抓住机遇”，共同开创中日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的新局面。福田访华期间的最主要成果，莫过于双方约定在2008年樱花盛开的时节，胡锦涛主席将访问日本。这将是10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日本国土。日本媒体评论说，日中关系将迎来“第二个春天”。
福田康夫上任不久，温家宝总理就与他通电话。福田康夫表示继承安倍的承诺，争取尽早访华。随后，在新加坡举行的东亚峰会系列会议上，温家宝与福田康夫交谈的时间远远超过外交惯例。
在频繁的外交接触中，中国领导人反复向日本领导人阐明：维护和加强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惟一正确选择。这一点得到了福田的积极回应。“日中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时的理念，将超越时间，作为日中友好的根本而生生不息。”福田对北大学生如是说。
中日之间的高层互动就是这样推动起来的。“棒球之约”就是其中的一个生动事例。温家宝总理2007年4月访日时，与日本立命馆大学棒球俱乐部队员切磋球艺，在日本民众中引起良好反响。而时任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在学生时代曾是早稻田大学棒球队队员。于是双方相约一起打棒球。
此次访华，福田与温家宝会谈时即用“棒球之约”作开场白。福田说：“从那以后，我曾向温总理提出，我们俩再找个机会进行投球，但是没有得到回答，我希望听到您的回答。”在爽朗的笑声中，温家宝回答：“我今天回答你，找个机会我们进行投球。”福田回应：“这里面比较大，可以投球！”福田所指的“这里”，就是双方举行会谈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二天，温家宝与福田康夫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出席中日友好团体早餐会。早餐会后，中方临时为两国政府首脑增加了一项特殊安排———一起在钓鱼台国宾馆新落成的体育馆打棒球。温家宝特意穿上了那件著名的35号球衣，而福田则穿白色球衣。双方在中国大学生球员的陪伴下，先做了一些热身运动，接着就开始相互抛球、接球。在一抛一接之间，显示出两国领导人的默契与和谐。
精心安排
山东曲阜孔庙是福田康夫访华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为了让这次“文化之旅”彰显出特殊的意义，当地政府特意对孔庙进行了清扫修饰，拆除了门口的售票亭和大成殿前10根龙柱周围的围栏，就连地面上破损的地砖都重新换过。为他表演的祭孔乐舞是中国古代帝王所用的最高规格———八佾，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一个字，蕴藏着“仁义礼智信”等孔子思想的深邃内涵。由于当时并非祭祀时节，山东紧急把64位乐舞生从家中召来，在德州排练。
福田参观孔庙后要对日本媒体发表感言，而中方用心地将采访地点安排在杏坛前。杏坛据传是孔子晚年的讲学场所。用福田自己的话说，这里是具有2500年历史的《论语》的发源地。
“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日本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日中两国文化的共同点。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示，日中两国一定要加强合作。”“希望日中国民之间加强交流，相互理解，增进友谊，实现共同发展。”福田在谈他的观后感时这样说。
中方的周到安排，加上孔子第74代孙的全程陪同讲解，使福田对这趟文化溯源之旅“印象深刻”，表示“一定会再来”。
虽然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参观活动仅持续了约1小时，但福田站在古老杏坛前的影像却通过现代传媒深入到了日本民众当中。随行的日本记者贾珊说，这次日本最大的6家全国性电视台全部到齐。福田此举的目的是向日本人民强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在日本得到尊重和理解。
“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心。”温家宝总理一语中的。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一直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中日两国人民不会忘记，毛泽东指出的，要把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严格区分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打开了中日关系的局面。
如今，中日民间交流即将迎来新的高潮。双方同意加强民间交流，让两国人民彼此正确地看待对方，是福田访华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规划未来
福田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北京有雾；当他离开济南机场回国的时候，是艳阳高照。
从他登上专机时的表情来看，他是带着满意的笑容走的。
他说，这次访问议题广泛，成果丰硕。日方愿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日中关系的根基。希望2008年成为日中关系迅速发展载入史册的一年。
可以说，这不仅是一次“迎春之旅”，也是一次“信任之旅”。在双方共同强调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下，福田所提的倡议基本上都得到了中方不同程度的回应，其中包括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等比较敏感的问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会见福田时说，中国从全球角度看待中日关系。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
中日在亚洲乃至全球事务中增进互信、加强协调，将使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注意到，就在福田访华之前，日美在夏威夷考艾岛附近海域进行了海上拦截导弹演习，而台湾当局某人士近期在日本公然叫嚣让日本协防台湾。
福田访华期间，首次明确表述了对“台独”的“四不”立场，即日方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入联公投”。这无疑给了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分子当头一棒。
另一方面，在中日之间尚存分歧的一些问题上，双方也进一步确认了妥善解决的立场。双方一致认为，双方政治家应担负起应有的使命，为后人铺平通向美好未来的大路。
2007年12月28日，一场小雪飘落京城。温家宝总理用“瑞雪兆丰年”来形容福田这次访问，福田的访问成果也最终印证了温总理的话。通过这次访问，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编辑：赵利根）
半月谈2008年第1期小测验
1．小测验
1、2007年12月19日，韩国（）候选人李明博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
A、统一党B、大综合民主新党C、无党派D、大国家党
2、日本首相（）2007年12月27日下午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
A、小泽一郎B、福田康夫C、麻生太郎D、安倍晋三
3、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2007年12月27日在首都伊斯兰堡邻近的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在从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A、穆沙拉夫B、阿里布妥C、谢里夫D、贝.布托
本期答案：1.D2.B3.D
半月谈2008年第1期国内外半月大事
李明博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2007年12月19日晚宣布,韩国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一压倒性优势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韩国总统卢武铉19日晚向李明博表示祝贺.
央行2007年内第六次加息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12月20日宣布，自12月21日起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这是央行2007年内第六次上调银行基准利率。根据决定，自2007年12月21日起，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3.87%提高到4.14%,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利率由7.29%提高到7.49%,上调0.18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07年12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研究了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安排部署了200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讨论稿)》.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做出了重要指示.进一步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努力方向.
国务院发文提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目标中国政府网2007年12月24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了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目标。这一目标是：2010年，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基本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2015年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使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中国发表能源白皮书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7年12月26日发表1.6万字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强调“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名义发布能源文件,详细介绍中国能源发展现状、能源发展战略和目标、全面推进能源节约、提高能源供给能力、促进能源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深化能源体制改革以及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政策措施。
贝·布托遇刺身亡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贝·布托2007年12月27日在首都伊斯兰堡邻近的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在送往医院后不久身亡.另据官方的巴基斯坦电视台报道,至少还有10人在此次爆炸袭击事件中死亡.国际社会纷纷作出反应,强烈谴责暗杀贝·布托事件.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2007年12月27日下午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福田访华是一次重要访问,对于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主席发表2008年新年贺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12月31日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表了题为《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的新年贺词,向全国各族人民,香港、澳门、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朋友致以新年祝福.
肯尼亚因选举发生骚乱
2007年12月30日,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姆瓦伊·齐贝吉以微弱多数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此后,对这一结果不满的反对党支持者以及警方发生冲突.到2008年1月5日,冲突造成300多人死亡,至少10万人无家可归.
国际油价首破100美圆大关
1月2日,受投资者担心原油供应紧张、美圆贬值以及时常炒作等因素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2008年2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在盘中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圆大关,后收于99.62美圆,创历史最高收盘价.
中国将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
1月4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并讲话.会议决定,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将于2月下旬全面开展,对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源治理设施进行普查,普查数据的分析汇总将于2008年下半年完成.
半月谈2008年第1期目录编读往来新年致读者本刊消息本刊推出“我与改革开放30年”征文活动半月评论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本刊特稿水乡旱情的背后
专题报道中国农村合作组织迎来发展的春天更多、更新、更强———农村合作组织在成长四大成长“烦恼”待破解
高举旗帜 科学发展回乡创业引领民工潮悄然转向自主创新托起京津高铁小小玉米芯趟出节能减排新路子金沙江畔新移民
政治观察
2008部委新举措（下）
前瞻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百姓关注四部法
经济纵横中国“智造”时代正在到来外资银行试点“上山下乡”
江河湖泊行黄河源头打响生态保卫战
科教国家资助政策阳光普照贫困生
走进高效农业种蘑菇致富一方人
奥运连着你我他奥运小知识
身边楷模喝的是苦水，绽放的是美丽
军事天地从军情较量看美俄新战略
文化
“南海Ⅰ号”见证水下考古新跨越
半月说法说说部分企业突击“辞工”现象
百事咨询糖在养猪中的妙用
读者之页请人代收代送邮件要谨慎
谈天说地家电下乡要迈好“三道坎”
谨防政府采购蜕变为“红包采购”
校园话题我说责任感
国际时事喜看中日关系“迎春之旅”
谁杀害了贝·布托聚焦印度导弹防御系统欧洲新三剑客“亲美”的背后伊核问题新观察独具魅力的加蓬面具
小测验国内外半月大事半月评论2008年第1期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200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研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安排部署200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显然，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基本方向，当务之急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关键之举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根本之策是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立足当前，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是突出亮点；长远来看，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始终是“三农”工作主调。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过去几年成为农业发展最好、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实惠最多、干群心气最顺的时期之一。但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滞后，农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效益偏低，农民与市民相比收入偏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一段时期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持续出现结构性上涨。为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必须稳定农产品生产，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农产品市场，进而稳定人心、稳定社会。中央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强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表明中央切实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农业自身发展来看，现代农业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必须强化基础建设，发展现代化装备的生态农业；现代农业是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必须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成为高效农业；现代农业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必须保障13亿以上人口的粮食安全，并成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途径。我国农业面临资源约束越来越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越来越大、科研应用推广越来越难、基础设施任务越来越重等制约因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农民增收形势看，城乡收入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3年增加的收入还没有城市居民1年增加的收入多。由于水电等资源能源价格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不断涨价，增收效果仍不十分明显。显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农业增产增收。
目前，农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隐忧，基础脆弱是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保持农业农村发展势头，促进农民增收，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弦要始终紧绷。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促进农业生产不停滞不滑坡，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不脱销不断档，努力实现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不大涨不大落，积极争取农民增收势头不回落不放缓，务必做到新农村建设不松懈不走样。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内涵丰富，涉及面广：
———大幅度增加农业农村投入。中央决定抓住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机，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投入。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幅度”三个字，这就表明增长幅度将大大高于往年，甚至是成倍增长。此外，中央还提出“三个调整”，即调整耕地占用税使用方向，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使用范围，确定部分资金用于乡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调整涉农项目配套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逐步减少或取消县及县以下配套。这也表明中央试图从多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不仅加大投入的范围和力度，而且改进投入的方式和途径。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突出强调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农业生产条件。其要求是“四个狠抓”，即狠抓农田水利建设，狠抓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狠抓农业机械化发展，狠抓生态保护和建设。不仅指明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抓什么，而且指出了应该怎么抓。中央强调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具体措施是“五个加大力度”，即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施力度，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持力度，加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力度，加大国家扶贫开发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讲明了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方向，又讲明了投入的要求。
———完善新农村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配套政策。中央继续强调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人才支撑，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等；特别强调切实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工作安排、财力分配和干部配备等方面体现重中之重的要求。
编者按：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确定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可以说非常及时。在人们的记忆中，湖南、江西是“水资源大省”。湖南境内，洞庭湖吞吐长江，接纳湘、资、沅、澧四水；江西境内，鄱阳湖名扬天下，赣江等五大水系浩浩汤汤。每到汛期，有时湖南、江西几天的降雨量就能抵得上北方地区全年的降雨量。然而，近年来“水乡泽国”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旱情。持续干旱，不仅对农业生产和居民饮用水带来威胁，也带来河流枯水、航运中断等一系列问题。痛定当思痛！为此，本刊记者深入湘、赣、川、渝，就农田水利设施现状进行了调研，发现除了气候因素外，水乡大旱的背后存在着诸如水利设施欠账过多等一系列问题，记者的见闻发人深省。
水乡旱情的背后本刊记者 谭剑 杨三军 程正军 郭远明
目睹“水乡泽国”之大旱
2007年12月上旬，记者在湘江长沙段看到，很多地方河床浅露，往日百舸争流的壮阔场面已然不再。由于江河流量严重偏少，水体的自净能力下降，水体污染加重。
一些缺少水源的农村饮水发生了困难。湖南邵阳县黄荆乡长乡村的村民们定量分配井水，3天分一次，每户分一担，但随着旱情的持续，就连这口“救命井”也干枯了，村民们只好到1公里外的地方寻找生活水源。
持续的干旱也危及不少湘江沿线城市的用水。北顶长江、毗邻洞庭湖的华容县，境内有通长江的8条水源，但由于水量锐减，华容县有20多万人饮水出现困难。
不仅湘中、湘南干旱显露，有“水窝子”之称的洞庭湖区干旱迹象也日益明显。南县中鱼口镇石码头村地处洞庭湖洼地，是整个湖区地势最低的地方之一，就连这个“水窝子”也在连年抗旱。村党支部书记颜正辉说，过去石码头村是淹怕了，这几年却年年旱。如今村里家家户户都买了柴油机，随时准备抽水抗旱。据2007年12月上旬的统计，湖南全省31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旱，农作物受旱面积600多万亩，因旱造成8万多人、4万多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1500多座水库、15万处池塘干枯。
遭受旱灾袭击的还有江西。江西继2007年七八月份发生全省性大旱之后，9月份开始又出现秋冬连旱，多数地区连续60多天基本无雨，江河水位持续下降，导致江西部分城镇供水紧张，抗旱形势严峻。江西省水文局局长谭国良介绍，2007年9月以后，江西五大水系和鄱阳湖地区21个水文站出现低于历史最低记录的极枯水位。
江西都昌县狮山乡下杨咀村村民余俊昌告诉记者：“去年９月以来，这里就没有下过一场能把地面打湿的雨，而入冬以来更是滴雨未下。村里60多岁的老人家都讲，自出生就没有见过秋天和冬天这么旱。湖（鄱阳湖）里的水太低太远，水抽不过来。全村上千人靠喝4口井水和沉淀的池塘水过活。”严重的秋冬连旱已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都昌县计划冬种面积是56万亩，因干旱只播种了35万亩，如今这35万亩的油菜、小麦、蔬菜等全部遭受严重干旱。
水利基础设施“半死不活”
一面是干旱日益严峻，一面是杂草丛生的水沟、垮塌淤塞的渠道、年久失修的排灌机埠……穿行于干旱下的三湘大地，记者深切感受到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严重“透支”。
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于保障洞庭湖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非常关键。记者采访中见到，作为湖区农业“命脉”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普遍超期服役、带病运行，尽显疲态。以排涝设施为例，洞庭湖区共有排涝装机67万千瓦，其中已建成的大型排涝工程36处，但这些设施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备严重老化，多数泵站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
,‘龙王沟’水库的右干渠被滑坡冲垮好多年了，至今也没钱整修，只能看着水库里的水白白流走。今年春灌时，周边1000多亩地只有‘靠天吃饭’了。”隆冬时节，在四川渠县三板乡大雾村，70岁的老农陈思安叹着气说。大雾村地处川东北丘陵地区，在去年四川遭遇的特大旱灾中，这个村未能幸免。更为严重的是，2004年、2005年、2007年，渠县还遭遇了三次洪涝灾害，当地农业生产损失惨重。
渠县水利局副局长任蛟说，全县93座水库中，只有一座是中型水库，其余的都是小二型水库，这些水库大都修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设计标准低、损毁老化严重，病险水库就有70座。全县82.6万亩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不足30万亩，其他就只能“靠天吃饭”。
渠县农机局副局长郑代明说，渠县地处丘陵地区，很多农田用水靠提灌，然而，提灌站运行情况很差，“老本”快吃不动了。全县现有提灌站约450座，能正常运行的不到150个。没有提灌站，遇上干旱年份，一方面眼看着江河水白白流淌，另一方面却无水可用。
留不住水，也是湖南、江西一些地方抗旱中最头疼和无奈的事。龙潭水库是江西乐安县城的供水来源，但几十年来只有一个简易的土坝在拦水。乐安县水利局局长王贵香告诉记者：“这个土坝只能拦蓄10万吨水，到了旱季，为县城供水都成问题，更不要说为周边农田提供水源。”
由于受到水利基础设施功能发挥极不正常的影响，湖南洞庭湖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受到制约。2007年4月至5月，洞庭湖区旱情并不算严重，却到处稻田缺水，棉田干裂，大量棉苗枯死。６月份连续几天降雨，又使得大多数棉田积水不能及时排出，棉苗大片死亡。
此外，许多地方的水利网络缺少“心脏”，抗灾减灾能力较低。丰都县是重庆市2006年特大旱灾中受灾较重的区县之一。丰都县水利局局长张承银说，丰都县各类水利工程有8809处，而中型水库只有1座，其余都是微小型水利设施。由于骨干水利工程太少，水利网络缺少“心脏”，水利设施抵御特大干旱的能力极其脆弱。2006年丰都县持续干旱70多天，17座小一型水库支持了近40天，而小二型水库、山坪塘、凼、池等微小型水利设施几乎没有支持能力，仅十几天就干涸了。重庆市水利局局长朱宪生说，重庆市有各类水利工程20.2万处，但大都是微小型水利设施，全市至今没有一座大型农业灌溉水库，仅有的52座中型水库中有一些是“有肠无肚”，全市还有837座病险水库急需整治。
水利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四大体制障碍亟待破除
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彭述明说，近10多年间，四川省级财政预算内资金每年用于水利设施建设的投资长期保持在1.5亿元左右，与财政收入增长失衡，加上通胀因素，实际是负增长。
在农业大县乐至，县水利局水利工程师谢祖国说，乐至是四川丘陵地区最旱的县之一，旱地占全县的75％，一个山头就是一个旱片死角，出路只能是建微水工程。然而，工程建设受资金不足的制约很大，以往每年只能解决两三个村，这两年省上加大了投入，每年也只能解决5个村，而全县共有606个行政村。从1999年开始搞集雨节灌工程建设，到2006年7年中一共才解决了21个村。资金安排谁先谁后，引发了不少矛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的旱涝交错灾害，暴露出当前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和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四大薄弱环节：
一是缺资金、缺人力。按照国家水利投资“分级负责，分级管理”政策，10万立方米以上、1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二型水库由乡镇一级负责投资和管护，100万立方米以上、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小一型水库由县级负责投资和管护。而兴建一座小二型水库动辄耗资几百万元，这对于“饥饿型”的县级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另外，土地承包到户，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和取消“两工”（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后，用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村提留不复存在。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逐年增多，农民投工投劳急剧减少，导致农村水利建设陷入“一无资金二缺人力”的尴尬境地。
二是“重建轻管，重用轻护”。建工程国家有补助，管工程难筹钱，这一问题造成众多输水渠道跑、冒、滴、漏严重，许多塘堰淤积严重，蓄水池无人管而干涸损坏，工程年久失修，供水效率极差，形成了“风调雨顺忘了水利，一遇灾害才想到水利，特大灾害突击投入水利”的怪圈。
三是城乡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九龙管水，政出多门”弊端。农村水利设施管护市场化进程缓慢。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解决水利设施长期缺乏管护问题，重庆市一些区县进行了以承包、租赁、拍卖等为主的经营权管理制度改革。但在推行过程中，因水库投资较大，且存在防汛安全责任，加之产出效益较低、回报周期较长，这项制度改革并不为投资者看好。
四是“重水电、轻水利”，在农村水利建设上“等、靠、要”现象突出。地方往往热衷于投资开发水电，因为经济效益显著；而在直接服务农业生产的水利建设上，等国家拿钱、靠外援支持、要财政补助的现象相当突出，缺乏适应水利发展需求的投入机制。
摆脱“靠天吃饭”困局，水利建设是关键所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别是2006年的大旱之年，四川干部群众深刻感受到有水之利、缺水之苦和无水之痛。农业灌溉方面，全省骨干工程灌区受旱面积不到总灌面的1/10，粮食生产保持稳中有升；而无水利工程的地区，受旱面积高达耕地总面积的72％，秋收粮食减产幅度高达35％~86％。
人畜饮水方面，在去年旱情最严重的时候，四川全省有近千万群众面临严重缺水困难，不少群众顶着烈日要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挑水背水。然而，老旱区仪陇县26万余名曾经饮水困难的群众，却从容度过这次特大旱灾，关键是靠历时两年建成的1.96万处“人饮解困工程”。
反思近年来抗灾减灾工作的经验教训，四川省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加快水利发展、加大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力度的问题，并列出了一整套水利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规划。2007年前10个月，四川全省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不含小水电开发）共投入资金48亿元，其中财政资金31亿元，投资额度创历史最高水平。更可喜的是，四川以产权为核心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开始突破，截至目前，全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共改制37.5万处，占总数的60％。
水利建设与管理新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四川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各地“农民用水者协会”也逐渐成为小型水利建设与管理的主体，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管水热情。目前全省共组建以“农民用水者协会”为主的用水合作组织1367个，管理灌面达244.1万亩，涉及农业人口300余万人。?
朱宪生认为，包括重庆市在内的中西部地区水利事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加大投入，探索建立以国家投入为基础的多元化水利投入机制，让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的水利存量资产“活”起来。二是在加大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国家还应加大对小型、微型水利设施的投入力度。三是在目前国家及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应推广农村用水合作组织，走“自建、自有、自管、自用”的路子，以调动社会资金投入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四是应全面推进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编辑：孙爱东 颜彦）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迎来发展的春天
编者按：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要发展现代农业，就必须把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
户组织起来，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小生产模式。培育并壮大各种类型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有助于改善农
民在生产、流通领域中的弱势地位，有助于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有助于农产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控制
。一句话，有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如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全国已有3000余万户农
民加入了15万个专业合作组织。组织起来有力量，合作组织吸引着科技、人才、金融、信息涌向农业；组
织起来有效益，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户收入普遍比非成员农户高出20%以上。
中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快速成长。面对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压力，面对国内消费越来越高的对数量,
结构以及品质要求，农村合作组织需要更广阔的空间来长大，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扶持来变强。
更多、更新、更强
———农村合作组织在成长本刊记者 王汝堂 林嵬 董学清
目前，农村合作组织正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在越来越多农民组织起来的同时，农村合作组织本
身在进行着嬗变、创新，在聚合着各种生产要素茁壮成长。
被增收与发展“逼”出的选择长镜头之一：前两年，在山东省滕州市，马铃薯每公斤只卖0.25元，当地农民含泪将堆积如山的马铃
薯埋掉。而与此同时，马铃薯在南方超市里的售价是每公斤4元钱。
长镜头之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河南省内黄县代六村就成了尖椒种植专业村。然而，种植面积的
增大和产量的增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村支书代林生说：“尖椒越是丰收，商贩越是压价,
农民在价格上没有话语权。”
长镜头之三：在山东省寿光市文家街，当地有种植韭菜的传统，按传统种植方式，韭菜根部易发生虫
害。为防虫害，农民大量使用高毒农药，导致农药残留超标。“毒韭菜”被市场拒之门外。
产销对接错位、对市场化营销不熟、产品质量无保证，这是三地农民曾经的痛苦，也是家庭经营体制
下小农经济普遍遇到的“中国式难题”。这些曾经之痛，逼迫中国农民被迫思考这样的问题：农民怎样才
能增收？生产怎样才能发展？民间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当农民发现组织起来是条捷径时，展现在他们眼前
的是“无限风光”。
现在，滕州已成立统一的马铃薯协会，联合各乡、村马铃薯合作社发展生产，全县马铃薯种植由5万
亩扩展到50万亩，销售收入近10亿元，仅此一项全县农民平均增收900多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
，在滕州这个农业大县，几乎所有农村产业都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粮食协会、蔬菜协会、养猪协会等不
一而足。
滕州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是山东乃至全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已达到15万个，从2002年到2006年的短短4年间，加入合作组织的成员总数已达到3870多万，是
2002年的7.2倍，其中农户成员3480万，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比2002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合作组织迎来发展新机遇近年来，国家各项扶持政策送来缕缕春风，合作组织“名利双收”。2007年7月20日，河南荥阳市益
民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跟祥兴高采烈地从郑州市工商局局长赵中祥手中领到营业执照，成为河南省首
家拿到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张跟祥说：“这个执照我们已盼了多年。过去，我们空顶着‘合作社
’的名，没有法人资格，光能搞生产，经营是短腿。现在合作社不光有资格申请贷款，还能承担国家的建
设项目，发展的天地越来越广阔。”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这部法律不仅给数以万计的各种合作组织集体正了名,
还明确了国家对合作社的多项扶持政策。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已制定专门文件，明确对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在财政、税收、信贷、用地、用电、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资金5.15亿元，各省级财政2004年以来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已超过4.6亿元。
农村合作组织四大新特点事实上，近年来合作组织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成倍跃进，还体现在合作质量上的多方面跃
升。在新一轮合作热潮中，合作组织凸现一系列新特点：
———合作形式多样化。合作组织多数由农村种养大户、技术能人、经纪人等牵头兴办，基层农技服
务站、供销社以及农业企业也是兴办合作组织的重要力量。在合作机制上，不仅有劳动、技术、产品的联
合，还有资本的联合；在合作的领域上，覆盖了种植、养殖、水产、林果、园艺、农机、农产品加工、农
资经营等多个方面，涉及了大部分特色和优势农产品。
———服务区域扩大化。近年来，适应扩大生产规模和开拓市场的需要，合作组织之间的行业性联合
和区域性联合步伐加快。目前山东已发展联合社、联合会等专业联合组织4000多个，占全省合作组织总数
的近16%，并出现了山东省畜牧合作社联合社等全省性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合作层次高级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单一的生产资料购买、生产技术服务等合作,
向开展标准化生产、进行无公害基地认证、品牌包装等经营领域的合作拓展，把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
生产和经营环节统一起来。
———组织运行规范化。多数合作经济组织有比较规范的章程、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部分发展较好
的合作社将所得利润按社员交易量进行二次分配，有的建立了风险基金、公积公益金，用于风险防范和公
益事业。
生产环节：破解中国式技术难题农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模式，使中国农业生产遭遇了标准化难题，农药与化肥等有害物质残留超标
给农产品蒙上了阴影。一些专家认为，如果经营体制不创新，农业标准化生产将走入死胡同。不过，在许
多地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已破解了这道难题。
在寿光市文家街，为了加强管理，当地农民成立了韭菜协会，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改用低毒低残
留农药，推广豆饼和酵素菌肥。协会还编写了《韭菜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发放到每个会员手上。
但有些菜农仍不按协会规定办事，协会后来划分小组，5户会员一组，互相担保，1户不按标准生产,
其余4户受牵连产品也不准上市。这样，技术标准推广的难题被协会一举攻克。协会还引进了抗病虫力强
的良种独根红，推广透光覆膜，实行“强控早盖”技术，使韭菜品质不断提高。现在协会会员种出的新品
种韭菜又粗又壮味道好，十几株就有1斤重，有的单株重达80克，被誉为“韭菜之王”，直接进入国际市
场。
在农业大省湖南，2007年9月6日成立了首家“种粮专业合作社”，“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聘请为
名誉理事长。这家由湖南隆平米业高科技股份公司为龙头的种粮合作社由9个基层种粮专业合作社组成,
入社农民达到3000多户，种粮面积可达到10万亩。袁隆平说，合作社就是要把农业技术和服务送到农户,
就是要把一家一户的种田变成联合式生产。
此前，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的丰产工程，即通过提高科技，种三亩田生产出四亩田的粮食。“希
望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推广先进的农业科技，早日实现‘种三产四’目标。”袁隆平说。
销售环节：“惊险的一跃”跳出花样现在，每到尖椒收获季节，代六村尖椒市场一片繁忙：市场内3公里长的大道两侧，500多间收购门市
堆满火红的尖椒，引来全国10多个省的椒商。这个豫北最大的尖椒市场，是由代六村尖椒合作社带起来的
。
合作社从农户手中收购尖椒，再将尖椒卖给外地客商。稳定住价格，就打开了产业发展空间，在代六
村尖椒合作社带动下，整个六村乡尖椒种植扩大到4万多亩，迅速形成了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尖椒市场。
抱团增量，提升在市场中的话语权，是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的传统方式。山东莒县夏庄的花生合作社
，让农民卖花生如同搞“期货交易”。农民将花生卖给合作社后，如果当时不支取现金，合作社就按当天
的市场价格打好收条，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以后一年以内的时间里随时来结算货款。
如果在结算货款当天，花生价格高于农户销售时的价格，就以结算货款当天的价格为准；如果农户收
条上的价格高于结算货款当天的价格，就以农户手中收条上的价格为准；如果农户在一年期满后仍没有结
算货款，则在一年到期之日，按一年内的最高价格自动进行结算。
在上海，郊区农民合作社“进城”与城区商业网络结合，形成时令特色农副产品展示展销平台，从而
疏通产销阻碍，缩短从田间到餐桌的距离。在浙江，省级香菇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串联起30多家合作社，形
成上下贯通的预警组织系统，能够提供香菇生产的总量预警与价格预警，有效避免了农产品生产常有的盲
目性。
融资环节：
金融合作一小步，产业发展一大步最近，在山东临沭县青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合作社，社员李洪山拿到了用于购买仔猪的2000元借款,
这些贷款的利率远低于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李洪山说，这种借款不但使用费用低，关键是手续简
单，特别方便。
临沭县利用上级拨付的75万元扶贫资金，另从5个村中愿意加入资金合作社的社员手中筹集资金80多
万元，成立了青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合作社。按照每股1000元的标准，绝对贫困户为全额资助户，直接由
政府扶贫资金每户赠予一股；低收入户为部分资助户，政府扶贫资金和农户资金各占一半；其他为全额出
资户，不予补助。这个互助资金用于支持社员农户发展生产经营性项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农副产
品加工等，借款数额最多不超过5000元，使用期限一般为3个月到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
目前，缺少信贷担保手段是导致农民贷款难的原因之一，合作组织的开拓创新为金融机构与农业的对
接提供了载体。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东后庄村是养鸡专业村，贷款难长期制约养殖业进一步发展。该村
养殖大户杨长喜、李平卫等6位农民成立了一个专为村民贷款提供担保的协会。协会成员每人拿出5000元
钱存入信用社作为担保金，农户需要贷款时，向担保协会提出申请，协会60%以上会员签字、信用社审查
后，农户就能得到贷款；农户贷款逾期不还，信用社可直接扣除协会的担保金，担保金不足时，由担保人
的私有资产作为补偿。
担保协会出现后，催生了当地农业产业化进程。嘉应观乡大刘庄村在贷款担保协会成立前，村里仅有
7户养鸡户，存栏鸡仅7000只。担保协会成立后，短短１年时间，养鸡户达50多户，鸡存栏达到9万只。如
今，以村、组为单位或以经营类别为主体的农民贷款担保协会，在武陟县呈“星火燎原”之势，显示出旺
盛的生命力。
更多、更新、更强——农村合作组织在成长
目前，农村合作组织正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在越来越多农民组织起来的同时，农村合作组织本身在进行着嬗变、创新，在聚合着各种生产要素茁壮成长。
被增收与发展“逼”出的选择
长镜头之一：前两年，在山东省滕州市，马铃薯每公斤只卖0.25元，当
地农民含泪将堆积如山的马铃薯埋掉。而与此同时，马铃薯在南方超市里的售价是每公斤4元钱。
长镜头之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河南省内黄县代六村就成了尖椒种植专业村。然而，种植面积的增大和产量的增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村支书代林生说：“尖椒越是丰收，商贩越是压价，农民在价格上没有话语权。”
长镜头之三：在山东省寿光市文家街，当地有种植韭菜的传统，按传统种植方式，韭菜根部易发生虫害。为防虫害，农民大量使用高毒农药，导致农药残留超标。“毒韭菜”被市场拒之门外。
产销对接错位、对市场化营销不熟、产品质量无保证，这是三地农民曾经的痛苦，也是家庭经营体制下小农经济普遍遇到的“中国式难题”。这些曾经之痛，逼迫中国农民被迫思考这样的问题：农民怎样才能增收？生产怎样才能发展？民间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当农民发现组织起来是条捷径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无限风光”。
现在，滕州已成立统一的马铃薯协会，联合各乡、村马铃薯合作社发展生产，全县马铃薯种植由5万亩扩展到50万亩，销售收入近10亿元，仅此一项全县农民平均增收900多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目前，在滕州这个农业大县，几乎所有农村产业都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粮食协会、蔬菜协会、养猪协会等不一而足。
滕州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是山东乃至全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达到15万个，从2002年到2006年的短短4年间，加入合作组织的成员总数已达到3870多万，是2002年的7.2倍，其中农户成员3480万，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比2002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合作组织迎来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国家各项扶持政策送来缕缕春风，合作组织“名利双收”。2007年7月20日，河南荥阳市益民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跟祥兴高采烈地从郑州市工商局局长赵中祥手中领到营业执照，成为河南省首家拿到营业执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张跟祥说：“这个执照我们已盼了多年。过去，我们空顶着‘合作社’的名，没有法人资格，光能搞生产，经营是短腿。现在合作社不光有资格申请贷款，还能承担国家的建设项目，发展的天地越来越广阔。”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这部法律不仅给数以万计的各种合作组织集体正了名，还明确了国家对合作社的多项扶持政策。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已制定专门文件，明确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财政、税收、信贷、用地、用电、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7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资金5.15亿元，各省级财政2004年以来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已超过4.6亿元。
农村合作组织四大新特点
事实上，近年来合作组织的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成倍跃进，还体现在合作质量上的多方面跃升。在新一轮合作热潮中，合作组织凸现一系列新特点,
———合作形式多样化。合作组织多数由农村种养大户、技术能人、经纪人等牵头兴办，基层农技服务站、供销社以及农业企业也是兴办合作组织的重要力量。在合作机制上，不仅有劳动、技术、产品的联合，还有资本的联合；在合作的领域上，覆盖了种植、养殖、水产、林果、园艺、农机、农产品加工、农资经营等多个方面，涉及了大部分特色和优势农产品。
———服务区域扩大化。近年来，适应扩大生产规模和开拓市场的需要，合作组织之间的行业性联合和区域性联合步伐加快。目前山东已发展联合社、联合会等专业联合组织4000多个，占全省合作组织总数的近16%，并出现了山东省畜牧合作社联合社等全省性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合作层次高级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单一的生产资料购买、生产技术服务等合作，向开展标准化生产、进行无公害基地认证、品牌包装等经营领域的合作拓展，把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生产和经营环节统一起来。
———组织运行规范化。多数合作经济组织有比较规范的章程、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部分发展较好的合作社将所得利润按社员交易量进行二次分配，有的建立了风险基金、公积公益金，用于风险防范和公益事业。
生产环节：破解中国式技术难题
农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模式，使中国农业生产遭遇了标准化难题，农药与化肥等有害物质残留超标给农产品蒙上了阴影。一些专家认为，如果经营体制不创新，农业标准化生产将走入死胡同。不过，在许多地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已破解了这道难题。
在寿光市文家街，为了加强管理，当地农民成立了韭菜协会，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改用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豆饼和酵素菌肥。协会还编写了《韭菜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发放到每个会员手上。
但有些菜农仍不按协会规定办事，协会后来划分小组，5户会员一组，互相担保，1户不按标准生产，其余4户受牵连产品也不准上市。这样，技术标准推广的难题被协会一举攻克。协会还引进了抗病虫力强的良种独根红，推广透光覆膜，实行“强控早盖”技术，使韭菜品质不断提高。现在协会会员种出的新品种韭菜又粗又壮味道好，十几株就有1斤重，有的单株重达80克，被誉为“韭菜之王”，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在农业大省湖南，2007年9月6日成立了首家“种粮专业合作社”，“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聘请为名誉理事长。这家由湖南隆平米业高科技股份公司为龙头的种粮合作社由9个基层种粮专业合作社组成，入社农民达到3000多户，种粮面积可达到10万亩。袁隆平说，合作社就是要把农业技术和服务送到农户，就是要把一家一户的种田变成联合式生产。
此前，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的丰产工程，即通过提高科技，种三亩田生产出四亩田的粮食。“希望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推广先进的农业科技，早日实现‘种三产四’目标。”袁隆平说。
销售环节：“惊险的一跃”跳出花样
现在，每到尖椒收获季节，代六村尖椒市场一片繁忙：市场内3公里长的大道两侧，500多间收购门市堆满火红的尖椒，引来全国10多个省的椒商。这个豫北最大的尖椒市场，是由代六村尖椒合作社带起来的。
合作社从农户手中收购尖椒，再将尖椒卖给外地客商。稳定住价格，就打开了产业发展空间，在代六村尖椒合作社带动下，整个六村乡尖椒种植扩大到4万多亩，迅速形成了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尖椒市场。
抱团增量，提升在市场中的话语权，是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的传统方式。山东莒县夏庄的花生合作社，让农民卖花生如同搞“期货交易”。农民将花生卖给合作社后，如果当时不支取现金，合作社就按当天的市场价格打好收条，农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以后一年以内的时间里随时来结算货款。
如果在结算货款当天，花生价格高于农户销售时的价格，就以结算货款当天的价格为准；如果农户收条上的价格高于结算货款当天的价格，就以农户手中收条上的价格为准；如果农户在一年期满后仍没有结算货款，则在一年到期之日，按一年内的最高价格自动进行结算。
在上海，郊区农民合作社“进城”与城区商业网络结合，形成时令特色农副产品展示展销平台，从而疏通产销阻碍，缩短从田间到餐桌的距离。在浙江，省级香菇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串联起30多家合作社，形成上下贯通的预警组织系统，能够提供香菇生产的总量预警与价格预警，有效避免了农产品生产常有的盲目性。
融资环节：金融合作一小步，产业发展一大步
最近，在山东临沭县青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合作社，社员李洪山拿到了用于购买仔猪的2000元借款，这些贷款的利率远低于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李洪山说，这种借款不但使用费用低，关键是手续简单，特别方便。
临沭县利用上级拨付的75万元扶贫资金，另从5个村中愿意加入资金合作社的社员手中筹集资金80多万元，成立了青云村民发展互助资金合作社。按照每股1000元的标准，绝对贫困户为全额资助户，直接由政府扶贫资金每户赠予一股；低收入户为部分资助户，政府扶贫资金和农户资金各占一半；其他为全额出资户，不予补助。这个互助资金用于支持社员农户发展生产经营性项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借款数额最多不超过5000元，使用期限一般为3个月到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
目前，缺少信贷担保手段是导致农民贷款难的原因之一，合作组织的开拓创新为金融机构与农业的对接提供了载体。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乡东后庄村是养鸡专业村，贷款难长期制约养殖业进一步发展。该村养殖大户杨长喜、李平卫等6位农民成立了一个专为村民贷款提供担保的协会。协会成员每人拿出5000元钱存入信用社作为担保金，农户需要贷款时，向担保协会提出申请，协会60%以上会员签字、信用社审查后，农户就能得到贷款；农户贷款逾期不还，信用社可直接扣除协会的担保金，担保金不足时，由担保人的私有资产作为补偿。
担保协会出现后，催生了当地农业产业化进程。嘉应观乡大刘庄村在贷款担保协会成立前，村里仅有7户养鸡户，存栏鸡仅7000只。担保协会成立后，短短１年时间，养鸡户达50多户，鸡存栏达到9万只。如今，以村、组为单位或以经营类别为主体的农民贷款担保协会，在武陟县呈“星火燎原”之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记者：王汝堂 林嵬 董学清）
四大成长“烦恼”待破解
本刊记者 林嵬 王汝堂 董学清
农村合作组织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然而，乍暖还寒，利益不协调、管理不规范、人才短缺、资金贫乏
等问题阻碍着合作组织的长大、变强之路。破解合作组织“成长的烦恼”，还需要进一步对其多支持、给
空间。
合作容易“合股”难目前，虽然合作组织面广量大，但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仍停留在合伙型、契约型等“原生形态”,
没有进入“股份制”等较高级的合作形态。
河南新乡大召营镇独联养殖协会由养鸡大户王清国创办，并注册了“新绿”牌鸡蛋商标。目前协会为
会员提供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组织销售等服务。1999年创办以来，最多时会员达300多户，年销售额
近亿元，但目前已萎缩至86户。
独联协会“越长越小”，根本原因是协会成员资金独立，联而不紧。一开始，养殖户都靠协会联系销
售，但随着养殖户规模变大，纷纷自己销售。入会时规定，每养1000只鸡交3元钱管理费，现在这个钱根
本收不起来，协会办公电话费每月要1000多元，都靠会长、副会长垫付。统一供应便宜饲料，原本是吸引
入会的一个条件，可负责供应饲料的会员，慢慢从协会中分离，成了专业饲料供应商，协会被“架空”。
王清国说，开始我们也想把协会发展成企业，联合才会紧密，但现在看来很难走通。一是大家分散时
盼联合，联起来又各顾各，农民的经营观念很难扭转。二是协会曾经想办一个批发市场，让大家赚更多钱
，吸引大家“合股”，但资金缺乏。这几年，协会没从银行贷过一笔款。为了贷款，我们找到县长，找信
用社，但由于协会是“统一购销、分户经营”，没有贷款主体，贷不到款。
河南中牟县姚家乡罗宋村西瓜合作社实行统一销售，解决了农民“卖瓜难”，但全村310户瓜农，只
有100户入社。合作社负责人宋赵成说：“合作社引来客商，总不能不让非合作社的社员卖瓜，许多人觉
得加不加入合作社都一样卖瓜，加入合作社还要交会费，不如省一块是一块。”
管理者“一方独大”
许多合作社均存在“组织利益”与“农户利益”不统一的问题，农户很少参与合作组织的管理，“一
人一票”的管理制度没有被严格执行。
河南省禹州市自1991年开始引种日本大白萝卜，一度是全国最大的大白萝卜生产基地，但近年来大白
萝卜却越种越少。在大白萝卜发展中，禹州市出现了十多家“公司+协会+农户”的合作组织，但由于大部
分协会为萝卜收购、加工企业创办，虽然能为农户提供一定的产供销服务，但在实际销售中，却屡屡出现
“公司压农户”现象。
禹州市农委一位负责人说，在收购过程当中，公司和协会往往是先赊购，再向农民付钱，而一旦销售
形势不好，公司往往占压农民资金，导致农民宁愿把萝卜卖给外地客商，也不卖给协会，最终形成“双输
”局面，合作组织最终解体。
专家指出，我国农民合作组织与国外的同类组织最大的区别是，国外的合作组织只有一个利益主体,
即农民利益，而我国农民合作组织中往往有企业参与其中，造成管理方“一方独大”。在这种格局下，许
多农民合作组织只是在生产环节联合或产销合作，而真正的合作组织应是农户所有、农户控制、促进农户
共同利益的自助组织。
缺人才少知识办合作社需要人才和知识，从当前农村实际来看，真正清楚合作社如何规范运行的人少之又少，大多
数人对如何办好合作社仍是雾里看花。如今，农村青壮年大多进城务工经商，农村留守人员以老人、妇女
和孩子为主，有些地方有办合作社的想法和要求，却找不到一个“明白人”来牵头兴办。
记者在山东莱阳市采访了解到，成立于1995年的莱阳市祝家疃村“王宇敏合作社”，是山东省由农民
入股成立的首家合作社。合作社托起了全村的蔬菜产业。然而，这家有“开创之功”的合作社后来却垮了
台，原因是村委会直选后新班子决定由村里收回合作社重新发包，农民的合作组织竟被当成了村集体财产
。
当前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工作中，应有针对性地培养合作组织人才。山东省供销社办公室副主任张荣庆
认为，与其花大力气培育个体农民，促其学习技术、研究市场，不如将精力花在培育合作经济组织人才上
。通过培育一批精干的合作经济组织人才，点燃各地合作经济的星星之火，对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将产
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资金问题还是“瓶颈”
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带领下，许多农村形成新的产业基地，但由于缺乏资金，进一步发展面临困境。河
南封丘县留光乡青堆村农民合作社引入美国树莓，个大、口感好，在当地市场售价高达每公斤60元。合作
社还申请注册了“新青源”牌商标，建立了直通北京的销售网络。然而，随着全村700亩树莓进入盛果期
，群众欢喜之余有些发愁。
由于买不起冷藏运输车辆，合作社只能用普通长途车运输，在运输途中增加了损耗。由于树莓上市期
集中，合作社只好把鲜果储存在距村18公里外的一家冷库，这样每公斤要支付1.4元的费用。
合作社计划自建一座中型冷库，总投资达200万元。到银行贷款，得到的回答是，联户担保一共只能
够贷款2万元。面对难题，一些群众想到了招商引资，但一听说是与农民合作社合作，很多企业老板就迟
疑了。一些投资者认为，合作社是农民的组织，凡事都需要经过理事或社员的通过，决策成本过高，而且
合作社每3年要换届，人事上难以相对稳定。
专家指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和贷款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
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但是，这些规定比较笼统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另外，在大多数地方，政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习惯思维是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并不是支持发展
的重点对象。近些年，山东省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每年有几千万元，落到具体的合作经济组织头
上，连毛毛雨都算不上。然而，对于龙头企业，不少地方的扶持力度却大得异乎寻常，山东一些农业龙头
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政策性银行中贷到数亿元贷款。看来，在扶持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
要深化认识，其次要创新工作思路，第三还要打造长效机制，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更有
效的支持。
回乡创业引领民工潮悄然转向
20多年前，16岁的邓立翠因为家境贫困成了安徽无为县第一批走出去的“小保姆”，带孩子做家务她一个月挣12元钱；20年后的今天，这位昔日的“小保姆”已经在家乡创办起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年产值3000多万元，带动农户9000多个。
如今，像邓立翠这样离土再返乡的创业农民工已不是少数。记者调查发现，在安徽、湖北等中西部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潮开始出现“回流”，一股回乡创业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
由进城打工到返乡创业
在安徽无为县的苍头镇，记者见到了从“小保姆”变身为“女老板”的传奇农民邓立翠。蛾眉轻描、妆容淡雅，一身职业装的邓立翠正轻声慢语地与客户讨论着种鹅的供货事宜。然而，正是眼前这个柔弱的女子用非凡的魄力，放弃了留居城里的机会回到家乡重新创业，一举成为当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北京当了3年保姆，邓立翠开阔了眼界，但没有学到什么技术。在同乡的介绍下，她来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在那里学会了养鸡、养鸭、养奶牛，很快成为场里的养殖能手。正当场领导想把这个人才留下来迁为上海户口时，邓立翠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农村创业。记者前不久来到她的种鹅养殖基地，在一排走廊式的放养场内，羽毛如雪的鹅群不停地欢叫着。据介绍，养殖基地每年有200万羽“无为大白鹅”苗鹅远销全国各地。
如今，在无为县返乡创业者比比皆是。在安徽其他的劳务输出大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方兴未艾。太和县仅去年一年返乡创业农民工就带回资金6个亿。来自安徽省劳动部门的数字显示，目前安徽全省返乡创业农民工就达70余万人。
在湖北，近几年，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也越来越多。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湖北黄冈、咸宁等10个市（州）回乡创业农民工有5万多人，累计回乡投资137.4亿元。
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回流农民工相当于当前外出农民工的23％，其中回乡创业者占回流农民工的16％。
回乡创业正逢其时
无为县的返乡创业农民工李方义早年在外靠卖板鸭生活。在这一行干久了，李方义发现鸭毛、鹅毛因为腥臭常被人废弃，但收集起来清洁干净可以向羽绒厂卖个好价钱。于是，头脑灵活的李方义瞅准这一市场，转行干起了鸭毛、鹅毛收购，后来又逐步创办起鸭绒、鹅绒加工企业，如今在浙江萧山与人合股拥有了一家固定资产达3000万元的羽绒厂。
李方义说，之所以返乡创业总觉得“叶落要归根”，在外打拼多年还是想回家乡发展。另外，因为对家乡的资源、人脉、环境都比较熟悉，创业风险要比外面低。更重要的是，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推动在外的产业“慢慢转移回家乡”。据他介绍，目前他的羽绒厂所在的浙江萧山正在通过经济手段促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仅土地价格一项就高涨到每亩30万元。而在他的家乡，当地政府为了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每亩土地仅为几万元，加上家乡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回乡创业更有赚头。
一些招商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发达地区资源的紧张和土地成本的提高，以及当地产业政策开始转向扶持高新技术企业，那些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直接带动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潮的出现。
政府实施的“凤还巢”工程也激发了农民回乡就业的热情。为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各地政府还纷纷在优化服务上下功夫，提出“全程跟踪服务”、“保姆式服务”等口号，打造适合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软环境。在安徽的无为、铜陵、全椒等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都享受和外地客商一样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游子回家引发“多米诺效应”
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了劳务输出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深刻变动，引发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多米诺效应”。
湖北省政府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董伟才对记者说，农民工回乡创业实现了由普通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转变，形成了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创业的良性互动格局，真正实现了从外出打工“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回乡创业“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
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兴办的实体，大多属劳动密集型，用工量大、门槛低，吸纳了大批专业技能相对较低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据湖北省罗田县统计，农民工回乡创业每兴办一个实体平均可以带动15人就业。湖北黄冈等10个市（州）农民工回乡创业已为家乡提供就业岗位40多万个。
返乡创业农民工带回了东部的资本、技术，促进了劳务输出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无为县40余万人外出务工已经有近1万人返乡创业。他们把从沿海地区学到的技术、投资理念、管理经验及积累下的资金带回家乡，独资或参股兴办起1200多家企业。在全县9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以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就占94家，带来的税收占到全县财政收入近70%。
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为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回乡创业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依托当地资源条件，形成以某个专项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为“龙头”的规模化经营态势。无为县董桥村黄万勇返乡创办白鹅屠宰企业，带动无为和周边几万余户农民从事白鹅养殖，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白鹅产业链，年产值达６亿元。
此外，很多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还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在无为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集中的高沟镇，道路、敬老院等公益事业投入几乎全来自回乡创业的农民工。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吕连生认为，通过外出打工，千千万万农民接受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在打工中积累了财富、技术和市场经验，回到家乡创办企业，既可以带动农民致富，又带动了家乡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此外，返乡创业农民工还将带来农村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将成为继包产到户、税费改革后，引发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又一支重要力量！
小小玉米芯趟出节能减排新路子
梁希忠 潘全柱
“农民种植玉米→企业收购玉米芯（玉米脱粒后的棒核）生产功能糖→产生生物质废渣→代替煤炭用
于发电→草木灰还田”，这条完整的“玉米芯生产链”是山东省禹城市以创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成功实践。原本是废料的玉米芯，趟出了一条节能减排的新路子。
废料变原料
初冬时节，我们在禹城市看到了这样一个壮观的场面：满载玉米芯的农用车队排成1公里的长龙，源
源不断地开进福田、保龄宝、龙力等企业院内。一位来送货的农民告诉我们，玉米芯过去都被当作柴火烧
掉，现在1吨玉米芯能卖到570多元，废物成宝啦！
在德州农村，以前玉米脱了粒，玉米芯就成了废物，大都被农家焚烧，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德
州利用玉米芯资源丰富的优势，与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发高新生物技术，用玉米芯
研制出了低聚糖、木糖（醇）、低聚木糖以及多种衍生功能糖产品。
功能糖是糖（醇）类产品的统称，以功能性低聚糖、功能性糖醇、功能性膳食纤维等为主要代表，具
有热量低，口感好，能促进和改善人体生理机能的效用。功能糖主要用于保健营养补品和食品工业，以及
化工、药品、能源等非食品工业，是新世纪的朝阳产品。如今，深受都市人青睐的“木糖醇无糖口香糖”
就是功能糖的产品之一。
现在，禹城市年产功能糖超过50万吨，带动优质玉米种植基地500多万亩。仅玉米芯一项，每年就拉
动农民增收2.6亿多元。
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理事长石维忱说：“功能糖在禹城市实现规模化生产以来，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品种最多、市场占有率最高、品牌知名度最好的功能糖生产研发基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功能糖城’。
”目前，禹城市以玉米芯为原料的功能糖生产企业，其产销量占到国内市场的80%、国际市场的25%以上。
废渣变宝贝
在禹城通裕集团新园热电公司，一车车的木糖渣、糠醛渣等生物质工业废料运进厂内，这些燃料发电
后产生的灰渣基本为草木灰，可以直接还田。
董事长司兴奎说：“这个项目属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减排类型，原料是玉米芯提取木糖醇、糠醛等产
品后的废渣，用来发电每年可减排大量硫化物及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及气体。我们企业年消化当地10多家企
业产生的60多万吨废渣，发电7000多万度，相当于节煤20多万吨。”
据介绍，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联合考察认定后，通裕集团与英国碳资源管理公司签订了7年的“废气减
排”指标贸易合同，每年换取外汇200万美元。
在过去，玉米芯废渣是纯粹的废物。山东福田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公司每年产生玉米芯废渣28万
吨，过去每年运输废渣、租用场地堆放废渣的费用就达150多万元，且造成环境污染。如今，福田药业以
每吨30多元的价格把废渣卖给电厂。据了解，生物质发电生产每度电比用煤炭节约成本0.273元，发电产
生的草木灰又是农作物的好肥料。
禹城还提出“生物炼制”的理念，龙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合作开发了“酶解工业纤维废渣
生产燃料乙醇项目”，利用玉米芯废渣生产燃料乙醇，实现了变废为宝。这一产业链既环保又经济，符合
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
在龙力公司新的生产线前，企业董事长程少博介绍说：“这是国内首条工业化纤维素乙醇生产线，两
年内公司的纤维素乙醇项目将达到年产5万吨的规模，年可消耗木糖渣20多万吨。”
在禹城，生产功能糖后的玉米芯废渣还可作为营养基料种植食用菌，从而扶持带动起1600多个养菇专
业户。种植食用菌之后的废弃物可作为肥料还田。
这样，玉米芯加工就形成了闭合式的循环产业链，实现了“从土地到土地”的完整循环，形成了“低
能耗、高产出，低排放、高效益，大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据介绍，今年以来，禹城市万元GDP综合能耗降低5%，COD、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8%、7%。德州市
委书记雷建国说：“在德州，无论是政策的制定，项目的选择，还是土地的利用，都必须注重科技自主创
新和节能减排，并以此为抓手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编辑：秦交锋）
前瞻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本刊记者 林双川
十七大提出“大部制”改革党的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特别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
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思路，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专家指出，所谓大部门体制，或叫“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
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
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十七大报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举措。
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告诉记者：“中国即将进行的‘大部制’改革，是与我国经
济、社会体制发展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条
管理。如当年的机械工业部下辖9个管理部门，有管常规机械的，有管电子的，有管兵器的，有管飞机的
……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过细，管理对象与管理事务重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
。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管理部门的改革也不断深入。1982年至今，我国先后
进行过5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1998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
院的40个组成部门，一下又裁了11个，仅保留29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这些改革为
推进“大部制”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汪玉凯指出：目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仍然有28个，而日本是12个，美国是15个，英国是17个。与成熟
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部门设置依然较多，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如
我国的民航总局管空中运输，交通部管水路和公路运输，铁道部管铁路运输，而美国的运输部包含了海,
陆、空运输，一些国家把邮电也放在运输部管辖，这体现了“大运输”的思维。再如美国农业部的职能,
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多个部门的职能，体现出“大农业”概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
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汪玉凯认为：实行“大部制”管理，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改“九龙治水”为
“一龙管水”，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大部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尽管大部制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照搬照套，需要根据我国国
情探索推进。”
谈及推进“大部制”改革面临哪些挑战时，汪玉凯分析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问题。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
的权力约束机制，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
二是党政权力对接问题。“大部制”改革最终会涉及党政部门权力的对接，必须靠政治体制改革配合
推进。近些年来，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成效显著。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是下一步“大部制”
改革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是改革的策略和方法选择。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
利益。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很重要。
汪玉凯最后强调：“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应该
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改革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
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结合。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要借助专家力量，加上民众的
讨论，经过充分论证，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改革。”（编辑：薛凯）
中国“智造”时代正在到来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和科技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十七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部署，这也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跨国公司应该主动融入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与产业合作伙伴展开密切合作，为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国“智造”提供广阔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至全球第四，进出口总额则位居全球第三。科技方面，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报告，目前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已达到GDP的1.34%，且增长很快，大约会在2009年赶上欧盟。另一份由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已开始将基础性、突破性的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
就科技创新而言，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自1978年开始，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和全球经济的一大动力引擎。但同时劳动力密集型经济难以建立起附加值高、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产品的知识产权增值能力、市场竞争力、用户认可度也都比较弱，亟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所陈述的，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就是变中国制造为中国“智造”的过程。我认为，中国“智造”就是依托于强大的制造业基础，通过赋予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的中国制造以创新DNA和巨大的智力附加价值，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欧洲、日本之后的又一个创新基地。在此进程中，信息技术和软件将发挥出巨大的推动力：研究表明，软件能够有效帮助市场创造本地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今天，中国不再只向世界输出玩具、大葱和打火机，我们在航空航天、计算机、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创新实力也在突飞猛进。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最大的家电市场、第二大互联网市场、第二大个人电脑市场，中国为相关领域的软硬件制造商、服务商、内容供应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加快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IT）以其强大的渗透力，正在给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变化。信息革命使信息采集、存储、处理以及网络化的信息互动成为现实。而这又引发了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型，让传统产业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信息化改造使其传统产业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对信息技术有着更加迫切的需求。今天，中国企业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在这样一个全球商业一体化的全新环境下，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实现无缝的沟通与协作、高效的信息搜索和共享，以及如何让信息为商业决策提供科学的支撑，成为众多企业需要应对的问题。
加快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是中国企业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在很多企业里，IT已经由原来“随业务而动”的技术手段变成为业务决策提供支撑的科学方法。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进而支持业务决策，将取代过去依靠经验判断业务走向的传统方式。
微软认为，“软件+服务”是信息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最优秀的软件和最有价值的服务相结合，利用Web2.0所提供的及时更新的成熟服务，配合丰富的用户前端体验，其功效远大于单一软件或单一服务。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向世界的今天，“软件+服务”的模式必将帮助他们将业务扩展到全球。
跨国企业当主动融入中国创新体系
今天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潜力巨大：过去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的惊人速度增长。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我们一个省的手机用户数量就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这一有别于其他任何市场的特点，既为跨国IT企业带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机遇，同时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它们仅仅把在其他国家的成功案例复制到中国，那肯定不能满足中国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因此，我们就必须摒弃那种简单照搬国外所谓“成功案例”的做法，而是应汇聚全球智慧、加强本土合作，根据中国用户的需求实际进行有针对性的研发，以此打造出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
自主创新不是自我创新或封闭创新，它应该是开放、合作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是开放的和创新的国家。在过去的近30年中，通过改革开放，跨国企业为中国带来了资本、技术进步和高素质人才，为中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中国“智造”的要求，我们要创新合作方式，充分发掘国际科技资源的潜能，进一步发挥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跨国企业该如何发挥国际创新资源的优势，为中国的自主创新事业发挥有益作用呢？
以微软为例，近年来微软通过战略投资、联合创新、人才培养、技术合作和商业机遇分享等形式，促进中国本地合作伙伴的技术进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已对包括浪潮国际、中软国际、大连华信等企业进行战略投资，还扩大了与联想、夏新等国内领先企业联合创新的规模。截至2007年6月，微软已和国内4000多家合作伙伴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是信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我们提出了“IT=IQ(智慧)+IP(知识产权)”的观点。自2003年以来，微软通过与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合作，培训了1万多名软件架构师和高级项目管理人员。未来五年，微软将继续协助中国培养一大批软件人才。
当前，微软已将中国作为在美国以外投资最大、职能最完备、机构设置最全的创新基地。2006年1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在中国研发架构趋于完善，创新更加体系化和规模化。微软每年投入1亿美元用于在中国的研发。微软还将在北京和上海投资建设首个在美国本土以外的研发园区，促进与本地产业伙伴的交流与合作。
今天，良好的政策环境、强劲的创新潜力以及巨大的内需市场已使中国成为全球关注的经济实体。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和政策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中国运营的跨国企业要遵循融合与“双赢”的思路，主动融入中国创新体系，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一部分，与本地伙伴紧密合作，为推进中国“智造”、加速产业创新而不懈努力。[张亚勤：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河源头打响生态保卫战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干流流经的第一个县。玛多县境内曾经河流众多，水草丰美，湿地广布，尤其是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达4077个，素有高原“千湖之县”的美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多年的干旱和长期以来的超载放牧等一系列人为因素，在黄河源区引发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生态危机：天然草原加剧退化、沙化，湖泊河流干涸萎缩，4000多个湖泊中半数以上干枯，越来越多的牧民群众沦落为“生态难民”。
从2003年起，一场保卫和重塑“绿色生态屏障”的战役从这里打响。为了蓝天碧水和子孙后代，当地藏族牧民响应政府号召，拖儿带女地加入了大规模“生态移民”的行列。
一位藏族老人的伤心记录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最大的一对“姐妹湖”，之后便形成干流奔涌而下，一泻千里。两湖中间，有一座叫措哇尕则的山，被当地藏族人奉为“神山”，山顶上高高耸立着象征母亲河之源的“牛头碑”。站在山顶远望，扎陵湖和鄂陵湖如同两面巨大的蓝色宝镜，镶嵌在苍茫的群山之中。
年逾六旬的藏族老人索保就生活在措哇尕则山下海拔4300多米的草原上。索保自幼喜欢绘画，草原上的蓝天白云、山水牛羊、飞禽走兽，都能给他以激情和灵感。可是在索保心里，近几十年来草原的变化使他伤心又焦虑。
在索保老人家的一面墙上，记者看到了一幅记录当地山川万物变化的水彩画。从26岁起，细心的索保就通过绘画的方式记录了当地自然气候及河流湖泊和雪山草原的变化，几十年来从未中断。
索保老人的水彩画真实记录了黄河源头地区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历程：上个世纪70年代，远山上白雪皑皑，河水四处流淌，牛羊在碧绿的草原上自由自在地觅食；80年代，绿绿的草原已变成黄褐色，一些地方的青草已经退去，露出光秃秃的黑土，雪线明显上升；90年代，大片大片的草原变得枯黄，裸露的大地上沙砾遍地，不少雪山没了雪，相当数量的小河已经干涸……
在索保年轻时的记忆里，“姐妹湖”周围的草原是全县最好的。“我小的时候，这里的牧草有半尺来高，牛羊吃得又肥又壮。可是现在，这么大的草原上却养不活家里的几十只牛羊了。没有了草原，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啊？”面对严重退化、沙化的草原，索保显得情绪低落。
由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到2000年前后时，“千湖之县”已风光不再：半数以上的湖泊干涸见底，曾经水流不断的几十条大小河流有的成了季节河，有的则彻底消失了。1998年～1999年，横贯县境的黄河源头干流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跨年度断流，且时间长达半年以上。即使在七八月草原最美的季节，映入眼帘的也是一片荒凉，裸露的河床和湖底随处可见，牛羊在半沙半草的山间、滩地上艰难地觅食，牧草看上去只是草原的一种点缀。
青草不再，碧水难寻。加之水土流失面积扩大，鼠害猖獗，越来越多的藏族牧民无法在草原上正常放牧，迫不得已背井离乡，赶着牛羊过起“流浪”生活，沦落成为大草原上从未有过的“生态难民”。
,退牧搬迁，是我们最好的出路”
母亲河源头地区传出的生态警报响彻环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加快治理，恢复生态，重塑母亲河源头绿色屏障的行动也从此拉开帷幕。
今年59岁的藏族牧民扎合津是索保的老乡，他们都是自小在“姐妹湖”畔长大的牧民。长期以来，扎合津一家和乡亲们一直在扎陵湖畔的草原上以放牧为生。2004年，他和乡里的另外149户牧民响应政府号召，作为黄河源区第一批“生态移民”，自愿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草原，整体搬迁到100多公里之外的果洛州州府大武镇，住进了政府免费提供的新房里。
,我们是为了国家生态建设而搬迁的。”扎合津快人快语地说。如今，他和家人住在一套70多平方米的新砖瓦房里，家里还有了电视机。“如果我们继续在当地放牧，过不了十几年，那里的草场就会变成沙地了。退牧搬迁，是我们最好的出路，也是恢复草原生态的需要啊。”扎合津说。
扎合津说，政府号召牧民搬出草原，并出资为牧民建房，给生活补助，这项政策来得太及时了，要不然草原还会退化，牧民们就没办法生活了。“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保护家园是我们的义务，草原要是退化了、沙化了，我们何处安家？”扎合津的邻居巴旦说道。
与扎合津一道搬迁来的牧民们给自己的新家园起了个名字：“河源新村”，意即黄河源头牧民们新建的村子。他们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能过上幸福的新生活。村党支部书记边多说，2003年，青海省实施大规模退牧还草工程后，扎陵湖乡的牧民们成为首批搬迁对象。边多说：“现在，生态保护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积极参与草原保护已经成了牧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千湖美景有望再现
前不久，玛多县副县长万玛加在电话里兴奋地对记者说：“一年来，草原上已经干涸的湖泊中有60多个又有水了！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千湖之县必将美景再现啊！”
玛多县县长当周告诉记者，从2003年起在黄河源头实施的大规模退牧还草计划得到了当地牧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在政府提供住房、生活补助等优惠政策后，牧民群众开始自愿地从草原退化严重地区向条件较好的地方迁移。
他说，2005年，国家投资75亿元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启动实施，黄河源头地区牧民群众迁移规模进一步扩大。到目前，玛多县境内已有近400户、1500多名牧民实现禁牧搬迁，310多万亩天然草原实现休牧。经调查摸底，现在还有至少600多户藏族牧民要求搬迁。
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们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大自然的性格，随着政府生态保护工程措施的不断加强，牧民们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现在，保护生态已成为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的共识。人为破坏草原、水体生态的现象已基本没有了。借助科学化的治理措施，如果天气再帮点忙，再过几年或十几年，高原上水草丰美的景象一定会重现，千湖之县一定会恢复它原有的容颜！”当周充满信心地说。
让孩子都上得起学 国家资助政策阳光普照贫困生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加大对家庭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在国家资助政策阳光的普照下，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阶段、高等教育各个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得到有效资助，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正在实现。
农村1.5亿名学生受惠
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将全面实施
2007年，“两免一补”这项已惠及广大西部农村家庭的教育补助政策，把覆盖面扩大到了中东部农村地区。中央财政为此安排资金181亿元，全国1.5亿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惠。据测算，仅免除学杂费一项，西部地区平均每个小学生年减负140元、初中生年减负180元；中部小学生年减负180元，初中生年减负230元。
保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的受教育权，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环节。为此，国家还将继续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据悉，从明年春季学期开始，中央财政将进一步提高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进一步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中央还将出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测算单价标准，并对高寒地区给予特殊照顾。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2007年～2009年国家还将新增投入470亿元。这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财政累计资助经费，将由原来的2182亿元增加到2652亿元。
据记者了解，2008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并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这项政策的实行，将为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福音。
中职资助政策深得人心
高中资助政策填补空白
2007年5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出台。根据《意见》，所有中职学校的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将获得国家助学金的资助，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国家资助两年，第三年实行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
中职资助政策从2007年秋季开始启动，得到了各地的热烈响应。除了国家助学金外，有的地方还实行了学费减免，还有的发放了其他的专项助学金、奖学金。由于上中职的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和城市低收入家庭，这一政策得到了全社会的一致好评，在减轻学生家庭负担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政策出台后，许多初中毕业生主动选择了上中职，许多休学外出打工的学生重返校园。2007年秋季，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突破了800万大关。
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中，对高中生的资助政策还有待完善。为此，前不久国家决定将由中央财政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3亿元资金，用于资助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通高中阶段的农村家庭特困学生，资助总名额是30万人，资助的金额是每个学生每学年1000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加强资助困难学生方面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措施。
高校资助政策
形成多元化态势
目前，我国高校资助政策已经形成了覆盖面广的多元化态势。
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覆盖了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惠及约1800所高校的400万大学生。另外，今年还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一政策在促进形成尊师重教风气的同时，更为农村和城市困难家庭子女铺就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进一步推进。截至2007年10月底，银行已累计审批贷款学生332.9万人，累计审批合同金额308.6亿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国家在重庆、甘肃、陕西、江苏、湖北等5省、市开展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工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就是考入大学的学生，在其家乡所在的县、区向金融部门申请无担保的信用贷款，也不需要任何抵押。由于申请方便及还款周期长(最长不超过14年)、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等特点，受到试点地区群众的广泛欢迎。
此外，“绿色通道”制度也为高校许多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解决了燃眉之急。2007年，全日制公办普通高校有42万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喝的是苦水，绽放的是美丽
──记重庆邮电大学学生高秋莉本刊记者 徐旭忠 刘鹏
她出身贫寒，却从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她年龄不大，却尝尽了人生“五味”。
她清瘦、文静，却如疾风劲草，自强不息。
她，就是高秋莉———一个从苦难中、大山里走出的女孩，重庆邮电大学法学专业04级学生。当她腼腆地站在面前时，记者实在很难相信这个文弱的女孩就是那个战胜了种种人生苦难，并赢得人们交口称赞的人。
高秋莉出生在新疆，父亲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她出生后，父亲一看是个“丫头片子”，当即就要母亲把她扔掉。母亲不答应，于是，母女俩很快就被赶出了家门。4岁那年，高秋莉随改嫁的母亲来到重庆市合川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至此，虽然生活漂浮不定，身边至少有母亲的呵护。可到7岁时，继父带母亲到外地做生意去了。从此，小秋莉几乎失去依傍，开始了一个人的、孤独困苦的童年。
为了一碗能填饱肚子的稀粥，年幼的她经常跑了东家跑西家，偶尔才能吃上一顿好心人送来的白米饭。每年，到了红苕、土豆收获的季节，她就背上箩筐，去把人家掉落在地里、路上的红苕、土豆一个一个捡回来，仔仔细细地放到地窖里──那是她近一年的口粮。能填饱肚子已属不易，但对这个孤零零的小女孩来说，最难熬的还是晚上。多少个暴雨倾盆、狂风大作的夜里，她一个人守着孤灯，警惕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夜半时分常被噩梦惊醒，只能蜷缩在被子里悄悄地流泪，不敢出声，也不敢入睡……
生活就像一块巨石，但巨石下依然有小草在顽强地生长———童年不幸的小秋莉也像别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背上书包走进学校。幸运的是，小秋莉赶上了国家“希望工程”等一系列助学措施的落实，她真圆了这个梦。
上学的机会来得多么不易，小秋莉比别的孩子有更深的体会。因此，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勤学苦读，上学路上、做饭间隙……她的学习成绩因此一直名列前茅。升初中时，高秋莉顺利进入合川城区的重点中学———合阳中学，高中又考入重庆市重点中学──巴蜀中学的宏志班。2004年，她考取了重庆邮电大学，成为家乡那个小山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采访高秋莉，她一直念念不忘国家、社会和诸多好心人对她的帮助：“希望工程”；巴蜀中学不但免收学费，每个月还发给她几百元生活补助；大学减免她一半学费，之后她又申请到了国家助学贷款；求学路上遇到的好心老师、同学的家长……
高秋莉说，人们的爱不仅从经济上接济了她，而且还帮助她从精神上站立起来。读高二那年，母亲因婚姻第二次破裂回到新疆，思想上又遭沉重打击的高秋莉一度对未来失去了希望，打算离开学校，是校长硬把她从火车站拉了回来。当时校长严厉地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高秋莉，你要记住，人不能选择怎么生，但能选择怎么活。”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她，此后，她也一直铭记在心。
如今，在高秋莉就读的大学里，她是自强不息的榜样。她品学兼优，每年都获得学校奖学金，大三时还获得国家奖学金，大四时又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与此同时，她还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典型。大学辅导员张丹说，高秋莉本可按相关规定申请每年1500元的生活费贷款，但她没有那么做，而是用课余打工来挣取自己的生活费，最忙时，她同时做了3份家教。
做家教、打工，让高秋莉每个月能够赚到600多元，但她的生活一直十分俭朴，省下来的钱，一方面用来偿还国家助学贷款；另一方面，她还悄悄地做了一件事──用一点一点归还的方式，踏上自己的感恩之旅。
在高秋莉的箱底，保存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那就是多年来人们借钱给她的小“账本”：1毛钱、1块钱、两块钱……一笔都没有漏掉过。如今，她用自己的打工所得，基本还清了这些钱。她告诉记者：“去还钱时，那些帮助过我的好心人都表示这点小钱不用还了，但我必须要还。这是我靠自己的劳动一分一分挣来的，它们凝结着我感恩的心。”
采访时，高秋莉正全力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她说，将来如果能当上老师，一定像曾经遇到的所有好心人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编辑：王秀真）
喜看中日关系“迎春之旅”
本刊记者 刘东凯
2007年的最后一周，中日两国媒体最热门的话题是中日关系。继2006年10月安倍前首相的“破冰之旅”和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于12月27日至30日来华进行“迎春之旅”，双方都期待迎来中日关系中又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
从破冰到融冰，从迎春到暖春，中日关系的回暖令世界瞩目。
回归主流
中日关系转圜的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关系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双方基于自身战略利益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此次福田访华的时机略显仓促，日方到最后一刻才通知中国外交部访问的具体要求。12月27日，福田首相上午还在日本国内开会，而他结束访华的日期定在12月30日，离日本最重要的节日元旦仅差1天。福田赶在年前访华，给中方留下一个言而有信的印象。
福田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原因，福田康夫在他访华期间做了清楚阐述：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已获得作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地位，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力量能够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日中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已经达到彼此不可或缺的地步。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部分原因，正是由于一些日本政治家未能正视这个现实，对中方率先提出的“战略对话”反应迟钝，含糊其辞。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等大国和大国集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战略对话，美国在朝核、缅甸、伊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越来越倚重中国的作用，使日本感到备受冷落。
安倍内阁调整了对华政策，提出“战略互惠关系”。福田访华时进一步提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符合时代潮流和世界潮流”，“日中两国应该正视彼此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创造性”地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些话反映了日本政界对于在新时期如何发展日中关系的深刻反思，也反映了对中日友好交往主流的理性回归。
放眼长远
值得一提的是，30年前邓小平访日时，日本政府给予他极高的礼遇，决定采取超过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的规格。
此次福田康夫首相访华，中方也给予他超规格的接待。这并非简单的礼尚往来，而是体现了中方以中日关系大局为重，从长远角度处理两国关系的战略考虑。
实际上，即使在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低点的时期，中方也一直没有放弃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但当时日方却没有做出像今天这样的回应。
而福田康夫一上台就明确表示，“日本首相不应参拜靖国神社”，比他的前任安倍更进了一步。同时他承诺不修宪，放弃了安倍提出的价值观外交。
中国领导人敏锐地观察到了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果断决策。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会见福田康夫时指出的，中日双方应“抓住机遇”，共同开创中日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的新局面。福田访华期间的最主要成果，莫过于双方约定在2008年樱花盛开的时节，胡锦涛主席将访问日本。这将是10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日本国土。日本媒体评论说，日中关系将迎来“第二个春天”。
福田康夫上任不久，温家宝总理就与他通电话。福田康夫表示继承安倍的承诺，争取尽早访华。随后，在新加坡举行的东亚峰会系列会议上，温家宝与福田康夫交谈的时间远远超过外交惯例。
在频繁的外交接触中，中国领导人反复向日本领导人阐明：维护和加强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惟一正确选择。这一点得到了福田的积极回应。“日中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时的理念，将超越时间，作为日中友好的根本而生生不息。”福田对北大学生如是说。
中日之间的高层互动就是这样推动起来的。“棒球之约”就是其中的一个生动事例。温家宝总理2007年4月访日时，与日本立命馆大学棒球俱乐部队员切磋球艺，在日本民众中引起良好反响。而时任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在学生时代曾是早稻田大学棒球队队员。于是双方相约一起打棒球。
此次访华，福田与温家宝会谈时即用“棒球之约”作开场白。福田说：“从那以后，我曾向温总理提出，我们俩再找个机会进行投球，但是没有得到回答，我希望听到您的回答。”在爽朗的笑声中，温家宝回答：“我今天回答你，找个机会我们进行投球。”福田回应：“这里面比较大，可以投球！”福田所指的“这里”，就是双方举行会谈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二天，温家宝与福田康夫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出席中日友好团体早餐会。早餐会后，中方临时为两国政府首脑增加了一项特殊安排———一起在钓鱼台国宾馆新落成的体育馆打棒球。温家宝特意穿上了那件著名的35号球衣，而福田则穿白色球衣。双方在中国大学生球员的陪伴下，先做了一些热身运动，接着就开始相互抛球、接球。在一抛一接之间，显示出两国领导人的默契与和谐。
精心安排
山东曲阜孔庙是福田康夫访华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为了让这次“文化之旅”彰显出特殊的意义，当地政府特意对孔庙进行了清扫修饰，拆除了门口的售票亭和大成殿前10根龙柱周围的围栏，就连地面上破损的地砖都重新换过。为他表演的祭孔乐舞是中国古代帝王所用的最高规格———八佾，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一个字，蕴藏着“仁义礼智信”等孔子思想的深邃内涵。由于当时并非祭祀时节，山东紧急把64位乐舞生从家中召来，在德州排练。
福田参观孔庙后要对日本媒体发表感言，而中方用心地将采访地点安排在杏坛前。杏坛据传是孔子晚年的讲学场所。用福田自己的话说，这里是具有2500年历史的《论语》的发源地。
“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日本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日中两国文化的共同点。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示，日中两国一定要加强合作。”“希望日中国民之间加强交流，相互理解，增进友谊，实现共同发展。”福田在谈他的观后感时这样说。
中方的周到安排，加上孔子第74代孙的全程陪同讲解，使福田对这趟文化溯源之旅“印象深刻”，表示“一定会再来”。
虽然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参观活动仅持续了约1小时，但福田站在古老杏坛前的影像却通过现代传媒深入到了日本民众当中。随行的日本记者贾珊说，这次日本最大的6家全国性电视台全部到齐。福田此举的目的是向日本人民强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在日本得到尊重和理解。
“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心。”温家宝总理一语中的。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一直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中日两国人民不会忘记，毛泽东指出的，要把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严格区分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打开了中日关系的局面。
如今，中日民间交流即将迎来新的高潮。双方同意加强民间交流，让两国人民彼此正确地看待对方，是福田访华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规划未来
福田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北京有雾；当他离开济南机场回国的时候，是艳阳高照。
从他登上专机时的表情来看，他是带着满意的笑容走的。
他说，这次访问议题广泛，成果丰硕。日方愿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日中关系的根基。希望2008年成为日中关系迅速发展载入史册的一年。
可以说，这不仅是一次“迎春之旅”，也是一次“信任之旅”。在双方共同强调构筑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前提下，福田所提的倡议基本上都得到了中方不同程度的回应，其中包括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等比较敏感的问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会见福田时说，中国从全球角度看待中日关系。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
中日在亚洲乃至全球事务中增进互信、加强协调，将使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注意到，就在福田访华之前，日美在夏威夷考艾岛附近海域进行了海上拦截导弹演习，而台湾当局某人士近期在日本公然叫嚣让日本协防台湾。
福田访华期间，首次明确表述了对“台独”的“四不”立场，即日方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入联公投”。这无疑给了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分子当头一棒。
另一方面，在中日之间尚存分歧的一些问题上，双方也进一步确认了妥善解决的立场。双方一致认为，双方政治家应担负起应有的使命，为后人铺平通向美好未来的大路。
2007年12月28日，一场小雪飘落京城。温家宝总理用“瑞雪兆丰年”来形容福田这次访问，福田的访问成果也最终印证了温总理的话。通过这次访问，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编辑：赵利根）
半月谈2008年第1期小测验
1．小测验
1、2007年12月19日，韩国（）候选人李明博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
A、统一党B、大综合民主新党C、无党派D、大国家党
2、日本首相（）2007年12月27日下午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
A、小泽一郎B、福田康夫C、麻生太郎D、安倍晋三
3、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2007年12月27日在首都伊斯兰堡邻近的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在从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A、穆沙拉夫B、阿里布妥C、谢里夫D、贝.布托
本期答案：1.D2.B3.D
半月谈2008年第1期国内外半月大事
李明博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2007年12月19日晚宣布,韩国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明博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投票中一压倒性优势当选韩国新一任总统.韩国总统卢武铉19日晚向李明博表示祝贺.
央行2007年内第六次加息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12月20日宣布，自12月21日起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这是央行2007年内第六次上调银行基准利率。根据决定，自2007年12月21日起，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3.87%提高到4.14%,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利率由7.29%提高到7.49%,上调0.18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07年12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研究了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安排部署了200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讨论稿)》.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做出了重要指示.进一步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努力方向.
国务院发文提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目标中国政府网2007年12月24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了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目标。这一目标是：2010年，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基本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2015年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使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中国发表能源白皮书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7年12月26日发表1.6万字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强调“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名义发布能源文件,详细介绍中国能源发展现状、能源发展战略和目标、全面推进能源节约、提高能源供给能力、促进能源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深化能源体制改革以及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政策措施。
贝·布托遇刺身亡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贝·布托2007年12月27日在首都伊斯兰堡邻近的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在送往医院后不久身亡.另据官方的巴基斯坦电视台报道,至少还有10人在此次爆炸袭击事件中死亡.国际社会纷纷作出反应,强烈谴责暗杀贝·布托事件.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2007年12月27日下午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福田访华是一次重要访问,对于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胡锦涛主席发表2008年新年贺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12月31日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表了题为《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的新年贺词,向全国各族人民,香港、澳门、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朋友致以新年祝福.
肯尼亚因选举发生骚乱
2007年12月30日,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姆瓦伊·齐贝吉以微弱多数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此后,对这一结果不满的反对党支持者以及警方发生冲突.到2008年1月5日,冲突造成300多人死亡,至少10万人无家可归.
国际油价首破100美圆大关
1月2日,受投资者担心原油供应紧张、美圆贬值以及时常炒作等因素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2008年2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在盘中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圆大关,后收于99.62美圆,创历史最高收盘价.
中国将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
1月4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并讲话.会议决定,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将于2月下旬全面开展,对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源治理设施进行普查,普查数据的分析汇总将于2008年下半年完成.
